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隋唐洛阳城的设计思想与影响

以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为依据,并结合隋唐长安城的布局进行比较分析,认为隋唐洛阳城的设计思想主要体现为五点:以京师长安为摹本;加强军事防御性;经济中心的转移与仓城的设立;规整里坊以繁荣经济;水陆畅通,交通便利。隋唐洛阳城是一座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都城,对唐以后的都城及邻近国家,尤其对日本的平城京、平安京的设计也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

《冥报记》所述相关史事关系到隋唐西京即大兴城和长安城的地理建置问题。作者唐临的家世渊源和他本人的生长环境与受学做官的履历,使其具备充分的条件,熟悉隋唐时期长安城的宫宇寺观、街巷坊曲,书中所记诸如故事发生的场所等与因果报应并无直接关联的具体事项,大体可以视同信史,藉以复原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的面貌。隋大兴城建成之初,达官贵人在选择宅第位置时,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重西轻东倾向,即更多的人是偏好居住在城区的西部,这与唐代中期以后长安城内居民更多偏好选择东部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而这正是中国古代城市内部结构的一项重大改变,隋人应是承自先秦时期沿袭下来的“尊长在西”的观念。看似无比严整的隋唐西京坊里制,在其始建之初,即已为日后的瓦解种下了必然的因缘,这就是隋大兴城中的居民,实际上是经常舍大街不行而以坊里内部的街道为正途,并利用街道两旁的生活服务设施,这些坊里内部的街道,实质上与坊里制崩溃以后城市街道的性质颇为相似。过去在研究唐宋之际坊市制度的变迁时,大多只关注临街开门开店现象的出现和增长,而坊里内部街道与坊外大街之间的地位变换,实际上在这当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洛阳地区隋唐离宫遗址调查与考证

洛阳是隋唐王朝的东都 ,隋唐两代在洛阳城周围修建了许多离宫。通过文献考证和考古调查确定了这些离宫的位置和性质 ,其建筑的目的和分布各有特点     

隋唐时期洛阳的几个重要节日

隋唐时期,洛阳的重要节日有上元节、上巳节、寒食节、清明节、盂兰盆会等,无论民间还是朝廷,都积极参与,十分热闹隆重。这反映出该时期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以及传统习俗的发展和中外融合的文化状况。     

北朝隋唐时期独孤氏与洛阳的渊源

独孤氏是北朝隋唐时期重要的姓氏之一,曾涌现出不少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如独孤信、独孤永业、隋文帝独孤皇后、独孤及等。前人对独孤氏祖籍问题并没有全方位综合性地加以研究,几乎都仅仅停留在史书记载上。独孤家族与洛阳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目前居中国第四大姓的刘姓的一部分,也是由独孤姓演变而来的,他们的祖籍应是河南洛阳。文献对独孤氏的记载多有谬误。     

东汉洛阳城的特点及影响

都城作为一代王朝的政治中心(或兼具有经济、文化中心功能),在古代城市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作为都城发展史上具有关键作用的都城洛阳更具重要的意义。东汉洛阳的城市布局体现出继承性与儒家思想的影响。都城东汉洛阳城两宫(城)制度、礼制建筑独立成区等特点对后世又产生重要影响。东汉洛阳作为中国封建王朝都城发展第一阶段承上启下的转折点,在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北朝隋唐河洛大族于氏的几个问题

北朝隋唐时期 ,河洛于氏人才辈出 ,十分显赫。但有关史书对其记载时有出入。虽然有些史书将其记为代州或雍州及京兆等地人 ,但经过对史料及有关墓志、神道碑的研究认定 ,于氏始终为河南洛阳人 ,且对其它一些问题进行了订正或对史书有所补充 ,并据此列出于氏十八代世系表     

东汉都城选址原因研究

古代都城的城址选择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优越的都城城址选择对王朝的兴衰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东汉王朝定都洛阳主要考虑了有利的自然地形因素、良好的经济环境、东汉王朝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两汉文化思潮影响等因素.定都洛阳是东汉王朝一项正确的政治措施.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原因补论

向南迁徙是拓跋鲜卑的历史传统。孝文帝舍平城而选洛阳作为都城,乃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孝文帝的正统思想和大一统理想体现了迁都洛阳的必然性,其后进行的风俗改革则彰显了迁都洛阳的必要性。从东晋迁都洛阳之争来看,洛阳是统一帝国的都城首选。孝文帝迁都洛阳正是看中了洛阳的政治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     

旧鼓楼大街:“晨钟暮鼓”曾在这里敲响

联系京城“前朝后市”的纽带北京是世界上第一个按街巷制建造的城市。元大都是元朝统一后的新都,废弃了隋唐都市封闭式里坊制,是我国历史上惟一一座平地创建的开放式街巷制都城。而旧鼓楼大街作为北京古都中一条极为重要的街巷,已经有了700多年的历史。旧鼓楼大街位于西城区东北部,北起德胜门东大街,南至鼓楼西大街。清乾隆时称药王庙街。清末分为两段,以大石桥胡同为界,北称北药王庙,南称旧鼓楼大街。1965年统称今名。旧鼓楼大街北端原有城墙,1950年辟豁口,1969年拆掉全部城墙,以二环路为界,以北称旧鼓楼外大街,以南即旧鼓楼大街。据20世纪…     

