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明代进士同年录

明代进士同年录产生于成化、弘治年间.通常为该科同年进士自行编刊.初刻后,往往还会重刻,甚至三刻以上,以纪实历.它作为古代的一种通讯工具,具有较强的社会功用,是封建社会推行和维护纲常名教的重要手段.与明代进士登科录一样,明代进士同年录也是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及明史的重要原始文献,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但二者在诸多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明代《进士登科录》考误

依据记时更为准确的《明实录》和当事人文集等相关文献,可以确证建文二年、天顺元年、嘉靖四十四年《进士登科录》所载个别读卷官籍地、勋号、散阶之误;把殿试结束后新晋之勋号、散阶载为读卷时就已拥有,当是主要致误之由。依据《会试录》及时人所载当事人的墓志铭,可以确证《进士登科录》所载个别进士的中式年龄之误。其中正统时期1处,景泰时期2处,成化时期3处。进士瞒报中式年龄,当是致误之由。其他方面也存在疏讹,刊刻疏忽和进士误报上三代直系亲属履历当是主要致误之由。     

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

进士统计是科举制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各种文献对明代进士录取人数记载不一,现在学者对此又缺乏必要的考证,以致不能得出统一而确切的统计数据.充分利用明代登科录、明实录、各科题名记等第一手资料,是获取准确数据的前提.在考证中,必须注意会试录取和殿试录取人数的不同,而进士统计必须以殿试录取为准.依此标准,明代共取进士89科,实际总数为24 595人.     

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与其他版本之比较

作为科举制度的实物遗存,明代进士登科录是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及明史的重要原始文献。将宁波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和其它版本相比较,从中发现各版本的优劣,以便在利用过程中取长补短,发挥其最大价值。     

明代禹州进士考

河南禹州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但自南宋以后渐趋"沉默"。考察明代禹州的进士数量,可以了解当时禹州的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明代禹州共有进士36名,在河南各州县中居于前列。所有进士中,景泰以前仅有2名,正德和嘉靖年间进士数量则达到了高峰,此后则逐渐减少。     

徐州明代进士考

依据史志文献,首次按登科先后次序对明代徐州（包括属县丰县、沛县）、邳州（包括属县睢宁）24名进士之姓名、籍贯、科第、仕宦、行迹、著述等进行考证,对进一步研究徐州地方科举文化具有一定意义。     

明代解元考中进士的比例、年龄与空间分布

明代各直、省乡试共应产生解元1 278人,大致占明代举人总数的1.25%。解元考中进士者602名,占确知解元总数的50%,高出明代举人考中进士平均比率26%;各直、省解元中进士率以浙江和南直为最高,达70%以上,而广西仅为21.8%。各直、省解元和解元进士空间分布的广泛程度与其科举的发达程度呈正比;南、北直隶俱有外省人考中解元和解元进士者,北直分别占其解元和解元进士总数的41%和36.2%。明代解元考中进士的平均官年为32.24岁,比一般进士的平均官年小0.53岁;而其实际平均中式年龄则应为33.9岁,对改善明代官员队伍的年龄结构和活力状况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     

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版式、结构及体例

明代进士登科录是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及明史的重要资料。其版式、结构及体例皆有固定的格式,通常包括五部分:"玉音"即礼部关于本科殿试的奏疏、皇帝圣旨及殿试诸执事官的职名,"恩荣次第"是殿试、传胪、张榜、上表谢恩、诣孔庙行释菜礼及国子监立石题名等一系列活动日程,"进士家状"按名次先后罗列进士本人及其家庭状况,"御制策问"即殿试策题,"进士对策"即第一甲三人进士殿试对策。     

明代汝宁府进士总数考辨及影响因素

关于明代汝宁府进士群体的具体人数,历来文献记载错讹、遗漏较多。据现存文献资料以及前人学术研究成果考证,明代汝宁府进士包括双籍和卫所籍在内,共有345名。其中,中第进士数量较多的时期主要集中于嘉靖、万历两朝,光山、光州两地区进士的数量居多,占明代汝宁府进士总数的28%。仅仅通过经济、教育因素论证其对该地区进士数量时空分布变化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汝宁府所属各州县进士数量分布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文化发展水平并不成正比,移民因素、士子专经化问题是影响该地区进士群体时空分布差异的深层次原因。     

山东省东明县文物保管所藏明版《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述论

本文介绍了山东省东明县文物保管所收藏的明版《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并利用《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对《明史》和《明实录》进行了校勘,进而探讨了明代《进士登科录》的文献价值。     

唐代京师地震及唐人地震观

唐代地震具有时段上的典型性,同时,京师地区具有典型的区域研究价值。为探讨唐代京师地震的特征,分析唐人在同地震接触过程中逐步形成和树立的地震观,运用文献分析法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唐代290年间,京师地区共发生地震34年次,唐代京师地震具有明显的时段性,连续性地震偏多,且地震的破坏力较大;唐人的地震观主要表现为地震的天人感应观,这是主流观念,其固定的认知模式是系列的因果关系:君主“人政乖错”-阴阳五行失调-“天地见眚”上天示警-发生地震-君主修政“体励虔恭”-“变异自消,休征可致”;柳宗元对地震成因的解释表现为地震的自然成因观,但并不盛行。唐代京师地震具有典型的研究价值,唐人可能已经不太认可天象与地震的关联,并重新构建了天象与地震的关系:与地震有密切关系的是某些具体星辰运动和亮度的变化,其他星象变化不能够引起地震;相较于汉代,这是认识上的进步。     

