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设置与媒介的责任

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话题上,公众的直接经验越少,他们为获取该方面的信息就越是被迫依赖新闻媒介。因此,传媒报道什么,以什么方式报道对公众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就是显而易见的了。议程设置是舆论导向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传媒通过有选择地报道新闻来把社会注意力和社会关心引导到特定的方向。基于传媒的本质和特定的责任,媒介的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的重点似乎更应该放在如何利用议程设置理论使我们的社会运转得更好。     

微议程、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论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研究重点的转向

随着新媒介逐渐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新的媒介环境正逐渐构建起来,由利益或兴趣聚合起来的个体和社群,形成微议程,已成为议程设置不可忽视的显性要素。我们假定,个体和社群通过微议程,或直接影响公众议程,或与大众媒体议程进行互动博弈,间接影响公众议程。我们将其作为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新的着力点,关注特定个体和社群的意见指向,研究微议程形成过程对大众媒介和公众议程设置的影响,分别探讨了微议程的提出背景,微议程的界定,微议程的影响等,最后形成了微议程影响下的议题显要性转移图示。     

论政府的新闻议程设置

影响公众对社会事务的认知,最有效的方式是从影响人们对各类议题的关注度开始.各国政府在执政过程中,都越来越重视通过主动设置新闻议程,引导公众讨论和关注政府希望人们感兴趣的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符合执政需要的社会舆论.与以往铺天盖地式的宣传不同,新闻议程设置并非强硬的灌输,而是柔性的、符合公众需求的传播.政府的新闻议程设置除了要遵循传播规律,还要掌握高超的传播技巧,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以提高议程设置的水平和成效.     

新形势下舆论引导的两个问题辨析

在新形势下进行舆论引导和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亟待探索:一是怎样看待负面题材和对此所作的新闻报道?二是如何理解和处理政府议程、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的关系?笔者认为,属于负面题材的人、事和现象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负面题材情况不一.媒体经过选择、恰当地处理某些负面题材,完全可以产生对正面题材所作的报道无法取代的正面效果.政府议程、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的关系.新闻媒体应当有效地设置议程,避免议程设置的被滥用.     

新传播格局下议程设置功能假说反思

议程设置功能是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创立并广受欢迎的一个理论假设,它起源于第三范式科学背景。在科学研究进入第四范式、新传播格局形成后,议程设置的各种不良影响及其理论缺陷日渐显露,亟须正本清源、深入反思。要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坚持议程从实践中来,以社会需要和公众关注为导向,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聚焦问题,集思广益,努力发挥好议程设置的应有功能。     

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在价值建构中的作用

随着传媒“过剩”时代的到来,媒介议程设置功能对民众价值观念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应在社会的价值重构中承担起弘扬社会主旋律的责任,采用多种报道手段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     

新闻传媒与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

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是社会各阶层形成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均衡利益格局实现的一个关键前提是建立一个合理、公正的利益表达机制.在当前社会转型期,作为社会边缘群体的农民工,其利益表达存在制度化渠道不畅、表达行为偏离体制化和理性化等问题.在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中,新闻传媒扮演四类角色.一是面向政府的角色:反映问题、提出建议,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二是面向公众的角色:客观报道,营造舆论环境;三是面向制度性表达机构的角色: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和政策传播;四是面向农民工的角色:政策宣传、协助表达和引导维权.     

博客对传统议程设置理论的挑战

在传统媒介环境中,议程设置理论发展为精典理论,任何理论都不可能是终级绝对的,它必将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博客这种个人媒体的到来,议程设置理论会不会面临挑战?本文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1)对媒介把关的挑战。(2)是谁设置议程?(3)媒体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还强大吗?     

政策议题建构中的新闻报道作用分析

大众传媒作为一种公共设施,以其特有的设置公众议题的显著功效与扩散问题的策略与技巧,在将社会问题转变为政策问题、由媒介议程转为政策议程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或问题予以选择性、连贯性与持续性的公开与非公开地报道,大众传媒能够使政策议题以多种方法得以有效地建构.     

