讽谑恣肆与雅谑谨饬——试比较《写在人生边上》与《雅舍小品》的幽默风格

司马长风说 :“在现代散文作家中 ,论幽默的才能 ,首推梁实秋 ,其次是钱钟书 ,两人的散文风格也近似”① 。司马氏的话是值得商榷的。本文试以《写在人生边上》和《雅舍小品》幽默风格作比较 ,以探寻其共性和各自的审美特性。钱钟书和梁实秋的小品 ,都“有深刻而丰富的精神基础” ,“在创作过程中纵情幽默 ,……放出精神的火花”② 。他们的创作往往通过逸出常规的思维方式巧妙地挖掘出非理性的东西。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但是 ,在“同”中 ,却存在着“异”。钱钟书在议论和批评中善于从矛盾中发现为人们所忽视或所误会或所掩盖的问题。如何找…     

论现代汉语中的“通感”

“通感”是一种很有用的修辞手法。但是,以往的汉语修辞学著作却没有提到过它。 钱钟书先生在一九六二年第一期的《文学评论》上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     

钱钟书论略

学贯中西，享誉世界的著名作家和学者钱钟书走了，一切都那么简朴，就连火化了的骨灰也没有保留。然而他却给我们留下了诗集《中书君诗》、《中书君近诗》，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文艺批评著作《谈艺录》、《管锥篇》、《十七、七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选本名著《宋诗选注》、《旧文四篇》，诗歌评论集《诗歌随笔五篇》以及一些散见于报刊的文章和演说辞等世界文明的宝贵精神财富。作为作家的钱钟书，从创作数量来看，远不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那些著述等身的作家，但他那极富魅力的作品…     

对于人生的讽刺和感伤──钱钟书《围城》症候分析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３４－３６岁时写成的一部长篇小说,长时期来在现代文学史上并不被认为是一部重要作品,即使在今天,也还有人持有类似看法。前不久,在一次会上,我还听到一位日本学者说：钱先生的《围城》里都是一些玩笑,没有什么严肃的意义。首先给予《围城》高度评价的,是夏志清先生的《中国近代小说史》。八十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界对于《围城》事实上另眼相看了。九十年代以来由于电视连续剧《围城》获得了巨大成功,长篇小说《围城》成了家喻户晓的作品。现代文学学者徐乃翔曾经给我讲过钱钟书对于某些现代文学作品的看法。在…     

高长虹诗文散论

莽原社的“奔走最力者”二十年代活跃在北京文坛的《狂飙社》的主要成员高长虹,在湮没半个世纪后,近年来又为人们所忆起。1981年以来,《新文学史料》、《晋阳学刊》、《山西文学》等刊物,相继发表了一些回忆、介绍高长虹的文章,扩大了现代文学的研究领域。高长虹是在“五四”退潮时期,带着满身创伤,含着血泪“闯入”现代文坛的。1924年,他离开政治黑暗的山西,到了北京。他没有机会进大学,学习科学与艺术,又不能忍受精神的寂寞与痛苦,遂在困境中,联络友人,从事文学“狂飙运动”,并有幸得到了鲁迅的关怀培养。他积极协助鲁迅筹办《莽原》周刊,每期几乎都有他的作品。他奔走、呐喊,或孤军     

在悲喜剧的背后——论《围城》的文化与人生底蕴

<正> 一部伟大的作品如一座蕴涵丰富的宝藏,人们似乎永远无法穷尽它.《围城》就是这样一部巨著.它以其无法抗拒的艺术魅力,超时空地吸引着读者,又以其深厚隽永的内涵不断地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作者钱钟书以调侃、戏谑的笔调,无所不在的嘲讽,使作品充溢着强烈的喜剧色彩.然而,读者掩卷之后,感到的却是无法释怀的悲哀.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那么,《围城》这部悲喜剧撕破的是什么?毁灭的又是什么?在作者所叙述的几个人物的令人又喜又悲的人生和爱情故事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文化和人生底蕴?学贯中西、博古通令而又有着惊人的人生智慧的学者型作家钱钟书,超越了特定文化的局限,以一种深刻的批判眼光,对中西文化进行了独具慧眼的评判.同时,他又从哲学意义上对人生价值和命运作了最深层次的探索.《围城》是钱钟书“对特定的社会人生和历     

