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汉代金城郡治的地理位置——与刘满同志商榷

汉代金城郡治允吾县的地理位置在今何处?近十几年来,学术界有不同说法,但不见于成文的篇章。因此,我在《历史研究》上写了一篇短文,即《东汉金城郡治地理位置考》(见1978年第十期,以下简称《位置考》),供有关地震部门参考。我深知此文是“抛砖引玉”的,希望得到有关同志的指正,可是至今还未收到不同意见的来信或来稿。最近,偶而看到刘满同志的《汉代金城郡治允吾位置的初步探讨》(1979年《兰州     

关于两汉金城郡治允吾位置的地理的初步考察

关于两汉金城郡治允吾的位置,学术界有各种说法,争论较大。(一)、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允吾的位置在今甘肃永靖县西北的湟水南岸。(二)、一九七八年《地震战线》第三期刊载的《赞张衡的地动仪》一文认为在今青海民和县。(三)、随后一九七八年《历史研究》第十期发表了王仁康同志的考证文章《东汉金城郡治地理位置考》认为允吾在今“大通河以东,庄浪河以西甘肃境内湟水入黄河处,即     

汉代金城郡治允吾位置的初步探讨

金城郡始置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八一年)。西汉时期和东汉的一段时间内,允吾一直是金城郡的治所。金城郡在当时军事上和交通上都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这里是汉代对付羌和匈奴的重要地方,又是汉代通使西城的必经之地。东汉顺帝永和三年(公元一三八年),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张衡用他制造的“地动仪”,在洛阳探测到了当时在金城、陇西发生的大地震。因此,考定金城郡治允吾的地理位置,对于我们研究汉代的军事、交通,对于我们研究这个地区地震的历史资料,都有一定的重要意义。近十几年来,关于汉代金城郡治允吾的地理位置,学术界发表了各种不同的说法,这些说法主要有:(1)一九六五年出版的《辞海》未定稿认为在“今兰州市西北”;(2)     

汉令居县及逆水、涧水考

关于汉令居及逆水、涧水的位置,由于对《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典籍理解的差异,史学界看法不一,主要有永登县城西北说、连城水磨沟说、咸水河中游说、今县城说等观点。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勘验,对汉令居县及逆水、涧水的位置作了重新的考释,认为现今县城即为古令居城,涧水当为庄浪河,逆水当为咸水河。     

狭义悖论的病根在于违反同一律——再与张建军同志商椎

<正> 张建军同志在《悖论是一种特殊的逻辑矛盾》(以下简称为《悖论》)一文中,对我在《试论狭义悖论的产生和消除》(以下简称为《试论》)中所表述的“有些悖论是由于违反逻辑规律所产生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在学术问题上不同的见解的争论,是促进思想认识深入发展的重要方式。本着这种认识,现就《悖论》的一些观点再谈一点商榷意见,请张建军同志以及其他同志给予批评指正。     

三与荣孟源先生讨论《李秀成供》问题

荣孟源先生写的《再谈<李秀成供>问题》(下简称《再谈》)一文在《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一期发表后,笔者连续写了《与荣孟源先生讨论<李秀成供>问题》(下简称《一论》)及《再与荣孟源先生讨论<李秀成供>问题》(下简称《二论》)两文,分别刊登在《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一、二期。惟因篇幅所限,还有些话没有说完。兹再撰此篇(简称《三论》),以为补充。     

再论汉无民爵、吏爵之分——答朱绍侯同志

《河南大学学报》1984年第四期刊出拙稿《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说质疑》(以下简称《质疑》),对朱绍侯同志《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一文中的某些提法提出不同意见。同期也刊出朱绍侯同志大作《再谈汉代的民爵与吏爵问题》,对我的质疑做了回答。诚如朱绍侯同志所说,史书关于汉代赐爵制的资料不多,根据现有资料,要搞清汉代赐爵制的全部问题,那是很困难的。唯其如此,在未发现新的资料之前,只能对原有资料深入研究,切磋琢磨,庶几对汉代爵     

