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对自然人性的多向度追寻——论迟子建小说中底层形象的精神意蕴

对自然人性的追寻是迟子建小说底层视阈中的一个独特视角.对人的生命旅程中的“底层”时段——童年与老年的生命与精神内蕴的思考是其探讨本真人性的首要视点,对处于人生境遇“底层”的畸异人物人性光辉的书写、对不受病态文明袭扰的原始生命力的描述则是对善与美的人性本质的深切探寻.作家赋予底层形象的这种精神意蕴,启迪我们思考自然、生命和人生的意义.     

“爱历”之后无“元年” ——王跃文的《爱历元年》蠡测

王跃文的《爱历元年》表明其创作出现了有意识的转向,他的小说实现了从“政治”和“性爱”这两个基本维度进入文学、探索人性的创作构架;在此意义上,《爱历元年》既是“情爱之书”更是“人性之书”。《爱历元年》的写作动机缘于既是作者的也是小说中人物的“中年危机”,对“中年危机”的破解则是道德出轨和感情突围;故而,爱情更多是一种精神修行和安顿灵魂的方式,对爱情“迷失”之后“回归”的只能是婚姻。     

殊途同归——论《边城》与《围城》的精神旨向

比较《边城》和《围城》可以发现,两部作品尽管在文学表达形式和对现实的关注角度存在着诸多差异,但它们存在着共同的文化立场,两部作品的最终精神旨向都是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人性追求、人格尊严的深切关注,都有深刻的人文关怀意识。     

内在真实的探求——论刘以鬯及其《酒徒》的现代性

在香港文学史上,刘以鬯以其不断追求探索和突破创新的精神,凸现了他的另类本色。其实验小说注重反映物化现实对人性的扭曲,展示香港社会里人的真实生存状态,特别是激烈的生存竞争、物欲横流的病态社会中香港人的生存焦虑以及病态人格。长篇小说《酒徒》的现代性体现了刘以鬯实验小说不断追求锐意创新的特点,他实质上是试图寻找一个能更真实地反映人的内在真实的现代小说世界。     

论《金碗》中的道德失范

《金碗》是亨利·詹姆斯发表于1904年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中人物关系的错综复杂以及道德抉择的游离不定,折射出世纪之交人们普遍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以涂尔干的失范理论反观《金碗》中的人物关系,可以感受到爱情中的背叛、友情中的信任危机以及亲情中的疏离。通过描写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亨利·詹姆斯表达了他对当时人们生存状况的关注以及对道德和人性的呼唤。     

关于《围城》的文学史地位

《围城》属于叶绍钧开创的日常生存状态小说类型 ,其讽刺矛头主要指向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虚荣心与庸碌无为。《围城》所揭示的人类虚荣心有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虚伪属于个别人的劣迹 ,虚荣则是人类共同的弱点 ,在这部小说中 ,就连西方哲人都不例外 ,平庸者表现得则更为突出。由于所参照的是超越时代、超越普通人的一种带有某种学术乌托邦性质的更高标准 ,作者对于生活中和自己笔下人物的态度 ,均为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 ,作品在轻松幽默的表层下隐含着忧愤之情 ,也表现出一种形而上的悲悯。钱钟书的“忧世伤生”针对的不是具体的“国”与“民” ,而是整个人类及人性本身。就主题的丰富复杂、人物塑造的生动、人性揭示的深刻以及艺术表现的细腻成熟而言 ,它当居中国现代小说一流作品之列     

《儒林外史》和《围城》讽刺艺术比较

《儒林外史》和《围城》是中国讽刺小说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本文对二者讽刺艺术不同的内涵和艺术成就进行了比较。文章认为《,儒林外史》的讽刺对象直指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围城》则揭示了人性的根本颓败与人类的生存困境,而将道德判断延期《。儒林外史》的讽刺采用客观呈现的叙事方法,而《围城》的讽刺则采用主观说明的叙事方法。     

《陆犯焉识》中陆焉识的围城世界解析

《陆犯焉识》是严歌苓的第一部以男性为主角的小说。自由是陆焉识的终极追求,他不断进行着爱情、婚姻及人生的突围,试图逾越围城。四次逃亡见证了围城与反围城的实践与寓言,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亦于此中呈现。     

展现畸形社会人生的困境和人性的悲哀——论《围城》的深层意蕴

该文试从社会、人生及人性三方面来展示《围城》的思想蕴涵 ,对《围城》的主旨提出新的认识———《围城》表现了中西文化合流与碰撞下的畸形社会和人以及对人生、人性的哲学思考。     

论《围城》题旨的多义性

《围城》以主人公的婚姻爱情纠葛贯穿首尾,因此,人们也就普遍认为“围城”的主题是关于婚姻爱情的。其实,《围城》的主题不是单一的,而是多义的,除了婚姻爱情说,还有人生状态、心灵境况等多重内涵的揭示。     

