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礼乐与理性精神之形成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理性时代的开端，其重要肌质是礼和乐，基本发展动力是礼与乐的张力互动。周民族的祖先信仰以及由之形成的人鬼崇拜和农耕情结，构成了基本族性，它为礼、乐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周礼“损益”殷礼而来，其实质不在于礼仪、礼器、礼制、礼义的革新，而在于理性精神对商代的非理性传统的改良。周乐德性内涵的确立动摇了长久的巫性传统，以乐器、乐官、乐舞为内容的雅乐制度构成了理性精神的现实保障。周代理性精神至少表现为以祖先崇拜为标志的人鬼信仰、以秩序性为征象的社会管理、以德性和谐为目标的人性追求。     

从玉器看先秦礼制的发展

礼制是古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和重要内容。先秦是中国礼制发展的奠基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史前时期是礼削的产生阶段,夏商时期礼制初步发展,到西周礼削进入成熟阶段。而玉器作为一种独特的礼制物质承载体,与礼制之间关系密切,不同的玉器及其组合可以体现出每个阶段礼制内容的变化、发展。     

东晋婚礼议题所见大小传统的对话与较量

婚礼不贺与不用乐是先秦礼制。东晋朝廷出现的贺婚及婚礼用乐与否的礼学议题反映出了礼文化中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对话与较量。在这场持续了几十年之久的较量中,朝廷对于民间的贺婚与婚礼用乐的礼俗由最初的拒绝到最后不同程度地加以接受,这显示出小传统具备强大的生命力。由此可见小传统民间礼俗是引导晋代礼制,尤其是婚礼制度变革的主要动因。     

以文化结构三层次说研析远古至春秋礼的演进

将文化结构三层次说与礼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结合,可知礼的发展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延及夏商物质层面的“礼物”,到西周以周公为代表制作礼乐文明的礼制,再到以春秋战国之际观念层面礼义的探讨三个阶段,将文化的发展从物质而制度而思想的演进与礼从“礼物”、礼制、礼义的—对应,既可以得出历史和逻辑演进一致的结论,也可以研析礼在先秦三个发展阶段的特征.     

论先秦儒家对礼制合法性基础的理论构建

面对因天命陨落而产生的礼的合法性危机,以礼制秩序为追求目标的先秦儒家,为重建礼制合法性基础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孔子以"仁"释"礼",开启了从人道角度为礼寻求内在合法性基础的先河.孟、荀殊途同归地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从"性善论"出发,以人之内在本性为前提进一步确立以人道原则为礼制合法性的理论基础;荀子以"明于天人之分"的天道观表达了对人道原则的彻底贯彻与对天命统治的彻底否定,他从"性恶论"出发论证了"制礼"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不仅进一步确立了人道原则为礼制合法性基础,还将人道原则转换成具体的社会生活,为先秦儒家礼制思想走向现实政治并成为独尊的政治意识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古礼学的内在层级与逻辑结构（上）

礼义、礼仪、礼制、礼度是上古礼学的内在层级,也是其学说得以建构并付诸实践的保证。其中体现的逻辑关系是：礼义概括礼的本质特性,是礼仪、礼制调整的内在规定,而礼度正是体现这些规定性的理论空间和实践尺度。礼仪是礼在天人、朝政和人伦交往中程序性的活动,礼制则是在礼器形制、数量方面的规定。四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从理论层面、程序过程、器物使用和调整原则等四个方面维持了礼的运行,使之成为延续数千年并不断更新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行为。     

绍续明礼:清顺治朝国家礼制的"汉化"转向

入关后,已有的满洲礼制不能满足现实政治扩张的需要,顺治朝开始全面继承明朝礼制,在祭礼方面最为彻底,基本上移植了明朝祭礼格局与祭仪模式,在嘉礼方面立足已有之制,吸收明制进行改进、补充与新创,军、宾、凶礼相对改动较少,但也呈现出明显的"汉化"趋势.顺治朝继承明朝礼制的根本动力是大一统政治的需要,通过继承明朝的"五礼"体系,重塑清政权的礼制合法性,完成了向大一统帝国礼制的转交.顺治朝随着汉礼的全面加入,满洲礼制逐渐呈现收缩之势,汉礼开始超过满礼,成为主流,清朝国家礼制发生了"汉化"的重大转向,成为清代礼制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转变.     

