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凉的传奇-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分析

张爱玲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文坛上一位传奇式的作家。抗战中的“孤岛”上海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张爱玲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贵族”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扮演了一幕“传奇”。张爱玲的传奇是悲剧性的。代表着张爱玲创作的作品几乎都是悲剧 ,然而张爱玲笔下的悲剧不是悲壮而是苍凉。苍凉作为一种情绪主题笼罩着张爱玲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我发觉许多作品里力的成分大于美的成分。力是快乐的 ,美却是悲哀 ,两者不能独立存在。……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 ,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 ,没有美 ,似乎缺少人性。悲剧则如…     

勘破喧嚣现苍凉——再论张爱玲的“苍凉”体验及其文本表现机制

以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曹七巧、葛薇龙、长安为例,文章透视张爱玲指向人生、指向人之生存的特殊苍凉体验,剖析其表现苍凉体验的文本机制,揭示出张爱玲在苍凉笔法上对《红楼梦》的承继和独创。     

“中国”人生中的荒诞意识——也谈张爱玲小说的“苍凉”

“荒诞”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核心观念,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甚深的张爱玲无疑接受了这一源自西方的概念,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张爱玲却从“中国”的人生入手,将西方的“荒诞”意识转化为很有东方意味的“苍凉”,显示了张爱玲融化西方,创造本民族文学的深厚功力。     

张爱玲、张欣都市女性写作比较研究

张爱和张欣在创作上有诸多相似之处,她们都关注都市生活,都将视域放诸于都市女性的生存境遇,甚至在情感基调上都是苍凉的人性写意,但她们的写作却有着不同的意味。这主要缘于张爱玲是以“巫女”的眼光俯视芸芸众生,而张欣则是采取“民众大姐”的姿态抚慰红尘男女。     

张爱玲小说创作的意识向度

张爱玲是有着浓重悲观意识的作家 ,她悲观于人生 ,更悲观于人性 ;悲观于人类生存的现实 ,更悲观于社会发展的未来。强烈而浓重的失败意识、绝望情绪、末世情怀不仅构成了张爱玲小说冷峻而苍凉的风格 ,而且构成了张爱玲小说创作独特的意识向度。     

绝望苍凉的女性意识——解读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和白流苏

张爱玲的小说擅长描写旧文化背景下女性绝望苍凉的不幸命运和殖民文化背景下女性尴尬失落的生存状态。本文即是通过对曹七巧和白流苏两位"悲剧"女性形象的描述,来解读张爱玲作品中所渗透的女性意识,进而分析造成她们自身悲剧的根源。     

张爱玲小说语言风格探析

张爱玲成功的原因除了她小说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一篇篇千疮百孔的爱情故事、一幕幕对人性近乎残酷的解剖外,恐怕当属她的语言风格。张爱玲既有着不厌其烦的袭旧,吸取古典文学和市井小说的营养,又有着坚持不懈的创新,自觉融入现代派手法并独创苍凉且不落窠臼的叙事语言,从而形成了独特“张爱玲体”的语言风格。“张爱玲体”语言风格的形成与其文化背景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苍凉的底色世俗的圈子——读张爱玲小说的一点感想

人们之所以喜欢张爱玲,是因为她是特殊的. 她小说的底色是:苍凉. 张爱玲作品中苍凉的基调是建立在对于日常生活的描述上的,而且是对日常细节的不厌其烦的描述上的.     

自我的迷失与追寻——张爱玲对人类生存的哲学思考

张爱玲的创作以个体的"人"作为切入点,注重从文化与社会中考量人在生存困境压抑下不可抗拒的命运以及"自我"的迷失,为世人解读了社会生活加之于普通人身上的各种枷锁以及人生与命运的无奈和苍凉。与此同时,张爱玲也在一贯的苍凉绝望的书写中寻找着人的"自我追寻"的出路,在对社会传统文明批判之余也给人展现了些许生命的微光。     

喻言世界中的苍凉美——从张爱玲的《封锁》说开去

“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封锁》)本文从“梦”切入，从《封锁》开始，试图解读张爱玲“美丽而苍凉”的所指。     

苍凉的底色 --论苍凉感在张爱玲世界中潜在的原因

张爱玲的主要作品中总是弥漫着一种苍凉感.究其原因,文化、民族历史、时代、个人生活经验及其心灵感悟都是张爱玲苍凉感存在的渊源,而这一切又直接影响着她的人生观和创作观.     

曼斯菲尔德小说的现代主义艺术特色——以《序曲》为例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把毕生的才华献给了短篇小说的创作。她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成就,体现在小说创作的技巧性上。她运用无情节模式、意识流、内心独白和生活片段式的描写等手法,将探索的笔触深入到人物内心深处,发掘那些貌似平凡甚至平淡内容的深刻内涵。文章以《序曲》为例,揭示曼斯菲尔德在现代短篇小说创作领域所作的探索。     

何日共一曲 尽诉故园情——郑向恒散文印象

郑向恒是台湾当代著名的学者和散文家。其游记散文表现了她对中华古老文明和民族命运的深厚热爱和关切之情,显示出浓郁的文化底蕴和家国之思。风格自然、亲切,语言简炼、朴实     

苏青言语的"孤岛"认知价值

与张爱玲齐名的"孤岛"时期的女作家苏青,被评判为"汉奸文学"范畴,或称其作品"无益无害",这样的评判是错误的,不公正的.苏青的认识价值是另类的,不可替代的.由于苏青言语的实录性、再现性,使得她的言语具有历史认知价值,为了解"孤岛"时期的文坛亦或文化界,了解日本人的文化侵略,了解日踞时期的民众生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佐证.     

