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保险经纪人的法律监管

保险业在中国刚刚起步 ,而保险经纪人更是在最近几年才开始发展起来 ,在保险经纪人的法律监管中由于经验不足 ,出现了专业保险经纪公司以非分支机构的形式在异地展业造成监管困难、市场退出机制缺失、信息披露的不完全等漏洞。针对这些问题试图提出解决办法 ,从而进一步完善对保险经纪人的法律监管。     

商业银行监管困境化解的法律路径探析——以“原则监管”与“规则监管”的协调实施为中心

金融市场上内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和负外部性问题要求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实施有效监管.我国银行监管机构实施的传统的规则监管模式缺乏应有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在实践中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监管困境.原则监管模式以概括性的原则作为主要监管依据,既能够确保监管的有效性,又赋予商业银行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并可降低合规成本,代表了银行监管模式的发展方向.基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与当前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国目前并不具备全面实施原则监管的条件.可行方法是针对商业银行业务经营的不同领域和银行金融产品的特点,将原则监管与规则监管协调实施,互为补充,探索化解商业银行监管困境的合理路径.     

食品安全问题的法律对策研究——行政监管的视角

当前我国在食品安全领域出现了非法使用农药、抗生素和食品添加剂等许多问题,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现有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管体制落后、人们不懂法等。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要从这些主要原因入手,特别要从行政监管的角度采取相应的措施。     

论中国法律传统的价值导向——以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为视角

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由来已久,对中国法律传统的价值导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法本位上的义务本位取向,民商法领域的“重农抑商”传统和诉讼观上的“无讼”理想。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可以使我们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去更为细致和深入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     

中国碳金融监管法律规制的对比分析与优化路径：以“双碳”目标为视角

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日益推进,碳金融作为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手段,其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发展时间较短,缺乏对监管理念、监管主体以及碳排放权等基本法律理论的深入研究,法律制度尚存在完善空间。因此,在明确界定碳金融监管理论问题的基础上,优化监管法律制度和监管模式很有必要。本文首先对“双碳”目标下的碳金融进行法律溯源分析,阐述了碳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和监管模式。其次,本文对比分析了欧盟和国内碳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现状,寻找对我国碳金融监管有益的法律制度经验。最后,本文通过全面剖析目前我国碳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困境,结合我国碳市场的发展阶段和需求提出了碳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路径。本研究有助于明确碳排放权法律属性及碳金融内涵界定问题,并为完善我国碳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提供可行的参考建议。     

我国影子银行监管法律问题研究——以票据融资为例

影子银行是从事具有信用、期限或流动性转换功能的类传统银行业务,且不受或仅受较少监管的金融中介。违反《票据法》真实交易规定签发票据,在法律无相应系统性与区域性风险控制与监管的非正规金融体系内转让票据和从事此票据融资业务的中介机构,均属影子银行范畴。以票据融资为例对我国影子银行监管中存在的包容保护理念缺位、监管制度缺失、相关法律法规缺失问题进行现状和原因分析,建议我国确立包容保护监管理念,构建配置优化、综合权衡的监管框架,健全机构监管和工具监管,完善相应配套法律法规。     

刍论证券投资基金及其经济法律监管

阐述了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特征,基金的分类以及不同类型基金的不同特点.针对基金市场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重点论述了对基金市场的监管问题,提出严格执行上市基金信息披露制度、基金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制度等制度建设的建议.     

和谐的中国法律文化——以法律文化转型为视角

本文在分析了中国现代法律文化的现状的基础上,指出当代的中国法律文化转型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中国的法律文化应该转型为一种和谐的法律文化,并进一步尝试阐述了这种转型的途径。     

中国民间金融的法律监管问题

民间金融作为一种非正规的金融形式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突出,但由于对民间金融一直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监管,民间金融极易产生巨大风险,影响金融市场的安全与稳定.2011年温州民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民间金融的监管问题再一次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关注.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完善应遵循适度干预原则、经济安全原则、平衡协调原则;采取赋予民间金融合法地位,建立健全市场准入机制与市场退出机制,对民间金融实行分类监管等措施.     

外资银行审慎监管法律机制的创新——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三周年

全球金融危机余波未平,金融监管始终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现以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3周年为背景进行分析,并提出审慎监管法律机制的创新应以内部控制评估法律机制为基础、以操作风险监管法律机制为难点、以信息披露法律机制为保障,实现这三个法律机制的有机结合的建议。     

女性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汉律为视角

女性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密切关系:女性强化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男尊女卑的基本性格;女性促进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进化;保护女性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民主性之精华.     

