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西湖

常言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其实,与其说许多人知道杭州,不如说许多人知道西湖。我总觉得杭州西湖是那样令人神往,充满了古老而灵秀的色彩,所以我便常常由苏轼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联想到白居易的“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我之所以喜欢西湖,只是因为一个故事——白娘子的故事。一个痴情女子的故事,一个凄美而浪漫的传说,一个千年等一回的绝唱。它与西湖一样,是多情的,是动人的,也是伤感的。西湖的断桥,西湖的雨伞,西湖的金钗,都使我感慨万分。一条小小的白蛇,经过深山中千年的勤修苦练,终于脱胎换骨变成了美丽的…     

“不解丹青追世好”——苏轼论艺术创新

苏轼反对文学创作的雷同。他写的《答张文潜书》中有一段人们熟知的文字: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 此则王氏之同也。”这一段文字是批评王安石的。王安石的一些散文,言辞犀利,说理透彻,不失为好的文章。苏轼认为,他的毛病“在於好使人同己”,要求天下人的文风和自己的一个样。这就使得文坛象盐碱荒滩,黄茅白苇,一望无边,十分单调荒凉。     

《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     

杭州西湖非明圣湖考辨——兼论“西湖”名称的沿革

近来浙江省出版的一些书刊上,介绍杭州西湖名胜的许多文章,几乎都认为古代的明圣湖就是今天的西湖.又《光明日报》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第一版《伟大的祖国》栏内登载的《春到西湖》说:“杭州西湖是我国著名的游览胜地,汉时称明圣湖,唐后始称西湖”.新编《辞海》在《明圣湖》条也说:“古湖名.即今浙江杭州市西湖”.     

“以诗为词”析——兼评苏词对词体革新的意义

苏轼在北宋词坛上是一位杰出的大家,他以豪放俊爽的词风出现于纤巧轻靡之风盛行的词坛上,“一洗绮罗香泽之态”(《题酒边词》),使读者和其他作者耳目一新,他高举革新的大旗,开拓了词的领域,开创了豪放词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后来的论者对苏词,每有微词,如与他同时的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评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及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再如《苕溪渔隐丛话》引《王直方诗话》说:“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     

秦郎笔下饶姿态 底事轻訾“女郎诗”——评秦观诗

秦观是北宋后期著名词人,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他像苏轼一样,多才多艺,但其他成就多为词名所掩。他善写赋,苏轼观其所作《黄楼赋》,以为有“屈宋才”。又长议论,吕本中说“无一言乱说,观少游五十策可见”。他的书法亦大有可观,被黄庭坚誉为“妙墨”。而他的诗,更为时人所重,王安石“谓清新似鲍射”。评价秦观,主要应研究他的词,但其他方面似亦不可略而不论。特别是他的诗并非毫无可取,但自元好问讥评以来,人多以“女郎诗”目之,无形中对他的诗抱完全否定态度,这种     

苏轼论自然感兴的审美创造

一苏轼关于文艺的审美特征的思想,基本上是道家的,其核心则是道家的因任自然论。苏轼认为,诗文是由于作者有触于中而自然、必然发于咏叹的产物,那是不能自己,必然要勃郁而见于外的。他说:“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苏轼在这里推翻了一个世俗的传统观念。人们常常说,某人能写好文章。其实,好文章不是哪一个有写文章技能的人随时能写出的,不是他想写篇好文章就能写得出来的。关键在于要看他是不是有不     

晁氏文人与苏轼交游考

晁氏家族是宋代享有盛名的文学世家,晁氏文人同文坛领袖苏轼保持着亲密而持久的师友关系,晁补之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不过,在同苏轼的交游活动中,晁端彦在晁氏子弟和当时文人中都堪称捷足先登。其子晁说之同苏轼的交谊可以媲美晁补之。晁咏之、晁载之等也曾受到苏轼的奖掖。晁补之拜谒苏轼的机缘要追溯至其父晁端友那里。晁氏子弟同苏氏后人也保持着“奕世之好”。弄清晁氏与苏氏的关系,对于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十分必要     

智对动物联

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朋友聚会,言谈之间,他对宰相王安石的新法有所抨击。一次,苏东坡回京办事,王安石请他到后花园,说：“东坡兄,今天我们不谈政事,专谈楹联好吗？”苏东坡微微一笑,说：“请王大人赐教。”     

苏轼在杭州的方外之交

苏轼一生,有过许多方外之交。录在苏轼诗文集中的佛门弟子、道界逸人,有名有号的就不下百人。其中有些方外人士,和苏轼的交谊确乎非同寻常,一朝知遇,终身契合,成了苏轼宦海浮沉中重要的精神侣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苏轼一些如影随身的方外之交,大都和杭州有缘。苏轼曾经两度     

苏轼两次任杭思想之比较

苏轼自熙宁四年(1071)至熙宁七年(1074 )通判杭州,自元祐四年(1089)至元祐六年(1091)出守杭州,其间相隔十五年.这十五年中,苏轼经过了人生的大沉大浮大落大起,思想有所变化,前后两期在杭的创作内容艺术风格也有所不同.苏轼出守杭州的诗文中多次说自己出处似乐天,“我似乐天君记取”,①“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②这是了解苏轼前后在杭州思想变化的重要依据.这绝非是想把两位作家作简单的类比,两位作家思想不同,性格各异.苏轼尊儒并深染佛老思想,乐     

苏轼的“辞达”说

苏轼没有专门的文学理论著作,但在他的散文作品中散发着许多重要的散文创作理论。本文讨论了其中有关散文语言表现形式的“辞达”说。苏轼借孔子“借达而已”说提出自己的主张,要求不刻意修饰,却能准确把握自然之神韵,达到“随物赋形”、“文理自然”的境界。同时,在自身的创作中,苏轼也是如此实践的。     

