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伦理语境下的家庭伦理

普遍伦理应全球化的要求已成为思考伦理问题的有效背景。家庭伦理因此又获得了一种新的理解 ,也许这种理解就是一条通向真理的道路。在此道路上 ,我们就有可能把握其存在、厘定其范式以及应和其召唤。从而 ,获得家庭伦理规范与人的存在的相互圆融与相互宽宥。     

普遍伦理与儒家伦理的对话和冲突

存不存在着普遍伦理,儒家伦理与普遍伦理是相契还是相背?这是当前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应当承认,普遍伦理是存在的,它有着普遍的人性基础和客观的利益基础,而儒家伦理与普遍伦理在总体价值旨向和精神实质方面则是对立的。     

对跨文化背景下普遍伦理之思考

"普遍伦理"是当今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各界引起广泛的争论与探讨.本文从跨文化背景,文化相对主义视角,东、西文化沟通三个方面就普遍伦理的寻求意义、寻求原则、寻求方式等问题进行思考.     

后现代伦理与后现代政治

我们的社会似在面临深刻的变化.在道德的普遍主义之后,似是伦理的特殊主义在回归.种族斗争、部落纷涌等回归现象,这些定义了后现代政治的事物,表现出“在远处的松绑是为了巩固与他者在此地的分担”的需要.如果说道德是朝向完美社会的前程,伦理则是朝向起源,朝向刻画了原初、基础的“古老”的缓慢归路.在这样的意义上,伦理表现出大众共存的实质.在这样的意义上,人们能够讨论“美学的伦理”,它是基于被分享的感情和激情的连结物.这种共存不像是社会契约所意愿的那种和谐,而更像是使人类特征一体化,出自“感情协定”的和谐.共存也是关于“公众场”的集体智慧,人们应当珍惜而非破坏.这样的寻根可以是积极的.伦理的这种根深蒂固同时又充满活力的“信赖联系”功能让我们懂得在短暂的权力之外,还有永恒在时间之中的根本性的势力.在这种时间链上,未来不像是在道德中那样,它不再是制约个人存在的绝对,个人存在只有参照过去才会有意义：永恒活在当下.因此,与现代道德的“应该是怎样”相反,伦理的“能够是怎样”或“希望是怎样”可以很好地总结出后现代公民关系所采取的形式.     

韦伯的文化偏见与新教伦理的后现代回救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问世以来,东西方著述家从各自不同的学术旨趣出发,亦对新教伦理及其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关联性作出了不同的学科解读,但都未能走出韦伯所依循的西方世界现代性及其道德谋划的叙事背景。文章以韦伯新教伦理为价值原点,窥思信息主义技术范式对新教伦理在形式上的质疑和质料上的强化,回应韦伯的文化偏见,在后现代语境下找寻新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精神的共鸣声和契合点。     

普遍伦理的可能性探讨

有关"普遍伦理"的可能性讨论,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事实上,无论是"归纳意义上的"普遍伦理,还是"理论建构意义上的"普遍伦理,都面临着理论困境和现实障碍。全球问题的特征及全球化进程中的伦理冲突,必将促成全球责任意识伦理的诞生。     

从儒家伦理看普遍伦理的建立理路

能否建立一种全球性的普遍伦理,以及如何来建立这种普遍伦理是目前伦理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认为普遍伦理的建立是一项非常艰巨异常复杂的工作,因为它不是某个国家或民族的“区域伦理”,而是跨越地区和国界的力求为全人类所普遍接受和认可的“世界伦理”.本文拟就此问题略作探讨,以就教于同仁。     

论原始儒家的伦理思想对于建构普遍伦理的意义

孔汉思起草的《世界宗教议会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貌似公正 ,其实仍然是一种霸权主义的伦理建构方法。只有从各种文化的内部出发 ,寻找出符合普遍伦理的因素并加以发展 ,使各种文化“和而不同” ,才是公平有效的方法。中国原始儒家的仁学伦理观和“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建构方法 ,以及“内圣外王”的成德原则 ,为建构人与人、人与自然、伦理与科学的相互促生与和谐发展等普遍伦理的基本准则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建设性后现代精神的伦理意蕴

建设性后现代精神一方面蕴涵了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重建 ,即要消除现代性所带来的上述关系之间的对立 ;另一方面 ,积极倡导一种后现代科学伦理精神 :在自然观上 ,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相通性 ;在价值取向上 ,强调知德的相蓄性 ;在科学的建构上 ,倡导科学的返魅。这对于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弘扬科学的伦理精神 ,使科学朝着造福人类、造福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无疑是有启迪性和建设性的     

东亚文化对东亚一体化的影响

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东亚文化是其重要的推动力量,又是其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东亚文化认同经历了建立、削弱、复苏与重建三个历史阶段,在价值观、包容性等方面促进着东亚意识的复苏,推动着东亚一体化的进程,同时也因为多元性、区域间大国的博弈、以美国为代表的异域文化的冲击制约着一体化进程.     