爱的幻灭与生命的异变——论莫言的《蛙》

以莫言的经典力作《蛙》为分析对象,通过计划生育前后事件及主要人物的言行,尤其是姑姑、王肝、秦河等人对待爱情、生命的态度,分析和探讨莫言对爱情、生命乃至人性的深刻认识。认为：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爱情和婚姻被传统和现实隐匿,生命的繁衍异变为生殖的膨胀,主人公们也为此付出了沉痛的生命代价和人性代价。     

人性教育:全球化时代的教育使命--兼论《学会生存》中的一个重要思想

《学会生存》之所以被誉为人类教育思想发展史上的里程碑,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将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分析与人性特点的分析相联系,在充满时代气息的人性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教育的目标，《学会生存》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是：人类存在着“共同的人性”,“教育的使命”就是帮助人们找出共同的人性,而找出共同人性的目的是为了追寻人性认同的民主、平等、自由、科学理性等真善美普遍价值.全球化进程中的人性教育使命,一方面是在类层次上进行真善美人性和人类普遍价值的教化;另一方面,则是对人性力量普遍拓展而又独具个性的守护,这种守护我们不取“神人之约”、宗教信仰之人性理论的思维方式,而靠世俗性的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基本原理和实践动力.面对全球化振荡,要保持中华民族精神,需充分发掘和利用作为人性教化的＂心性文明＂之中华文化资源.     

论《围城》爱情伦理的三重主题

《围城》体现着特定的爱情伦理。通过对方鸿渐和苏文纨、孙柔嘉、唐晓芙等人爱情纠葛的冷嘲热讽,钱钟书把他坚持的爱情伦理慢慢展示出来。《围城》的爱情伦理围绕本然、实然和应然三个主题展开：一是对爱情困境的客观叙述,表现了其主体意蕴;二是对荒诞的婚姻“围城”的热切关注,表现了其现实维度;三是对人生希望的执著追寻,表现了其理想主张。     

缺失与拯救--试析毛姆对人性的探索

西方文明进入工业社会以后 ,人性成为作家极力探索的领域。他们从文明缺撼的角度 ,在不同层次上揭示和批判了西方社会对人性的摧残。人性的邪恶在毛姆的作品中描写的最多 ,因此而遭到了冷遇。同时 ,毛姆在其作品中为西方人提供了拯救自我 ,拯救人性的处方。本文通过分析毛姆的三部长篇小说《人性的枷锁》、《月亮与六便士》、《刀锋》中主人公的人生历程 ,寻找毛姆的人生态度以及其独特的人性探索领域     

关于《面纱》的意蕴解读

《面纱》是英国作家毛姆的经典作品之一。小说名为《面纱》,意蕴非常深刻,借一个看似寻常的爱情故事的讲述,作者运用细腻、冷静的笔触展现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发展变化的轨迹,并巧妙地运用第三人物的评述促使男女主人公彼此重新审视,不仅揭示了社会生活中婚姻、爱情的幻像,更揭示了人性内心深处的面纱。在经历了爱情、背叛与死亡的多重磨砺之后,女主人公最终走上自立的女性精神的觉醒之途。     

爱情,在生存的夹缝中销蚀--世纪之交小说情爱主题的沉浮与流变

纵观新时期文学,新写实小说、新都市小说中爱情主题的沉浮与流变,在探究爱情理想化、爱情市俗化、爱情商业化的转变过程中,作为爱情主体的人,在生存环境的夹缝中是怎样从对爱情的信仰,到对爱情的无奈,以至于爱情的被销蚀,探索人性嬗变的过程与实质,企盼与呼唤洗涤人类灵魂,提升人性精神的情爱在新世纪的文学中诞生。     

人性的升华——解析《愤怒的葡萄》中的人物形象

斯坦贝克小说《愤怒的葡萄》在几个主要人物身上,体现了一种对人生的生存欲望,人类的相互依存、互助,生命的生生不息、坚忍不拔以及人类善良、仁爱精神的人性内涵,彰显了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辉,从而人性在此得到了升华。     

《陆犯焉识》中陆焉识的“围城”人生

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第一次采用了男性主角的抒写方式,主人公陆焉识一生渴求自由,他用一生努力实现着爱情、婚姻及人生突围,试图逾越"围城"。四次逃亡见证了"围城"与"反围城"的实践与寓言,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亦于此中呈现。     

田纳西·威廉斯戏剧中工业文明批判的生态意义

田纳西.威廉斯戏剧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处于深刻的精神生态危机中。高傲、造作、怯弱或心灵扭曲的女性,孤独、失意的男性均被表现为工业化社会里的逃遁者、反叛者和无家可归者。他们采取种种措施来抵抗机械化、商业化的工业社会对人情和人性的磨蚀和湮灭。威廉斯对这群人物生存困境的展示有着深刻的工业文明批判意义:精神危机笼罩下的人物世界表现了工业文明价值观对人的异化作用,也表现了工业化时代人与自然割裂而引起的精神生态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