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角色与网络舆论引导思路

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媒体新闻宣传工作的基本要求,在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引导中,应体现其专业素养和社会责任。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角色存在冲突与异位现象,包括过于关心极端事件,题材挑选有失偏颇;议程设置重心偏移,过度报道吸引眼球;内部管理失范,炒作泡沫与报道失实仍时有发生。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的网络舆论引导思路包括:善待与善用结合,推动和聚合社会"正能量";强化议程设置公众责任,主动适应议程设置前移新趋势;促进"知沟"弥合与消除,提升报道感召力与亲和力;加强媒体内部规范与管理,着重新闻价值深度挖掘强化正面舆论引导;改善媒介生态环境和格局,推动与规范新媒体发展。     

政府新闻学的逻辑梳理——写在政府新闻学提出三周年之际

政府新闻学是专门研究政府和媒体的关系、培养官员和媒体打交道能力的专门学科.当代社会变革中政府和媒体关系的变化,提高党和政府通过媒体实现信息公开、以此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能力和水平,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和现实的要求.政府新闻学理论的依据是传播学中的新闻议程设置理论,并借鉴了西方政治传播学中的精髓,所设置的特定的"政府新闻议程",成为新闻传播的政治控制的一种有效方式,显现了优化执政空间、传播主流价值观、塑造政府形象和有效把握国际传播话语权的功能.政府新闻学作为新学科诞生三年来,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实践应用越来越广,表明已经实现了该学科建立之初提出的来自于实践再指导实践的学科宗旨.     

"议程设置"理论下的记者博客解读

记者博客是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与记者自我传播的融合.记者博客的议程设置与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相比,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记者博客议程设置上的特点给网络传播带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运用得当,将极大地促进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如果运用失当,也有可能对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媒体议程设置及其传播影响力：以“双百”评选活动为例

在全国开展的“双百”评选活动,引起新闻媒体大量的宣传报道。“双百”评选是一次媒体议程设置的成功范例。“双百”评选中议程设置的特点是：政策议程引导媒体议程,强调“议题同构”,重视各类媒体的联动,突出“公众议程”。“双百”评选的舆论引导也相当成功,开始时设定报道主题和基调,过程中强调主流媒体的引导功能,并且注重不同“舆论场”的有效融合。     

政策议程设置的途径分析

进入政策议程是社会问题得到解决的前提,然而并非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能被政府列入政策议程.人们的主观认识、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单一、缺乏有效的触发机制、隐蔽议程的操纵和阻碍、决策主体的价值偏好等都会影响政策议程的设置.就我国当前来说,建立多元主体互动的政策议程设置机制、纠正政府的决策偏好、提升媒体在政策议程设置中的作用,是推动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进而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     

大众传媒与公众科学素养的培养

培养和提高公众科学素养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大众传媒是培养和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重要途径.大众传媒在培养和提高公众科学素养方面存在着不足.加强传媒的科技传播能力建设,增强传媒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才能进一步发挥传媒培养和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功能.     

“一带一路”背景下民俗文化传承发展的传播学分析

本文以传媒兰州特有民俗信息传播内容为对象,以大众传播"议程设置"为理论基础,从特有民俗大众传媒信息传播的议程选择、把关、表现形式、表现风格以及传播学角度探索推动民俗文化实现良性传播与传承的创新路径。     

传播议程经济的乘数效应

传媒经济的实质是议程经济,只有议程经济可以联系传媒传受即供需双方,实现传媒经济均衡。议程经济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传播的乘数效应,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的生态下,媒介生产方式体现出全新的特征。信息的倍增效果产生的正反作用对传播的议程经济的取得提出了新的挑战,值得高度重视,有必要深入研究以网络信息传播为代表的新媒体的规制原则和方法,才能确保传媒经济和社会双重效益的实现。     

博德里亚的后现代媒介理论

作为最权威的媒介理论家和社会理论家,博德里亚在某些特定的圈子里一直被推崇为新的麦克卢汉,他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就是一种基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博德里亚用“仿真”、“超现实”、“内爆”描绘了一个由高科技传媒手段所主宰的后现代社会图景。但是,博德里亚的媒介理论过多地强调了媒介的技术形式和效果,贬抑了媒介的内容和语境,因而被道格拉斯.凯尔纳称作是一种形式主义理论,一种反阐释学理论。对博德里亚而言,意义的阙如、反对阐释实际上是由高度发达的传媒技术所支配的社会的文化特征。     

公共政策议程扭曲的机理与防治

由于体制或人为的因素,现实中公共政策议程经常被扭曲,导致一些本来应该进入政策议程的社会问题被排斥在政策议程之外,从而影响了社会问题的及时解决.造成政策议程被扭曲的原因包括: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单一、隐蔽议程的阻碍、政府绩效考核指标窄化、政府决策体制的封闭性、政府的自利性等等.要防治政策议程扭曲,需要建立多元主体互动的政策议程设置模式、构建开放的政府决策体制、健全政府绩效考核引导机制、提升媒体在政策议程设置中的作用.     

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

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候都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政府往往不得不对优先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重要的另一面。因此,在讨论政策制定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议程是如何设置的?什么人影响了议程的设置?本文依据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重点讨论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趋势。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有助于我们领会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