后现代伦理学的困境与消解

现代性伦理学的建构由于切入伦理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因而在实践中主导着伦理学的发展方向。据此,应围绕道德形上学的消解和转换这一主题,从现代性伦理学的形成、展开、范式和构建四个方面,以开阔的视野剖析和揭示现代性伦理学的内涵,推进对这一问题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从而使人们在道德建设的实践中更为理性和自觉。     

朱子学的知识体系及其在东亚的普遍意义

朱子学是一个巨大的知识体系,我们不仅要在中国哲学史中,还要在教育史、礼仪史乃至于人类文化史的历史长河中来理解。作为东亚普遍知识形态的的朱子学,它的成立被誉为东亚的世界史性事件。朱子学之所以会在东亚世界广泛传播,关键在于其所揭示的普遍主义。东亚书院或学塾的发达,与朱子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朱子学不仅在思想的层面上而且在礼仪的层面上,依然存活于今天的东亚世界之中。     

儒家祭祀文化与东亚书院建筑的仪式空间

祭祀文化是儒家礼制文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祭祀是书院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韩两国的书院都有祭祀的建筑以及相应的仪式空间。东亚书院祭祀建筑的布局有着严格的规矩,遵照传统礼制思想中的方位观念。因礼仪交往行为中的宾主位置关系形成了古代建筑(包括书院建筑)中的东西阶制度。     

东亚科举文化圈的形成与演变

唐宋两代放宽条件以附名榜尾的方式录取域外举子为宾贡进士,体现了中朝统治者怀柔远人的政策,对吸引外邦士人到中国来求学和应举、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都起过重要的作用。日本最早仿行科举,也是实行科举时间最短的国家。朝鲜王朝的科举甚至比明清时期的中国还更为频繁开科,在社会中占据核心地位。越南的科举制延续到1919年,是世界上科举制度的终结地。琉球也曾实行过科举制度。12—19世纪,中、韩、越三国连同琉球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东亚科举文化圈。正是由于科举传统的延续,东亚才能够演变形成在世界上颇为特色鲜明的考试文化圈。     

中国古代与东亚世界的珠算文化研究

珠算源自于中国古代,是中国传统数学和算法中的奇葩。明代,中国传统数学进入了以珠算为中心的历史时期。珠算自明代从中国引入日本后,在日本全国迅速传播和普及。其可能的传播途径,是从福建漳州沿海经吕宋或经朝鲜传入日本。中国古代与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珠算交流非常密切,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东亚乃至世界的一大贡献。     

东亚模式与东南亚金融动荡

东南亚金融动荡的主要原因是实施了东亚模式。东亚模式的内涵包括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推行赶超战略、依赖外向型经济和吸收过量外资。这些因素的负面作用造成了东南亚金融动荡     

论宗教伦理与普世伦理

消解当今世界各种冲突与苦难需要普世伦理,普世伦理的核心理念是超越差别,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大融合。宗教伦理不仅是世俗道德的形上基础,而且以它特有的终极关怀,能实现人与人、人与万物的沟通与融合,成为未来普世伦理的基础之一。     

《白噪音》中后现代声景的环境伦理思考

《白噪音》是当代美国作家唐·德里罗的代表作,它以“声音”作为切入点,探讨了后现代社会中噪音与消费及环境伦理的关系.通过小说中听觉意象及声音景观的描写,德里罗指出,后现代商品经济的繁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媒介文化的过剩给人们带来了生活上和精神上的“白噪音”——生存环境的破坏和精神生态的失衡,从而导致广泛而深层的死亡恐惧.同时,德里罗提醒读者,树立生态整体观意识,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会生态环境,才能更好地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多层次立体交叉关系,从根本上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试论东北亚儒家文化圈中企业伦理的特点

儒家文化以其特有的整体主义、温情主义、权威主义影响甚至决定了东北亚企业伦理文化的发展及其特点,形成了东北亚企业独特的价值理念和伦理内涵,并创造了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奇迹,展现了其与现代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面。然而,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会具有某些局限性,儒家文化也不例外,其局限性正在成为东北亚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因素。因此,它也有融入世界文化并与时俱进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可能性。只有这样,它才有可能成为东北亚地区走向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再生资源与精神方向。     

后现代视域下我国高校体育的伦理意蕴

高校体育中的伦理关怀问题近年来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之一,高校体育教学中的不公正现象较为突出。高校体育教学在追求工具理性的同时削弱了对学生的伦理关怀,后现代主义承认和尊重现代人们对高校体育的意见和价值观的多元性,试图在各种观点、观念相互冲撞、融合的过程中寻求到可以被人们一致或理解的意识形态,在平衡高校体育教学中价值理性的均衡发展的同时要注意在体育教学过程对学生实施平等的待遇,发展多样化的考核评价标准,从教学模式上做进一步的调整和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