筚路蓝缕,功不可没——读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札记

王国维写于一九一二年的《宋元戏曲考》(以下简称《戏曲考》),是他前七篇戏曲论著(《曲录》、《戏曲考源》、《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馀谈》、《古剧脚色考》)的概括和总结。在《戏曲考》里,他以惊人的敏锐的眼力和超越常人的胆量,把素来被认为“文格卑俗”的戏曲提到了一代文学的位置;他从研究戏曲自身的规律出发,钩赜索隐,初步为我们理清了一条中国古典戏曲发展的脉胳;并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在     

一六三四年江苏古地震问题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6期发表了王仁康同志的《一六二四年南京古地震论述》一文。由于作者对地震理论及计算等不太熟悉,因而该文观点与论据都有不恰当之处。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也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与王仁康同     

再论《孙膑兵法·擒庞涓》篇中几个城邑的位置

落实《孙膑兵法·擒庞涓》篇中几个城邑的地理位置定位问题,是正确理解桂陵战役中齐魏两军交战路线的关键。对於这个问题我们曾经写过《<孙膑兵法·擒庞涓>中几个城邑问题的探讨》(以下简称《探讨》)一文以陈说推考的结果。现在看来,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有必要进一步讨论。下面提出我们的看法,请同志们指教。     

再与荣孟源先生讨论《李秀成供》问题

荣孟源先生写的《再谈李秀成供》(下简称《再谈》)一文中须待商榷的问题,笔者已经在《与荣孟源先生讨论<李秀成供>问题》中作了第一次答辩(简称一论).本文拟进一步和荣先生讨论《再谈》的其他问题。 一、关于“九天所写应有八个间隔”问题 (一)有关间隔的几种说法 《再谈》第三节的标题是“九天所写应有八个间隔”。对于“间隔”,荣先生本人所说。颇不一致。如在《曾国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下简称《考略》)第一节,先是指李秀成“每天开首所写”的各小段,后是指李秀成每天写的最后一叶剩下来的空行、空格。而在《再谈》里,又是把“间隔”和“结头处”及撕毁处的上下“接头”等同起来了。     

汉代隶书的研究

《汉代隶书的研究》之一:《杨淮表记论考》(1975年);之二《石门颂论考》(1976年);之三:《石门颂论考2 》(1980年);之四:《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论考》(1982年)等论文发表在东京学艺大学研究记要上。当然,发表这些论文之前,我并来访问过汉中,只是将这些优秀的书法作品的拓本、印刷品放置在案首,进行观照、临摹;再通过阅读     

一部有开拓性的书——读《汉代婚姻形态》

一部研究汉代婚姻关系的新著——《汉代婚姻形态》最近由三秦出版社出版问世。李学勤先生在为此书作的序中说:“彭卫同志这部书,将汉代婚姻关系置于当时整个社会和文化背景中考察,吸取新的学术成果,作多角度的剖析,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胜于前人。”李先生的话使我对彭卫同志这部书产生了极浓的兴趣。十多年前我曾读过杨树达(遇夫)先生的《汉代婚丧礼俗考》,获益匪浅。今日彭书问世,伏案展读,不揣冒昧将读感写出,以荐读书同好。     

临夏自治州历史上的黄河渡口

近年,丝绸之路的讨论,为很多人所关注。1983年10月,我在兰大地理系学术讨论会上做过《汉代甘肃黄河上的渡口》的报告(会上散发了油印稿),按金城河,祖厉河,鸇阴河三段黄河,阐述过河上汉代几个县城的合理位置。1985年秋,我又做过《甘肃黄河谷地的几座古城》的报告,时限扩大到汉以后,县城数目也有所增加。凡此都是想提出一点新的论据和见解供诸同道以澄清一些旧说。1986年7、8月之交,应甘肃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张思温先生之邀,参加了临夏州几处古城遗址的考察,竞在我原先判断的应是汉河关古城所在的地点发见了汉城,并再一次观察了我所认为是汉金城郡治所在地的盐锅。     

