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讽谕文体的审美与教学

讽谕文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它创造生动的形象而旨在明理 ;虽叙事述人而意在人事之外 ;虽非抒情之作而笔端倾注着浓烈的情感 ,它是三者的合金 ,是教学中值得深入研究的文体     

试论中西讽谕理论的差异

"讽谕说"是西方诗歌的重要理论,中国诗人一开始就将这一理论贯穿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之中。从中西讽谕的运用来看,不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只能是中西诗人对诗歌认识的殊途同归。中西讽谕理论的内涵也存在明显差别:中国讽谕理论以温柔敦厚为核心,西方则只是解读诗意的一个层面;中国诗歌的讽谕意义主要通过比兴的手段获取,西方则是通过神话故事;中国讽谕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西方则是为了解释《圣经》。这种对比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有助于在对比中把握这一理论的各自内涵。     

论中唐新乐府诗的讽谕特质

中唐元和年间,李绅、元稹、白居易等人创作的“新题乐府”和“新乐府”诗,开创了“新乐府运动”。由于他们强调诗歌的政教功能,使得“新乐府诗”有着强烈的讽谕特质。这主要表现在“政教”传统的继承性、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性和艺术的欠缺性等方面。     

《长恨歌》“劝讽说”的实质及与讽谕各说的比较

劝讽主题说论证了《长恨歌》描写李、杨真情对于表现政治主题的重要甚至关键作用。如果不大力渲染李、杨真情 ,《长恨歌》表达政治主题的力度将极其有限或难以实现。这一进展是劝讽说与讽谕各说的根本区别 ,其意义在于突破了《长恨歌》主题研究最大两说爱情说与讽谕说的尖锐对立 ,确立了《长恨歌》选择的“动之以情”的表达方式 ,可以有效解释《长恨歌》文本特征、结构的统一性、白居易自述“风情”、将《长恨歌》归入感伤诗、对重要史实的艺术处理等主要问题。     

美刺·讽谕·为君——试论白居易的讽谕诗及其美学特征

白居易是我国伟大的诗人,也是卓越的文学批评家。他主张文学创作要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现实。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并且以诗歌有无"美刺"和"讽谕"作为诗歌批评的标准;他创作讽谕诗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为封建统治服务;他极力推崇讽谕诗,对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泛喻广譬 含蓄深沉──论柳宗元作品的讽谕特色

从文体切入对柳宗元作品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阐明讽谕在柳宗元不同文体中各具特色，又互渗相融，形成泛喻广譬、含蓄深沉的总体风格。     

诗乐合一观与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

以往人们大多认为白居易的讽谕诗不具有可歌性 ,但相关资料表明 ,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具有非常明确的入乐意识 ,并形成了以“诗乐合一”为特征的诗学思想。充分认识这一点 ,对重新解读白居易《与元九书》、揭示其中所包含的独特诗学观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重视诗歌入乐的创作追求 ,对白居易讽谕诗审美特征的形成也有不可忽略的制约作用     

元和讽谕诗之儒学指向及文学史贡献

元和文学堪称唐代文学的第二个高峰.表现在诗歌领域,其时形成了一股现实主义创作潮流,涌现出讽谕诗派作家群.讽谕诗派作品的儒学指向主要体现在维护大一统政权、民本思想、深沉的忧患意识、贯彻儒家之"诗教"等层面.该诗派继承并发展了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开创了浅切平易诗风一派,提高了古典诗歌之叙事艺术及促进文学大势由"雅化"向"俗化"嬗递,在文学史上作出重要贡献.     

王禹偁对白居易讽谕诗的师法与超越

在宋初诗坛大兴唱和酬答之作,诗风轻佻浮华之际,王禹偁独树一帜,潜心学习白居易的讽谕诗,在思想内容、语言风格、艺术技法方面既有师法又有超越。王禹偁主要从美刺手法、卒章显志手法、比兴手法三个方面来学习、继承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技巧。在学习借鉴过程中,王禹偁不是完全概念化、公式化的套仿白居易诗歌,而是灵活地吸收白居易讽谕诗现实主义的精髓,创作上带有个性化的风格。     

讽谕诗的飞跃--试论罗隐讽谕诗对中唐写实讽谕的突破

晚唐诗人罗隐,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这些诗题材内容丰富,表现方式独特,突破了具有浓厚的传统儒家诗教观念的中唐写实讽谕诗的束缚,并弥补了其不足,推动了中国古代讽谕诗的进一步发展.     

从《诗经》中政治讽谕诗看周代士人的忧患意识

《诗经》中的政治讽谕诗主要收录在《大雅》和《小雅》中，按照《毛诗序》的说法共有53首。这些诗歌主要产生在西周末年厉王、幽王时期，作者主要是当时的士人，包括“卿士”、“上士”、“中士”、“下士”。这些作者虽然爵位级别不同，与周王室的关系有远近之别，但因为他们绝大多数身为王臣，或多或少都与王室王事发生关系，有知识，有才华，头脑比较清醒，思想比较敏感，政治见识较之常人更深远，容易发现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潜在的矛盾和危机，所以他们创作的这些作品，也就表现出特别强烈的忧患意识。《诗经》中政治讽谕诗所表现出的周代士人的忧患意识，虽有个人的忧生之嗟，但更多的则是对国计民生的忧虑，不仅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作者身处乱世的危机感，而且也表现出作者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的关切而升华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具有忧国忧民、力求突破现实和历史的局限，积极进取的思想品格和精神，它不仅对后世士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也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赎罪、拯救与逍遥——论白居易讽谕诗创作的心理动因

