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学者王源的经世思想及其学术命运

作为遗民子弟,清初学者王源早年受父亲和师友的影响,推崇忠孝,尊王而斥程朱;在结识李塨、颜元后,治学开始摆脱程朱、陆王相争的束缚,从制度层面探讨治国经世的方略。然而终其一生,困顿潦倒,所学无用武之地。其学术思想反映了清初经世致用学试图摆脱程朱、陆王相争的趋势,而未见其用的学术命运则凸显了颜李学术在清初学术重建中的困境。     

张惠言经世思想:经学与词学之统合

嘉道之际,经世思潮与考据学风并存。作为清代第一流的经生,张惠言是清代考据学代表之一,但他的研习宗旨已经摆脱了乾嘉偏重学术文献考证的局限,具有强烈的用世之心。他企图全面恢复虞翻周易学说,并进而研习郑玄礼学,目的在重现圣人之道而实践之。也正是他的经世致用意识,直接促成常州词派理论的建立。虽然张惠言的词学理论相比前人并无多少创新,但由于嘉道之际,国事衰落,儒家用世传统轰然而兴,而张氏视词为解决社会危机的工具之一,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得到大批常州士人揄扬,使常州词派逐渐取代浙派成为晚清词坛的主导者。     

晚清“经世文编”的知识分类:一种理解西方科学的方式

作为近代经世思潮发展的产物,自贺长龄的《皇朝经世文编》行世以后,晚清社会出现了一股赓续“经世文编”的热潮。“经世文编”成为审视晚清接引西学知识的重要维度,尤其是“文编”学术纲目之衍变,从中学传统的六目过渡到近代科学之门径,显现出中西学术相互纠葛的历史轨迹及西力东侵对传统经世学术造成的巨大冲击。此外,“文编”接引西方科学所形成的对“算学”的看法以及学用分途“重通轻专”等知识分类方式,也展现了“本土”因素对西方知识的接纳所产生的影响,由此可以管窥这一时期士人关于西方科学分类的逻辑,以及对西方科学的理解。     

《经世大典》的修撰与元中晚期的朴雅文风

《经世大典》是元代中叶由奎章阁学士院领修的大型政书,由于元文宗对奎章阁学士院的政治期待和政治倚重,它的修撰几乎成为奎章阁学士院体现其政治影响,并借其政治影响力而发挥文坛领袖意义的分界性标志。而由撰修《经世大典》所确立的朴雅文风,通过奎章阁文人们的文坛影响在元代中晚期产生了深远影响。     

存国以重宗庙：公羊学“祭仲行权”义理发微——兼与《孟子》比较

在公羊学中,“祭仲行权”可以是一个伦理学问题,但更多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实际上,《公羊传》之所以提出“祭仲行权”,就是为了以“借事明义”的方式阐明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则：君死国亡之际,存国以重宗庙。而在公羊家的解释中,从董仲舒《春秋繁露》言祭仲“重宗庙”,到何休《春秋公羊解诂》言祭仲“知国重君轻”,其中义理皆本于此。睽之于《孟子》,何休论“权”虽然出于《公羊传》,但对《孟子》“权”说亦有所资用。然而,孟子合于《公羊传》者,实在于其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政治主张,这才是何休资其“权”说以释“祭仲行权”的缘由所在。     

我国商人登记制度之检讨与重构

商人登记在商法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直接决定着商人人格的确立。当前我国的商人登记立法存在着诸多问题，改革的方向是制定统一的商人登记法，由商主体主营业地工商机关对商人进行登记，继续坚持强制登记主义等。通过这些改革措施，重新建构我国的商人登记制度。     

梁武帝之倡儒与萧梁经学之复兴

梁武帝＂本自诸生＂,自幼受到严格的儒家礼法教育,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修养。梁武帝潜心经学研究,对儒家《五经》皆有著作,阐发新义,成为国子学及地方官学的讲授内容。梁武帝重视儒学教育,设置了一整套的学校教育制度,并以＂经术取士＂,他甚至一再到国子学考察生员,鼓励破格取士。梁武帝倡儒,注重制礼作乐,修五礼,定雅乐,获得了＂专事衣冠礼乐＂的称誉,使萧梁成为南朝经学极盛之时期。     

毛奇龄《推易始末》与清代汉学之复兴——清学史源流的一个新认识

近人多以惠栋为清儒中首倡"汉学"概念者,但早在惠氏之先,毛奇龄已有论述.且毛奇龄通过对《易经》的研究,申说"推易"思想,对汉学予以重新发明,这对后儒复兴汉学作用甚大,堪称清代"汉学"的启蒙性人物.     

论书院初兴与中晚唐士人转型及儒学复兴之关系

唐代书院之名最早出现于唐高祖武德年间,真正具有教育性质的书院实源于山林寺院.唐五代书院主要由地方士人和地方家族创办,表明中唐以降地方士人和地方家族具备了掌握教育资源的能力进而有了获得政治地位的可能.地方士人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已经异军突起,这正好折射出唐五代时期士从世家大族向地方士人转型的特征.习业书院的士人习古文读经典又不限于章句,自觉阐发儒经精义以求救世治乱,这既凸显了儒家士人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强烈的拯时淑世精神,也说明崛起于书院的地方士人受到了当时儒学复兴这一时代新风气的影响.     