词义系统性考察与汉字规范化--以《聊斋俚曲集》里的"慢"与"漫"为例

《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了“慢道”、“慢说”和“漫道”、“漫说”两个词条。同时,我们发现《聊斋俚曲集》里也有“慢”与“漫”两个字形,而它们所代表的意义既有不同又有交叉。从词义的联系性和系统性出发,对俚曲集里“慢”和“漫”的实例进行考察,发现“慢”、“漫”都作为同样的两个词的书写形式而存在。作为学习和使用汉语典范的规范型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忽视了词义的系统性,在词条的收录上存在不确切现象,并且牵涉到了汉字的规范化问题。     

‘文化大革命’与形而上学

被冠之以“文化大革命”美称的十年浩劫,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次社会大倒退。它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是无法估量的。今天,“文革”虽然已经结束数年了,但它在人们思想上造成的混乱,却没有完全得到澄清和矫正。它的一些政治观念和思想方法,至今仍然留存在很多同志的脑子里,给我们     

严羽风格论的历史地位

先秦时代人们对诗歌的社会作用的认识 ,已经比较全面 ,但对诗歌风格方面的认识 ,还很肤泛。到了汉代的《毛诗序》,指出了诗歌的风格与其产生的时代密切相关。汉、魏时曹丕《典论·论文》进一步指出了风格与作品体裁的关系 ,陆机《文赋》又加以发展 ,他们同时还注意到了风格与作家个人气质之间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中有多篇涉及到风格问题 ,并以“八体”概括作品的风格 ,表明这时人们对风格的认识已经比较深入了。同时的钟嵘在《诗品》中 ,则以“溯源流”的方法 ,指出前后代诗人在风格上的联系。唐代对诗歌风格的分析 ,更加细致 ,以致有“十九体”、“二十四品”之多 ,但完全意义的风格论还没有出现。严羽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 ,在反对宋诗的不良倾向中 ,深入分析了唐、宋诗风格的不同 ,对诗歌风格进行了全面地、深入地论述 ,在风格的辨析上 ,已经力求做到没有“毫厘之差”,从而建立了比较系统的风格论 ,表明古典诗学的风格论 ,在严羽《沧浪诗话》中 ,已经完全成熟了。     

论《世说新语》与选本

选本是从一人或若干人的著作中选出精华篇章而编成的书。鲁迅认为《文选》与《世说新语》是古代流传至今最为盛行的两部选本,前者作为选本没有任何争议,而后者则不同。《世说新语》共1130则故事,既有完全摘录于前人作品的内容,也有在前人创作基础上的润色与加工。《世说新语》在组织结构上首创三十六门,并成为《世说新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世说新语》的这些特点既有符合选本的地方,也有违背选本之处,因此《世说新语》不是典型意义上的选本,也不是典型意义上的专著。     

一副清凉散:读《谕儿钟书札两通》

３０年代初,正是二十几岁的钱钟书先生天才挥发崭露头角的时候,外间时有议论钟书先生的文章学问均在同是学者的父亲“老钱”先生之上。钱钟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先生（１８８７－１９５７）,字子泉,也是当时声名遐迩的学者,所著《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近百...     

"易"之三名与"诗"之三题--论钱钟书《管锥编》对易学、诗学的阐释

经钱钟书的阐发，“易”之三名被赋予了现代意义。其价值在于肯定了汉语的思辨特征，并将古代思辨哲学与西方阐释学相互打通而获得“阐释之循环”的现代方法论意义。诗之三训，诗与乐，诗之含蓄与寄托同样被赋予了现代意义，是感悟与思辨相结合的典型范例，廓清了诗学研究中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这些不仅体现了钱钟书汰虚课实的严谨学风，更体现了他以“打通”为特色的学术境界，是他治学思想与方法的具体体现。。     

论屈原与宋玉——兼论文赋的形成问题

<正> 刘勰在《文心·辨骚》中曾以屈、宋并称,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也说“窃攀屈、宋宜方驾”。可见,在前人的心目中,宋玉在辞赋史上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但是,在现代的一些文学史著作中,宋玉的地位却一落千丈了。而在有的戏剧中,宋玉竟成了“软骨头”和“小丑”。我并不认为屈、宋可以齐肩,仅就屈原是辞赋的开拓者,宋玉是继承者这一点来说,屈原就要高一个头。但是,宋玉在辞赋史上的功绩,也是不可没的。宋玉的过于被贬低,是由于人们对屈、宋的关系,对他们的作品的评价都存在抑扬失实之     