说晏子“麋鹿之裘”——兼论《晏子春秋》的礼制问题

晏子衣麋鹿之裘,是其节俭的一种表现,后来注家不了解当时鹿裘作为下品之裘的地位,而试图以儒家舆服等级制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其说难从。《晏子春秋》与三《礼》时代大致相当,但彼时礼制变化剧烈,三《礼》内部不能一贯,《晏子春秋》兼具史书与子书的双重性质,这些因素使得二者礼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形态。《晏子春秋》中对于礼制的记录和探讨,不仅可以印证儒家礼制,更可以补其不足,可视作先秦儒家礼学向两汉经学(尤其是齐学)礼学的过渡环节,影响到了后来儒家某些重要礼制的形成。     

儒家“礼乐”文化与“诗言志”

儒家的诗学方向,基本上是围绕"礼--乐"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方向而展开的.探讨儒家以"礼--乐"为核心的文化是使"诗言志"成为中国诗学传统的主流根本原因所在,并由此而揭示先秦儒学思想的根本精神对于中国诗学源头--"诗言志"研究的意义.     

高丽王朝凶礼制度分析——兼论对唐、宋制度的效法

在中华先进文化和礼仪文明辐射下,朝鲜高丽王朝(918-1392)为实现儒家礼治政治目标,效法中国制度进行大规模礼制建设,作为中国礼制核心内容——五礼制度之一的凶礼也在高丽朝初具体系与规范。高丽凶礼条目共十一项,主要是国恤、丧葬和服纪制度,其内容与形式既体现了对中国制度的效法,又因本土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家庭结构等的特殊性表现出儒佛杂糅、缘情定礼的自身特点。高丽凶礼建设具体而真实地反映了朝鲜半岛为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王权,意欲实行政治文化礼治化、社会伦理思想儒家化的历史过程。     

两汉时期的"制礼"运动

两汉时期的儒生对"制礼"之事情有独钟,"制礼"风潮终两汉而不断.两汉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制礼"高潮,汉代的礼制基本上就奠定于此.在汉代社会的"制礼"过程中,由于汉儒坚持"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原则,导致了儒生与君主以及不同儒生群体之间持续的价值冲突.汉儒的"制礼"实践体现了他们对礼乐"制度化"的追求,折射出了"儒"法"斗争的历史背景,同时也表现出了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特质.     

《唐律疏议》之不孝制度——“得意忘形”

“唐律一准乎礼”是四库全书对唐律特征所作的一个经典性评价.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唐律“一准乎礼”的定评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唐律中不但存在大量不依礼制律的“阙文”,而且存在一些不尽合礼的“异文”,这些“异文”在执行中难免变形,乃至成为“具文”.实际上,系统研究唐律不孝制度,就会发现“阙文”、“异文”以及“具文”的存在反而是唐律“一准乎礼”的最好例证——得礼义之意,忘礼制之形,“得意忘形”因此“更准乎礼”.     

论商周时期的射燕之礼

殷商时期的射礼与燕礼已较为成熟,某些仪节可能是周代礼制的源头,两者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不过,商人在射前或射后是否行燕礼,甲、金文中虽已见蛛丝马迹,但还很难据下断语。宗周时代,燕礼与射礼配合而行已是非常普遍的行礼方式。因主要目的是行射,所以射中之燕往往存在两个特点:一是仪式较正式燕礼简化;二是完整的燕礼被射分割为两部分,射前行正献之礼与射后的旅酬、无算爵、无算乐,以及为感谢助礼者而"息司正"之礼。传世礼典文献对射与燕礼的记载,已得到出土青铜器铭文的证实。     

平等与富民：谭嗣同早期宗法礼制思想析略

礼制是维护宗法制度稳定运行的要件。谭嗣同早期宗法礼制思想以议礼为主，在“器体道用”观指导下进行的对晚清社会没落宗法与异化礼教的批判是其思想主线。从“继别为宗”结构下失衡的尊亲关系出发，他初步提出“不分嫡庶，皆称别子”的宗统设想；通过溯源“为人后”到兼祧制的历史与礼典根基，他批判晚清独子出继与兼祧引发的社会乱象。他变通的宗法观旨在提升个体的平等，“复于古”的礼观又将富民的民生问题放置于礼教之先。最终，以倡民权、兴民生为旨归的宗法礼制思想显现出“礼情并蓄”的人文色彩。     