在白居易前期的政治活动与文学创作中,一言兴邦拯救天下的政治热情与为民请命的内在赎罪冲动联袂而行,政治上直言极谏,诗歌创作中的讽谕诗"惟歌生民病",风格嚣张刻露,致使白居易政治和艺术上走入了双重困境,并因此而带来了他诗歌创作心理的变化,遁入了"知足保和"的逍遥之游,为其讽谕诗的创作画上了仓促的句号。     

试论汉赋的讽谕意图及其在创作中隐没的原因

汉赋原是以＂古诗之流＂的身份出现的，作为《诗经》＂美刺＂精神的继承者，它不仅有＂颂美＂的功能，还兼具着＂讽谕＂的意图，但由于汉赋采用＂谲谏＂的方式，通过＂推而隆之＂，由极见反的归谬法来讽谕，造成了讽谕意图的隐晦；更由于汉赋创作中必然的＂尚美＂倾向的冲击，其讽谕的意图进一步消隐下去，而只表现出＂逞辞＂、＂媚谀＂的面貌来。     

《策林》与白居易“讽谕诗”溯源

白居易为应试编纂《策林》,其中与政治和文学相关的内容,反映出白居易对"讽教"的特别关注和独到见解。白居易的"讽教"观源于《诗经》的"美刺比兴",但《诗经》强调自上而下的政治教化,而白居易强调自下而上的讽谕、箴规,这种源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诗歌主张,成为其创作"惟歌生民病"的"讽谕诗"的理论基础。同时,"讽谕诗"的创作也与白居易自身的因素密切相关,其"惟歌生民病"的"讽谕"精神,一是出自"兼济天下"的道义情怀,二是本于"贵民"的政治思想,三是源于诗人的个人遭际。从理论到创作实践,"讽谕诗"经白居易发展成熟,后来成为唐朝诗人以诗讽谏的一种范式。     

刘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刘基是元末明初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刘基研究自明以降６００年来，可以说从未间断且步步深入。兹就其研究的历史作一回顾，并对研究的未来略作展望。一、刘基研究的历史回顾（一）明清两代刘基研究概述明清两代５００余年，学人对其研究大致在以下几个方面：１．本事稽考。数百年来，在民间口耳相传着许许多多有关刘基的传说，像“石室得书”、“西湖望云”、“鄱阳湖更舟”、“筑城之谶”，等等。这些故事于当地农村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百姓心目当中，刘基无疑是神。他能上知千古，预测未来，谶纬术数，扶鸾占卜无所不精…     

中唐乐府讽谕诗之价值评判与元白张王之优劣异同——从接受学角度对清人相关论述的一个梳理和检讨

时至清代,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乐府讽谕诗受到重视,获得了持续走高的道德评价,由此反映出清代诗学思想向正统的回归及其现实干预意识的强化。而在对元白张王之优劣异同的品评上,多数评家持白优元劣、张优王劣的意见。相比之下,白优于元,不只是艺术水准上的领先,更在于道德品格上的优胜;王劣于张,固然与其诗不及张诗的深秀古质、清丽深婉、浅隽多趣有关,但也缘于清代评家对所谓浅俗的偏见。此外,对元白诗派之特点尤其是同中之异,清人也有了较前人深入的认知和把握。至于张、王二人在创作中与元白诗风的离合变异,则尚留下可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八旗文经》辞赋作品对赋体文学的继承与新变

清代在江山一统的背景下,八旗中的少数民族作家积极学习汉文化,吸收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八旗文经》中的辞赋作品继承了前代辞赋写作的传统,比如对骚体赋文体特征、铺陈排比的写作手法、骈偶对仗的句式、华丽堆砌的辞藻等等。同时,也能看到辞赋在八旗作家笔下的新面貌,主要表现在讽喻主题弱化、突出的写实手法、语言词汇的丰富以及主客问答形式的消失。     

论刘基对屈骚的审美接受

作为文学经典的屈骚,深刻影响着刘基的文学创作.刘基对屈骚的审美接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屈骚体"艺术形式的选择,二是对"香草美人"意象的审美认同,三是对"惊采绝艳"浪漫诗风的传承.他在接受"屈骚体"的艺术形式、"香草美人"的审美意象、"惊采绝艳"的浪漫诗风的同时,赋予了新的内涵.他在自己生活的时间和空间,以其对社会、人生与自然的独特感受与体验,创造出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的艺术境界.刘基在有意无意之间对屈骚的审美接受,是成就其"千古人豪"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白诗俗的质疑

苏东坡在《祭柳子玉文》中首次用俗来评价白居易诗歌，此后追随者甚多，且在白诗俗的评价中多含贬义，甚者乃今人仍不厌其烦地用俗来评价白诗。白居易诗歌并不俗，起码含有很多雅的因素。还原白诗，其“非俗”与多“雅”的因素应被世人重视，纠正前人评价之偏颇。本文从雅和俗的关系出发，明确雅俗的内涵指向，着重从白居易讽谕诗的语言特点和思想内涵上力证白诗之不俗，还原白诗非俗的形象同时期待白诗评价的多元化。     

刘基的“大一统”思想与“聚人之道”

刘基的“大一统”思想，主张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是维系统一和安定天下的保障；提出天下发展的方向是“大同”，向往各民族兼容并包、和谐共处；揭橥“大一统”的根本在于保民安民。在元末乱世，刘基深入思考长治久安的治理方略，热切追求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扶翊明朝实现了“大一统”的格局，并提出了“德者主也，政者佐也，财者使也”的一套凝聚、安定百姓的“聚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