围城:现代生存困境的隐喻--解读 《围城》、《倾城之恋》和《边城》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张爱玲与钱钟书创作了三部以“城”命名的小说:《边城》、《倾城之恋》、《围城》。这三部小说避开了时代大潮面前的政治选择,冷静观照整个人类生存困境和现代工业文明侵入后的道德沦丧,沈从文、张爱玲和钱钟书虽然背向中国现代主流文学,却与整个20世纪现代哲学思潮相适应。“三城”以现代小说的形式,对我国这个文明古国提出了更深的精神与人类命运的思索,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主题样本。     

“无理而妙”新论

<正> 在中国文论史上,清代词论家贺裳总结前人创作经验,提出了“无理而妙”的理论,并列举唐李益《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和宋张先《一丛花令》结句:“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为例(《皱水轩词筌》)。贺裳而后,对“无理而妙”的论述很多,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从深度上看,这些论述多囿于典型范例的罗列与介绍,缺乏从理论的高度俯瞰其审美内蕴;从广度上而言,这些论述仍然局限于贺裳所论及的中国古典诗词范围。事实上,“无理而妙”     

论庄子语言表达方式的特性

先秦散文的绚烂文采,多样化的风格历来为人们所公认。庄子散文在诸子百家中更是独树一帜,精采绝伦,在语言表达方式的运用上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郭象在《注庄子序》中称其为“百家之冠”;马叙伦在《庄子义谊序》中誉之为“辞趣华深,度越晚周诸子”;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亦论定“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庄子散文历来为人们所推重,庄子散文的语言风格特性更为人们所重视。它不仅开启了中国古代文学浪漫主义发展的     

论“所”为结构助词及其实用意义

关于“所”字结构的“所”的词性归属问题,虽经长期讨论,但至今仍然没有统一的认识。主要的两种意见,即“所”为代词和“所”为结构助词,由于前者来源远、影响深,致使后者不容易被人们接受,但是经过反复比较,我们还是主张后者而放弃前者。     

《尚书》旧解新证二例

20世纪以来,新材料的发现和新方法的引入对传统经学考据冲击巨大,一些聚讼纷纭的小学问题因学者注意力转移而被搁置.这些问题历代经师所论缜密、扎实,久争未决仅仅因为旧有手法和文献的局限.今天我们的条件已远胜前人,完全可凭材料之便和工具之利重新审视以解开这些积久的疑团.本文利用现代音韵学和古文字学的方法,解决了中国最古老的文本之一《尚书》中纠缠难明的两个问题:《洪范》古文本的原始文本应当是“思曰睿”,而非自汉以来相传的“思曰容”;《洛诰》奇字“蘉”的本字应是金文的常用词“蔑”,而非前人认为的它字.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为“用新材料和方法回答传统经学问题”作一示例.     

世谛文字中的华严楼阁——论苏轼文与《华严经》之关系

关于苏轼文与《华严经》之间的关系，钱谦益提出的“苏文有得于《华严》”说关注到了一个前人未曾注意的问题，即苏轼《司马温公行状》《富郑公神道碑》这类看似与佛教绝无关涉的史体文在文章形式上与《华严经》的相似性。他因此十分推崇苏轼此类文字，其同乡后学也有不少人继承了这一观念，并认为此类文字乃苏轼“大文章”。但在传统评价中，苏轼长于策论而短于叙事。钱谦益的观点与苏文的传统评价产生了分歧，因而并未被时论所接受，他效法苏文而作的碑传文也颇受后人诟病。     

《墨经》“时”、“久”辨

《墨经》中“久”对时间已作了完整、严密的界说,这几乎成了现代治墨者的定论。但总览《墨经》全文,可以发现众人之说竟大谬不然。“久”并非《墨经》所界说之时间,而只是“久”、“时”二者互相发明,从而阐发了时间的一些根本特质。 传统结论所依据的经文是众所周知的: “久,弥异时也。” (《经上》);“久,合古今旦暮。” (《经说上》)。 经文以“时”说“久”,“时”是种概念,“久”是属概念,前者宜从属于后者;然而《经说上》又云;“时,或有久,或无久”,是以“久”说“时”,逻辑从属关系与前相反,这是一个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