社会学的品格和国家与社会关系之框架

社会学是为解决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整体危机而诞生的一门学科.这决定了社会学关注结构与秩序、寻求社会与政治整合的学科品格.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群体化生活方式之一,其本质属性在于塑造和维持一定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秩序;而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指的是国家之外的非政治领域.经由洛克、黑格尔等人的发展,国家与社会两者的关系被认为是社会结构与秩序的重要来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及相关的市民社会、法团主义等理论契舍了社会学的品格,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与秩序,但需要保持一种本土化警觉.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出人意料”的现象之一。对此,学界提出了“传统的发明”、“国家-社会关系”、“宗教市场”三种解释模式。本文认为,解释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不能将宗教现象还原为“政治”或“经济”等其他范畴,而应将之视为一种自成一类的事实,一种人的基本条件,同时应充分理解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对 “宗教”的塑造过程。中国农村的宗教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这一塑造过程之外,因此,可能存在着尚不为学界所充分认识的社会机制,有着提供本土理论的潜力。本文认为,在世俗化理论和市场理论之外,应该尝试使用“礼物模式”探索这一社会机制。     

权利、道义视阈下之正当防卫与见义勇为

在实践中围绕着正当防卫及见义勇为的纷争在1997年刑法相关条款修改后仍没能停歇,凸显着在相关立法和司法上仍存在较大问题。其主要焦点仍在于几点:适时性、限度、见义勇为与正当防卫之牵联。上述焦点问题的解决均须在保护公民权利和褒扬社会道义之下予以完善和改进。     

儒家与基督教创造力观念之比较

要虔诚且充分地比较儒家和基督教的创造力观念,必先有一些合适的可比范畴。大致说来,为了解儒家和基督教之创造力观念如何不同,需要知道什么是创造力,二者相似或相异又在何处。因此首要之务即在可比的情形下提出一个稍嫌简略的创造力理论。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亚,创造力都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我们可以通过一与多和变化之本性这两个哲学问题来揭示其复杂性。     

“质与文”“合理与合式”之辨

"质与文"与"合理与合式"是韩非子和贺拉斯分别提出的两组相互对应、有相似之处的形式理论范畴。这两个范畴不仅表现了中西古代文化思想背景、世界观念、思维方式上存在的根本性分歧,而且也表现了中西形式理论在主体问题上的"共通"之处。     

疏离与失位：清中叶散曲文学话语空间之定格

清中叶散曲的衰落,是中国古代散曲发展历程中的一次重要转折。考察衰落之因,主要症结在清中叶散曲文学话语空间的普遍“失位”。其形成是内外两线合力的结果：在外,官学体系中通过《九宫大成》对清代散曲的抽离,到《四库全书》体系中对散曲一体进行总结与定性,最终将其定为“体格最下”;在内,表现为文人词论、曲论、评点中散曲话语的普遍“失语”,最终使其成为“文章余事”。两线相互投射,促使了散曲文学话语空间之定格。由此也导致以后散曲创作与理论体系全面坍缩为一种更为单线性、私人化的文学模态。进一步追溯,“尊体未竟”是散曲文学话语空间失位的深层历史因素。     

新旧俄罗斯的相遇与歧路--欧亚主义视野下俄罗斯复兴之历史思考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冷战结束之际在他的新著《透视新世界》①中写道:“过去的日子,世界发生了海滩滚滑车式的急转突变,从突然看到希望到幻想破灭,接着又是欣喜不已。”[1](P4)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冷战留给欧洲人的记忆是痛苦和深刻的,欧洲人对“欧洲复兴”和“欧洲重建”的期盼心情是积极的,但又是复杂的。②1991年《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将欧洲一体化推向新阶段。2003年5月,素有学怨的德、法两大思想家哈贝马斯与德里达联袂著文《论欧洲的复兴》,向欧洲各国发出在“欧洲认同”(Europaeis-che Identitaet)基础上“超越欧洲…     

《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之爱情比较

汤显祖的《牡丹亭》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都是出现在16世纪60年代的爱情戏剧,两部作品都是表达了追求爱情反对封建的主题,本文拟就两部作品异同做一比较。     

历史与现实:中日海权战略之比较

日本近代海权战略形成于明治维新之际,发展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时,发达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近代海权战略萌芽于鸦片战争之后,觉醒于甲午战争之后,成熟于辛亥革命之际。中日两国近代海权理论发展的非对称性,决定了两国在海防战略、海军发展战略、制海权战略等方面的分野,并直接导致了中国在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两次海战中的受挫。21世纪是海洋世纪,中国要想成为海洋强国必须对近代海权战略做全面反思。本文通过中日近代海权战略的比较,总结经验教训,对于中国未来海权战略的制定有着深远的启示意义。     

先秦多元整体观与古希腊一元整一论之比较

先秦与古代希腊思维形式上存在着多元和一元世界观的重要差别。远古形成的不同形态的神话世界对这种差别产生过初始化的作用 ,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却是两个民族在迈进文明社会门槛时采取了不同的社会发展方式。由于这种最初思维方式的不同深刻地影响了先秦与古希腊思想文化的发展 ,所以认识中西文化在基本思维形式方面的差别及其深远影响 ,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     

社会性别视角下内地与香港地区社会福利政策之比较

性别问题曾经是内地与香港政府社会福利政策制定过程中易被忽视的政策＂盲区＂之一。内地与香港尽管在社会福利政策的价值取向、女性所获得的福利水平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两地政府在社会福利政策制订过程中所存在的性别＂盲点＂却成为内地与香港社会福利政策不能满足性别利益需求的共同制度缺陷。这种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性别盲区＂,无疑对女性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因此,如何从两性平等的角度出发,反对性别歧视,倡导针对女性群体的社会网络支持和社会资本建设,加强对女性权益的保护,应成为今后两地政府社会福利政策制定中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