北魏元氏贵族的籍贯与洛阳都乡——以墓志为中心的考察

墓志表明,元氏贵族的籍贯无一例外都是洛阳,甚至已死亡的贵族也要从子孙的籍贯为洛阳。墓志中籍贯的记录并不规范,这是北魏墓志的普遍情况。元氏贵族分布较为集中,体现了聚族而居的特点,其中最为集中的地方是都乡。北魏洛阳都乡原存在于内城之外,南迁贵族到来后居住于此,景明二年（501年）开始筹建外郭城内里坊,都乡内原有的里,由城外的乡里变为城内的里坊,都乡建制不存,但其名仍存在于籍贯中。     

东汉洛阳对周围环境的改造和利用

东汉王朝在建都洛阳过程中,对周围的自然环境进行了充分的利用和改造。东汉洛阳在都城选址和建设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洛阳周围的地形、土壤肥沃度、水资源、森林资源等因素;对周围环境的改造主要表现在阳渠的修建、苑囿的建设、关隘以及道路的修整等方面。东汉洛阳对周围环境的改造促进了洛阳的繁荣、城市的美观,同时也有一定的破坏作用。     

固原隋唐时期文物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固原隋唐时期文物考古的发现始于1982年10月对南郊乡王涝坝村唐代史道德墓葬的发掘。1995年,考古工作者陆续在南郊乡羊坊村、小马庄村、王涝坝村先后发掘了隋唐时期的九座墓葬,即为目前考古界与学术界所称的“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引人注目的是从中出土的墓志铭,史料价值极高,记载了墓地的主人为流寓中国境内的中亚粟特侨民,即中国史籍所载“昭武九姓”之一的史系家族。其中出土的大量反映中西文化交流或中亚风格的遗物,再现了隋唐丝绸之路繁盛时固原的重镇地位。     

东汉洛阳自然灾害与政府赈灾年表

在作为东汉王朝都城的166年中,洛阳发生了102次自然灾害,而在此后的30年里没有一次灾害记录。洛阳的灾害记录约占同期全国灾害记录的四分之一,说明灾害记录具有极其强烈的人为因素和政治因素。东汉洛阳自然灾害的种类齐全,除霜灾外,可谓是众灾毕至。位居次数多、为祸烈前三位的灾种为地震、水灾、旱灾。     

试论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隋唐长安城研究之二

本文是作者探讨隋唐长安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的系列研究论文之二，主要是根据考古学新发现的遗迹现象，结合文献记载对都城建制与天体设计思想、城内六岗与周易六爻、城东南隅与曲江池之间的内在连系进行了新的探讨，并提出了一些颇有意义的见解。     

北宋洛阳名园植物造景手法初探

自汉代直到隋、唐以来,各代帝王或以长安为都城,或以洛阳为都城。正因为这得天独厚的条件,洛阳的城郭园林可谓兴筑繁荣,荟萃了历代名园。本文就以北宋文学家李格非（李清照之父）所撰《洛阳名园记》作为突破口,通过对北宋初期的洛阳名园的分析,粗浅地阐述作者对北宋时期造园手法中的植物造景法及其审美艺术效果的感悟。     

明清城市的坊巷与社区──兼论传统文化在城市空间的折射

明清时期,由坊、街、巷组合而成的城市地域空间仍保持着其古老的样态,但坊制却经历了由盛到衰的演变,曾经对城居者的居住环境与范围进行限定的坊制已不复存在,坊仅仅是城市社区单位的名称而已。走出了封闭的居住空间的城居者,在若干个坊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不同等级与层次的人文社区,其中每个人文社区都有着使其得以凝聚的共同文化。城市社区中的街巷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展示着时代的风格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而且街巷的外观建筑、名称及其内里空间更是折射出带有社区差异的文化特征。     

街巷里的似水流年

胡同一词很有地方特色,专指狭窄的小街道,特别是在"胡同"前面加上那些颇具文化历史内涵的人、物名称就更能体现老北京那种独有的韵味儿了。胡同一词最早出现于元代,元曲里就有"杀出一条血胡同"的说法。明代中叶时,胡同已经被人们广泛地用于街巷的命名,明代专记北京街巷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就有312条胡同的记录。不过,胡同并不是北京的专利,它的分布几乎遍及长江以北地区,又以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省、黑龙江省分布最多。     

隋唐河南佛教述论

河南地区是中国古代佛教最为兴盛的地区之一。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洛阳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播和发展 ,至隋唐时代臻于极盛。本文先就建寺、度僧尼、凿窟造像、佛事活动诸方面阐述了隋唐时期河南地区佛教的盛况 ,又从佛经翻译和佛学著述讲论、佛教宗派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佛教东传朝鲜、日本等方面论述了隋唐时代河南佛教在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最后从地理位置、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分析了隋唐时期河南地区佛教兴盛的原因     

区域权衡:古都洛阳崛起中的长安、开封因素

历史上,古都洛阳与长安及开封所处的地理位置存在着某种关联性,是我国最早且存在时间最长的黄河流域都城轴线上的三个重要结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它们形成了相互补充、促进或制约的区域关系,并对古都洛阳都城建置的增设废省以及地位升降变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