朱淑真诗词爱情心态浅探

朱淑真是宋代女性文坛继李清照之后又一颇有成就和个性的女诗人，她的爱情诗词，清新婉丽，蓄思含情，又由于她一生受情婚姻的不得意，诗词中又颇多怨恨之语，流露着她在生命中的真切体验。天真烂漫，情窦初开的少女朱淑真在诗词中表达着她对爱情的幻想和憧憬，同样也在诗词中发泄其对不幸婚姻的苦闷和郁怨，最终在弧寂和绝望中抱恨而死，从她的诗词创作中可以触摸到一个闺阁女子一生的情感历程。     

狄金森诗歌语言变异探析

美国 19世纪著名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以新颖独特的意象和不拘一格的语言形式著称。她悖离语言运用常规的行文形式使她的诗歌跌宕起伏 ,变换无穷 ,而一些诗歌也因此晦涩难懂。本文试从实现狄金森这一独特诗风的语言手段 (语言变异 )出发 ,解读这位神秘女诗人。L eech( 196 9)指出诗歌语言有 8种变异 ,本文将围绕狄金森诗歌最突出的两种语言变异 (语法变异和书写变异 )展开 ,希望能为读者解读狄金森诗歌找到一个语言的切入点。     

晚年丁玲反思的缺失与障碍

反思意识的匮乏是晚年丁玲的症结所在。一方面 ,是由于丁玲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特有的精神结构使她内心深处满蓄着对反思、特别是对政治反思的深切的惧戒 ;另一方面 ,则由于丁玲精神上横亘着勾销论、抵消论这两大思想障碍。丁玲一生 ,有很长一段时间处在社会政治的两极。一极 ,革命生涯 ,忠实的共产党员 ,革命战士 ;一极 ,政治磨难 ,被视为叛徒 ,反党分子 ,右派分子。这种独特人生的两极铸就了丁玲精神的两极。一极 ,革命生涯所带来的振奋和欢乐 ,铸成精神的天堂 ;一极 ,政治磨难则把丁玲推向精神的炼狱 ,痛不欲生。丁玲摆脱政治磨难、追还政治真面的强烈欲望 ,使她的言论、行动乃至创作有了双重性质。一重 ,发自内心 ,是内在要求的自然流露 ,这是根本的方面 ;一重 ,则是有意为之 ,则是向群众、向组织证明自己 ,证明自己同党同革命的始终一致和绝对一致。这种“有意证明” ,极大地堵塞了丁玲反思的路。丁玲的勾销论、抵消论 ,有其片面的真理性和历史合理性 ,不应一概否定 ;但作为反思的障碍 ,却又是决不可取的     

杨绛的散文艺术

杨绛是当今中国散文高手之一。《我们仨》等散文营造出堪称文学研究界"第一家庭"的温馨世界,可谓中国式的"追忆似水年华"。杨绛散文的主要成就在于以平实淡雅之笔描绘浮生众态。她心系梦萦的是家人、家事、琐事、身边事,表现的却是大智慧、大胸襟、大境界、大时代。胸有丘壑,笔有藏锋,平淡之中见神奇,于无声处见喜悲,这与当下流行的女性私人化写作大相径庭。如写其夫钱钟书的大智若愚、童心未泯;其女钱瑗的外秀内慧、勤奋敬业;杨绛"三伯伯"即三姑母杨荫榆曾因在"女师大学潮"中"镇压学生",多年来一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她却是在日寇攻陷苏州时因斥骂侵略者而遇害的爱国志士。杨绛的散文不仅淡雅、睿智,而且幽默诙谐,妙趣横生,且不乏老吏断狱般的老辣,其论辩性散文如同检察官读诉状,以事实为据,滴水不漏,一掴一掌血。另外,杨绛还将魔幻小说笔法引入散文,写梦游,写幻觉,虚实相生,平淡之外又现神奇。其"魔幻散文"在当今散文中独树一帜。杨绛是烤着生命之火为文,她既烤着自己的生命之火,亦烤着钱钟书的生命之火,还烤着爱女钱瑗的生命之火,用"我们仨"的生命之火烤出的散文极品,自然具有不同寻常艺术价值和珍贵的史料价值。     

萧红小说的悲剧意蕴

女作家萧红是一个有着自觉的主题意识和强烈的悲剧意识的作家.她自身坎坷曲折的经历使她有了看待生活的独特方式和对人生的独特发现,这既形成她小说悲剧意蕴的重要基础,也与当时的生活现状及审美的时代特征不谋而合,也因此,萧红的小说充满了悲剧意蕴.     

独白与复调——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新思考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以独特的方式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文学分类法和“动态”的文学史模式，它以“独白的文学”与“复调的文学”相对照，把作品里的声音由“独白”到“复调”的变化，作为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区分。这种文学史分析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考察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新思路。依循这种思路，我们发现原有的分析系统可能既缺乏准确的把握力度，也存在一定的漏洞。事实上，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是“线性地”从象征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而是存在着“独白的诗”和“复调的诗”的杂错与对话。前一种诗以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等为代表，他们的诗是个人的“心灵史传”，反映着诗人个人生活中的一系列“精神事件”；后一种诗以鲁迅（《野草》）、穆旦为代表，他们的诗是分裂世界中的思想对话，是把主体推向他所在的世界，推到他的对立面，通过对话性描写，展示比主体世界更为丰富的“生存全景图”。两种诗歌既分属不同的系统，又统一在相同的对空。二者的共存和对话，说明中国现代诗歌“共时”地展现着传统的文学气质和现代的文学心声，透露出20世纪中国文学仍属“转型文学”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