再谈价值规律的第二个作用

在《经济问题》1985年第12期上,刊登了国世平同志的《计划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第二个作用实现的主要形式》(下称《主要形式》)一文。在该文中,国世平同志就我在《也谈价值规律的第二个作用——与国世平同志商榷》一文的商榷意见进行了回答。我觉得,国世平同志的回答仍然难以令人信服,《主要形式》一文的基本观点仍然不妥。现对此再谈我的一点看法,以就教于国世平及其他同志。     

再谈《横江词》的写作年代——兼答何庆善同志

《横江词》是李白很重要的一组诗。我在《关于〈横江词〉的两个问题》(载《郑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四期)一文中,对“横江”地点及诗的写作年代作了探讨。后来,何庆善同志针对拙文写了《谈〈横江词〉的写作背景——兼与李协民同志商榷》(载《郑州大学学报》82年第一期,以下简称“何文”),同意拙文关于“横江”地点的论述,但却认为前人黄锡     

说“盗杀”

<正> 在对春秋时期阶级斗争状况的评述中,有一经常为人们征行,且被视作重要论据的例证,即屡见于《春秋左传》一书中的“盗杀”或“贼杀”云云。“盗杀××”是不是就象一些同志所认定的那样,即奴隶杀死了奴汞主,反映了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之间的斗争。我有点不同的看法,现提出来求教于同好。检索《春秋左传》一书,有关“盗杀××”的记载,前后计有八处。一、鲁隐公十一年传载:“羽父使贼杀公(隐公)于(宀为)氏,立恒公。”杜预注释得很简略,以“恒杀隐篡位”一语带过。《史记·周公世家》详载此事,曰:“十一年冬,公子挥谄谓隐公臼:‘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请为君杀子允,君以我为相’。隐公曰:‘有先君命‘吾为允少,故摄代。今允长矣,吾方营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挥惧子允闻而反诛     

云南少数民族源流研究

云南少数民族的源流问题,曾经有过很多争论。我们曾写过《云南各族古代史略》及其简写本《云南简史》,此外马曜同志写了《云南少数民族的源和流》一文,我也写了一篇《云南少数民族的分布及其形成》。这里我主要讲讲用什么方法研究云南少数民族源流的问题。     

再谈动词后面的“到”——答《也谈动词后面的“到”》

拙作《谈谈动词谓语后面的“到”的性质和作用》(以下简称《谈“到”》)发表后,陈永生同志不吝指教,我很感谢,但还想就下面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陈永生同志的文章根据近来语法界有的同志在“结构”和“短语”问题的讨论中的有关观点,把“动词+到”这类语言现象也说成是“短语”——状心短语或补心短语,并用它来对《谈“到”》一文提出异议。我读了以后,感到陈文无论是破还是立,都还缺乏充足的依据。这里有几个问题请教陈永生同志。     

读司马光《贻刘道原书》——再谈刘恕参加《通鉴》编修的几个问题

在我校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科学报告会上,我曾提山一篇《<通鉴>编修的“全局副手”刘恕——兼谈<通鉴>编修分工的几个问题》,其中对王曾瑜同志《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一文提出几点不同看法.不久,他又发表了《关于刘恕参加<通鉴>编修的补充说明》(以下简称《补充说明》),对我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辩驳,读后尚有疑义,故特再作剖析,以就正于王同志与其他读者.我们意见分歧的焦点是刘恕编写长编,究竟先写“前五代”(魏晋以后的南北朝至隋),还是先写“后五代”(梁、唐、晋、汉、周)?而分歧的具体表现则在对司马光《赔刘道原书》的理解上面,我觉得司马光给刘恕的这封信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钥匙,为了辨明问题的真相,有必要将此信全文抄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