金融集团的法律监管研究

金融业融合化趋势的发展使得同时经营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金融集团大量涌现 ,传统的金融监管的方式、方法与手段已难以适应对金融集团的监管需要 ,需要从整体衡量金融集团的资本充足性 ,加强管理人员的适宜性监管 ,建立监管者信息分享制度和协调员制度等方面加强监管。从长远看 ,金融业的融合化、集团化应为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目标 ,这需要在依法推行的前提下 ,逐步试点稳妥推进。     

论食品安全行政监管权的法律规制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行政监管权力运行失范阻碍了监管效果.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政府从包揽食品行业一切事务管理中逐渐退出,从直接控制转向市场监管.在转轨过程中,食品安全行政监管权力必须合法及合理配置,并且在权力运行中,应从信息公开、行政程序、行政问责及评估体系等各方面对其进行规范和制约.     

生物疗法监管问题及路径探索——以“魏则西事件”为视角

生物免疫疗法作为当前医学科研热门,其监管问题随着“魏则西事件”进入公众视野。从最初的审批制到目前的备案制,生物疗法实际上一直处于“零”监管状态,从科研到临床应用的决定权基本掌握在医院手中,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良好的监管状态有利于科学的进步,尤其在涉及到公民生命健康权利的医学领域,更是十分关键。文章结合国内外立法现状及经验,以研析更适于目前国内的生物疗法监管路径。     

论西方传统社会对中国法律的误读——以西方比较法学研究为视角

在西方主流比较法学文献和法学研究中,都将西方法律作为正统,摆在主导地位上。从人类社会法治文明的进程来看,中华文明五千年之久延续不断,朝代盛衰更替,法制持续发展。但大多西方学者认为,法律在中国传统社会不占主导地位,并且认为中国传统法律专制主义、集权主义特征明显。实际上,中国法律在传统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而独特的地位,显然是西方传统观点对中国法律地位存在认识偏差。西方社会对中国礼法结合的法治文化少有清晰的认识,对中国法治模式理解不透彻。中国法律只有面向现实与未来加快发展才能消除西方误读。因此,中国应该重视通过比较法学研究,不断提升法制建设的自主性和独创性,重视对内积极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对外重视加强互信协作、促进安全稳定的能力,不断提升中国法律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技术侦查”法律解释若干问题评析——以法律解释学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在"侦查"一章中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将一直处于秘密隐晦状态的"技术侦查"措施法制化,体现了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的平衡。然而法典相关规定过于抽象、概括,亦存在立法疏漏。为使立法得以贯彻实行,法律解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从实然层面分析,有关"技术侦查措施"之法律解释条文问题丛生,就适用案件范围、批准条件与程序、种类等问题的解释要么照搬法律条文,要么逾越立法自行创设制度。通过对"技术侦查措施"之法律解释条文进行批判性分析,以点带面,揭示整个刑事诉讼法揭示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反思。     

试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问题

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外资银行监管工作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的立法,但由于各种原因,其监管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如何加强外资银行的法律监管,已成为当前我国立法研究的主要课题。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中国将于今年底完全放开国内金融市场,到时跨国银行将大举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因此,深刻剖析其基本理论,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中国外资银行监管的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对目前中国境内外资银行的法律监管问题做了初步探讨。主要研究了外资银行监管方面法律法规的缺位问题和监管中法律手段的现实操作问题 ,结合对有关法律法规的深入分析和研究 ,提出建立一个完善的系统的外资银行法律监管体系的几点建议     

谁是“法律上的利益”者——以日本撤销诉讼的原告资格为视角

撤销诉讼是日本行政诉讼中最具有历史沿革性的诉讼类型,1962年颁布的《行政案件诉讼法》实行撤销诉讼中心主义.撤销诉讼的原告资格是指作为撤销诉讼的诉讼要件,能够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处分或裁决的资格.《行政案件诉讼法》第九条规定,撤销诉讼只有对于请求该处分或裁决的撤销具有法律上的利益者才可以提起,即以具有法律上的利益为判断原告适格的标准.     

资格刑预防再犯功能的审视 ——基于从业禁止入刑立法考量为视角的展开

从业禁止在入刑之前,刑罚预防再犯的功能屡受质疑.从业禁止在入刑之后,其性质受到广泛争议,以非属资格刑的意见居多.从业禁止通过剥夺犯罪人从业资格来预防犯罪人再犯是从业禁止入刑的一种立法考量.在未来可能将从业禁止增设为资格刑的背景下,需要思考诸多的逻辑问题.刑法的保障性更多体现在评价体系和刑罚报应功能上,而刑罚预防再犯的功能却未必能够为其他部门法律提供最终的保障.由此可以理顺资格刑在预防再犯功能的合理形式:资格刑只适宜被规定为附加刑且立法形式可更加灵活,资格刑预防再犯功能的实现不能仅依靠针对资格刑的立法,还需其他方面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