我国西湖有三十六处

我国西湖并非杭州一处。据统计,全国共有36处西湖。清《冷庐杂识》中说:“天下西湖三十又六,惟杭州最著。”这36处西湖,在《永乐大典》中有记载,其中浙江9处;广东、湖南、四川各4处;福建、江西各3处;河北2处;广西、云南、湖北、河南、安徽、山东、陕西各1处。真可谓“西湖遍天下”。而风景较为著名的除杭州西湖外,还有安徽阜阳西湖、福建闽侯西湖、湖北天门西湖、浙江严州西湖、广东惠州西湖。我国西湖有三十六处@劳川     

西湖在日韩——略谈风景转移在东亚文学中的意义

正一、前言西湖堪称为中国东南海岸的一颗明珠。其湖光山色之美,周围许多名胜古迹,以及历代文人韵事传说,早已誉满中外,成为人们神驰心仪的对象。清代王啅《西湖考》云:"吾杭西湖,名胜甲天下,其盛自唐宋迄今,笙歌画舫无虚日,甚至异域亦有披图而歆羡者。"王氏又列举当时全国各地被称为西湖者约五十多所,其中不少为模仿杭州西湖而取名西湖,如浙江龙游县西湖则:"宋马天骥拟杭州之西湖开此,以备游览。"此外,扬州瘦西湖、北京圆明园福海以及颐和园昆明池等,亦皆以仿照西湖而闻名。     

《苏曼殊年谱》(七)

曼殊1910年6月8日自爪哇致高天梅信:“昨岁自江户归国,拟于桂花香里,趋叩高斋,而竟不果”。柳亚子《苏和尚杂谈·曼殊和我的关系》:1909年9月,“我到上海,时曼殊正从日本返国”。 赴杭州探望刘三(季平),住西湖白云庵。 柳亚子《苏和尚杂谈·曼殊和我的关系》:1909年9月,在上海,我去看曼殊时,“他却到杭州看刘三去了,竟不曾相见。所以我寄怀他的一首诗,是:‘无端避面春申浦,去逐刘三共酒杯。直把西湖作西子,鸱夷一舸未归来。’(《寄曼殊西湖》)此时曼殊仍住白庵,后来给人家赶还上海。”     

吴越王钱鏐与西湖

吴越王钱鏐是杭州历史进程中重要的人物,他偏安杭州,"保境安民"的政治举措得到了人们的肯定和赞赏。西湖山水是杭州的标志,西湖理应成为钱鏐关注的重要内容。文章主要从钱鏐由平民发迹为吴越王的故事入手,着重于分析发迹故事与杭州西湖的发展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钱鏐偏安杭州的事迹,彰显了西湖独特的山水文化精神,也为西湖山水文化提供了新的养料。     

叶梦得与苏轼——兼与王安石比较

叶梦得是两宋之交著名的政治与文化名人,作为蔡京的“门生”,被卷入北宋新旧党争之中,也因此常常被指为“绍述余党”。故“党熙宁,抑元祐”,就成为攻击叶梦得的主要罪证。本文择取新旧两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王安石与苏轼,窥探叶梦得与他们的关系及其评价。事实上,叶梦得与苏轼及其后人、门人和追随者之间存在着诸多学缘、血缘和情缘的复杂关系,其对苏轼学术渊源的秉承、生活旨趣的趋同和文学创作的规模,无不渗透出一股浓浓的“景苏”情结。相比较而言,叶梦得与王安石之间没有这样的复杂关系和特殊的“情结”,不过,在叶梦得的心目中,王安石和苏轼同是伟人,并无明显的轻重厚薄之分。     

苏轼与杭州诗僧诗文酬唱及其相互影响

苏轼与杭州多位诗僧有着不解的诗文情缘,参寥、辩才、维琳、惠勤、惠思、清顺等都是他的方外之友。苏轼在莅杭之时才形成如此规模的诗僧交往群落,这与苏轼所处的现实政治环境、其思想上的佛老意识和杭州的客观环境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杭州诗僧对苏轼的人生观、世界观、诗文创作和诗文理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苏轼也对杭州诗僧的诗文创作和人格操守产生影响。     

补白两则

邓拓同志曾于1960年来镇江,与了《古京口吟》十二首,原载《镇江日报》,《邓拓诗词选》中收了六首,文字也略有改动.其中有一首《咏东坡玉带》:“坡公玉带古如新,睹物难忘舌辩人.佛印设题奚足道,何妨空处坐空身.”诗中有个故事原来是这样的;苏轼有一次去杭州途经镇江,到金山寺方丈室看佛印,说要暂借和尚的“四大”作坐处.佛印问他:我和尚“四大本无,五蕴非有”,你何处去坐?东坡一时语塞,答不上     

“狗联”谈趣

2006年,农历是丙戌年,生肖排列属狗,俗称“狗年”。狗年说“狗联”,妙趣横生。北宋时,苏轼与佛印和尚是好友,常在一起饮酒、吟诗、作画。有一次两人泛舟河上,谈笑之间,苏轼突然指着岸上笑而不语。佛印和尚顺手看去,只见对岸有只狗正在啃骨头。佛印领会苏轼在挖苦他,不动声色,随印将手中题有苏轼诗的扇子扔到水中。于是,四目相对而笑。原来两人斗趣对谜联,即：“狗啃河上(和尚)骨；水流东坡诗(尸)”。这副“谜联”分别用了嵌画和谐音双关的手法,既生动形象,又含蓄幽默,可见两人属对水平之绝妙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