王船山乐以“发情”致和之和谐思想——兼论礼、乐致和之异同

运礼致和,因和而乐(le),和者乐(yue)之所由生,乐(yue)备而和昭。乐备和昭源自于礼乐互用而致和,乐以发情以致和,因为乐以治心,乐以昭和。礼、乐致和区分度明显:因礼而和是以礼调适人之心、性、情,调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致和,礼主阴,系"抑情"而和;而乐以致和是以礼之调适致而后的喜悦之情的表达,乐主阳,因"发情"而和。乐以致和是礼之调适而致和后的更高层次上的和谐。     

礼经建筑空间的政治叙事

空间叙事理论作为叙事学的前沿理论受到叙事学界的关注.从文化角度理解叙事,并把古代文化典籍从现代学科分类的割裂与遮蔽中解放出来进行跨学科研究,会发现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存在大量的空间叙事资源和空间叙事问题.本文对产生空间叙事理论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礼经"做研究,提出古代<周礼>、<仪礼>和<礼记>存在大量的空间叙事资源.礼经的空间叙事从建筑切入,规划了礼制"辨方正位"的建筑空间格局,建立了礼制国家的空间正位之治,规定了礼制身份的空间方位之礼,确立了礼制等级的空问高大之贵.礼制用建筑的空间布局建构礼仪制度,以建筑的恒常特性维护礼制的固定不变,使之成为政治伦理文化的常规.礼经的建筑空间叙事是在时间序列中进行的,政治叙事的空间理论转向为艺术的空间叙事理论.     

高丽礼制研究

高丽礼制建设是适应朝鲜半岛统一国家中央集权政治要求、加强君主权威的重要举措,是朝鲜半岛政治文化转型的开端与标志。高丽礼制建设主要借鉴了中国唐宋制度,其架构了五礼体系,同时又纳入了佛道"二氏礼",形成了特殊的礼制格局。高丽礼制的实施产生了一定的政治、社会功效,在朝鲜半岛礼制建设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在朝鲜半岛儒家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春秋丧葬礼研究——《左传》变礼研究之一

学界研究《左传》礼制,将其作一整体看待,失之粗略,不利于梳理西周礼制从春秋到战国初的演化情状。春秋时期社会激烈变化,西周王室衰落,作为维系宗周社会稳定的种种制度,尤其是礼制出现与周礼相异的变礼,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以晋文公去世为界将春秋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较多承袭西周礼制,后期变化较大。春秋丧葬礼主要涉及敛奠礼、奔丧礼、安葬礼,以及与丧葬礼密切相关的丧服。总体来说,涉及对周王的丧葬礼仪有降等趋势;涉及一般诸侯或其他贵族的礼仪则保留为多,但也有部分呈降等趋势;而对大国强国所行用的丧葬礼仪,有保留西周礼仪等级乃至提升等级的情况,显示出霸权政治下礼制变化之特色。     

两汉礼制发展之比较

在中国礼制史上,两汉礼制虽然比较粗糙,但开辟了礼制建设的新时期,奠定了其后近2000年以礼治国的基础.两汉历史上有过3次制礼高峰,但每次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汉武帝时期制礼重在郊祀、宗庙等祭祀鬼神的礼仪,西汉末年托古改制量在国家制度的制定,东汉初期的制礼重在仪礼等社会成员名分的维护.在两汉礼制同中有异发展的背后,隐含着大一统帝国的真正形成.     

宋代官方礼制实施情况考述——以《宋史·礼志》为中心

《宋史·礼志》所载宋代官方礼制的实施情况,包括官方礼制实施的前提、依据和实施情况三方面。其中,官方礼制实施的前提有稳定的政局、一定的财力等,官方礼制实施的依据有祖宗旧制、前代之制等．而官方礼制实施的情况则主要有礼制与实施条件吻合、部分吻合和不吻合三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