清末京师图书馆发展述略

清末京师图书馆的倡办,有三个至为关键的人物,首先是侍郎李端棻,再就是罗振玉,最为关键的是学部尚书张之洞。京师图书馆成立后,在清末短短的两年多草创期间,除了解决人事、关防印信、经费等基本问题外,还在图书收聚等方面成绩显著。此中原因,与馆长缪荃孙有关。清末京师图书馆草创的基础,为民国后的对外开放、飞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大晟府词人江汉与南宋诗人江朝宗考辨

衢州之江汉与句容之江汉实非同一人。考衢州之江汉,字朝宗,浙江衢县人,曾任大晟府制撰官,学界所称“大晟府词人”者即此人;而句容之江汉为绍兴十二年进士,江苏句容县人,与秦桧为同乡。衢州之江汉因于政和六、七年间任密州通判时与秦桧有同僚关系,故学界误以衢州之江汉与句容之江汉为同一人。又学界常误以衢州之江汉、句容之江汉与南宋江朝宗为同一人。今考南宋名“江朝宗”者实有三人,即“括苍江朝宗”、“临海江朝宗”、“临川江朝宗”。括苍江朝宗主要生活于乾道、淳熙间,浙江丽水市人,曾任剡县主簿,吴芾、范成大均有诗送之;临海江朝宗,字平仲,浙江临海市人,嘉定十三年进士,嘉熙三年任平江府教授;临川江朝宗,名江汇,字朝宗,江西临川市人,绍兴六年左右任荆州教官。       

《全宋诗》拾零

依据近人徐乃昌《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所著录的宋代石刻材料,考核《全宋诗》相关内容,辑录佚诗25首,可补《全宋诗》之缺。     

吴翌凤《经史秘汇》考略

吴翌凤为清代著名藏书家,藏书以手钞本为主,多为当时未刊珍本,吴氏将这些钞本辑成《艺海汇编》《古香楼汇丛》《秘册汇丛》《学海丛编》等十余部丛书。《经史秘汇》亦为吴氏所辑丛书之一,内容以医学书目为主,此书实即吴氏《秘册汇丛》的子目书籍,被另取书名《经史秘汇》而成他书。该丛书收录多部孤本医书,并首次完整抄录了清代温病学家薛雪的《温疟论》内容,具有重要的医学临证价值。     

汉代皇宫宿卫运作制度

汉代是中国古代皇宫宿卫运作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较为系统、周密的皇宫宿卫运作制度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其中宫省制度严格规定了皇宫宫殿和省中等各处的出入和活动准则,不仅如此,皇帝出行和宿止皇宫之外时,同样需要严格执行宫省制度;符籍制度用查验门籍和合符等方式确保经常出入皇宫各宫殿人员的准确性和正当性,临时出入皇宫者需要有柴传或引籍;更值制度以宫卫令等法令规范宿卫职官和卫士的宿卫时间、宿卫方式、宿卫职责、值卫交接等以保障皇宫宿卫的高度严密性;警跸制度规定在皇帝出行过程中宿卫职官和卫士需要以警戒和清道等方式护卫皇帝及其属车,保持高度警惕,以戒不虞;静室制度规定对于皇帝准备宿止的处所,由静室令负责预先对其进行严格清查,排除一切潜伏的危险因素,保证皇帝居止处所的绝对安全。这些具体的规章制度相辅相成,不仅使汉代的皇宫宿卫更为规范,同时成为汉代皇权安全的重要制度保障。     

由《麻尼台》看井石的创作

本文以井石的《麻尼台》、《张八爷淘金记》等作品为对象,探讨了他的创作风格。认为作者对乡土的挚爱使他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但是过于狭隘的眼界也影响了其创作。     

论清初定都及其历史意蕴

从赫图阿拉到北京的都城运动对于清王朝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时空跨越和历史转折。定都北京,使清王朝势力由关外一隅迅速推向全国,由一个地方政权迅速变成统一国家的统治者。由满洲之君变成了华夏诸民族的皇帝。定都北京是中国都城发展的向心运动。符合中国古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对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以及北京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并使北京在民族大融合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清朝都城以京师为根本、以“三山五园”为补充、以避暑山庄为“行在”、以盛京为后院。构成了不同于以往的都城发展格局。     

清中期至民国蔚县地方演剧活动管窥——以202条戏楼墨记为中心的考察

从清代嘉庆二十年(1815)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的135年间,蔚州本地以及来自大同府、张家口、京师、直隶中部等地的126个作为商业主体的戏班,为了维持生计以及实现盈利甚至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蔚州56个村庄演出了324个以战争主题居多的戏曲剧目,其中既有本地的社火、秧歌、道情,又有河北梆子和北路梆子。作为早期影响因子之一,从事长途贸易的山西商人之中的部分群体的经营及其商业扩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山西同乡戏班的在外演出活动以及梆子戏在异地的传播;最晚清代中期以来,在蔚县的山西商人是该地梆子剧种流行的不可忽视的基础要素之一。     

不信教的教匪：鲁西北地方社会与宋景诗的“反叛”（1861-1870）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受连年不断的旱涝之灾的影响，鲁西北农民的生活条件异常恶劣。又因为黄河的改道和运河漕运的废止，引起了鲁西北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一系列变迁，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但是面对这种局面，官府回应无力，反而愈发腐败，加剧了当地人们的不满和恐慌。脆弱的生态环境和人口的大量闲置，再加上区域内的农民世代相沿的习俗，都有利于农民形成好勇斗狠、乐于为匪的心理，容易走上“反叛”的道路。宋景诗是一个江湖人士，与秘密教门联系密切。因为自己蒙受冤狱，他组织亲友参加了秘密教f-]发动的“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