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军事失误与教训再探讨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失误甚多。其主要表现:在北移问题上,不听中央的劝告与命令,使部队丧失了北移的有利时机和条件;在作出北移决策之际,对敌情判断严重失误,选择了错误的转移路线;转移中,实际指挥与其行动企图自相矛盾,屡屡违犯用兵原则;战斗打响后,不能沉着果断地实施指挥,丧失了突出重围的有利战机,项英等人临阵动摇也给部队造成极坏影响。这些失误,使新四军避免或减少损失的可能没有成为现实,也从多方面为我军提供了深刻教训。在建设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人民军队的今天,我们应珍视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些教训。     

指挥失误是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兵败的重要原因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表现在:北移时,选择了错误的转移路线;转移中,不仅行动迟缓,而且三路并进,导致兵力分散;战斗打响后,项英优柔寡断在前,武断决策于后,贻误了最关键的战机;被包围后,叶挺判断失误,分散突围太晚。上述失误,是新四军最终惨遭围歼,未能避免或减少其损失的重要原因。     

刘少奇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恢复和发展

1941年1月7日至1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绕道北移时,遭8万多国民党军合围聚歼,军长叶挺下山谈判时被无理扣押,成为俘虏,副军长项英突围中被叛徒袭击遇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损失。然而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牢牢掌握着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主动权,不但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而且迅速重建了新四军军部,使部队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后获得新生,刘少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刘少奇在皖南事变前后对新四军发展壮大的重要贡献

江泽民同志在刘少奇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1938年底,他南下担任中原局书记,组织和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同志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政     

项叶关系与皖南事变

关于“皖南事变”形成的原因，史学界已多有评述。但从项英与叶挺的关系方面来分析的还不多见。抗日战争爆发后，共同的历史使命使项英和叶挺走到了一起，担负起创建和领导新四军的光荣任务。他们本来可以取长补短，成为一对相得益彰的好搭档，但由于种种原因二人未能很好地协调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不断产生新的矛盾，出现了叶挺的三次出走和项英向党中央的“三请辞职”，以至于发展到皖南事变中项英“不辞而别”、“临阵出走”。这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确留下了值得回味思索的话题。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事守势”方针述论

皖南事变发生后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政治攻势 ,军事守势”的方针。从“军事守势”方针来看 ,它在不同的阶段中具有不同的内容。其间也曾作过反攻的准备 ,但未付诸行动。这个方针的内容的几次变化 ,都有当时的具体原因     

王明投降主义路线与皖南事变

一九四一年初发生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蒋介石积极反共准备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政策的产物,也是我们党内王明投降主义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在彻底揭发批判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中,重温这一段历史,看看搞修正主义的投     

叶挺在皖南事变中被俘问题的浅见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制造的严重反共事件。事变发生距今已四十四年了,但是对这一重大事件中新四军军长叶挺究竟如何陷于敌手,在各种党史讲义、辞书和革命回忆录中说法颇为分歧,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1)军长叶挺被俘①或军长叶挺及干部多人被俘②。     

我党在皖南事变中反对顽固派的斗争策略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皖南事变中我党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经验时指出:“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正是由于我党正确地运用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成功地把民族     

新四军与皖南“工合”运动

本文认为,新四军进驻皖南后,贯彻中央指示、发展战时经济的突出历史贡献是配合和发展皖南“工合”运动,兴办了战时工业合作经济,具体表现在：建立了“工合”浙皖办事处的基层组织屯溪事务所、泾太事务所、旌德事务所等;培训了“工合”干部;组织了十多个合作社的生产。新口军在皖南开展的“工合”运动,对于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和破坏,支援抗战．安置当地人民就业。密切党和人民军队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等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     

中共发展华中战略与皖南事变

自从1938年底中共中央做出发展华中的决策后,皖南和江南的战略地位开始下降,华中逐渐成为新四军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为此,皖南新四军必须北移以作支援。而国民党政府以中央政府的身份迭次发出命令,必欲将中共军队驱逐出华中。国共在华中,尤其是苏北的冲突日渐激烈。《中央提示案》和“皓电”发出后,中共中央并未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相反加紧发展华中,并要皖南方面做好北移准备,试图以此让步缓解双方矛盾。但就在中共试图缓和国共关系之时,苏北的曹甸战斗却使双方更形紧张,也使皖南新四军直接北渡长江成为其唯一选择。就在皖南新四军北移途中,皖南事变发生了。     

苏联法制建设的失误与教训

存在了七十多年的苏联在短短的时间内土崩瓦解 ,其法制建设上的失误是重要原因。斯大林至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失误埋下了国家分裂的种子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失误则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这些失误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在于 :政治权力的行使必须纳入法制化轨道 ,国家的稳定才不致因领导者个人的去留而发生动摇 ;共产党的活动必须局限于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以内 ,不能允许任何党员有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 ;法律文化建设必须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予以高度重视 ,以促进全民族的法制文明尽早实现。     

试论皖南事变在国共关系史上的地位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这一反共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打退了这次反共高潮。这次反共高潮被打退，表现了国民党政治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政治地位的提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变动，是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关键，并在国共两党关系方面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抗战前期苏联对华政策与皖南事变的爆发

抗日战争前期，苏联推行援华抗日的政策。使中国坚持抗战，拖住日本，以避免日本对苏联的进攻，是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依靠国民党来实现这一目标，是苏联援华抗日政策的鲜明特色。苏联为实现其对华政策目标，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共活动未能起到应有的制约作用，客观上鼓励了蒋介石集团在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苏联为了其对华政策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中共以斗争求团结政策的执行，从而使中共未能有效地阻止蒋介石集团发动大规模的反共行为。因此，皖南事变的爆发不可避免     

皖南事变与中国共产党应对突发事件能力论析

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突发事件.这个严重的突发事件处理当否,将直接关系分裂内战或团结抗战的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事关重大.中国共产党站在战略高度,审时度势,坚定地维护民族利益和团结抗日大局,及时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对策,最终化解了可能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危机,打退了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在皖南事变前后所表现出来的应对突发危机事件的卓越能力,表明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     

李自成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与教训

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明朝的儒士采取拒绝排斥的态度.崇祯十三年底攻入河南后,虽然开始吸收少量知识分子参加,但仍缺乏一个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而李自成用为参谋顾问的,又都是些下层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不仅缺乏带兵打仗、从政治国的经验,而且视野也较狭窄,缺乏准确把握全国形势及其走向的能力,他们帮助李自成制订的政策每每出现重大的偏差与失误.这就为日后的败亡埋下了祸根.     

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情绪波动与最终决策

皖南事变前后，在决定如何反击顽固势力的压迫时，毛泽东有三次较大情绪波动，第一次拟发表“炸弹宣言”猛烈抨击国民党顽固势力，第二次是在皖南新四军北移时，曾提出拖延战术，第三次在皖南事变后，准备对国民党进行全面大反攻。在周恩来，刘少奇等提醒下，毛泽东冷静下来，审时度势，三次修正自己原先的想法，做出正确的决策     

前苏联民主政治建设的失误与教训探析

苏联由过去长期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民主与监督机制的政治体制走向另一个极端,大搞民主化,公开化,盲目引进西方的社会民主制度,引起人们思想混乱,社会动荡,最终导致苏共丧失政治权。这个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立足于扩大党内民主,必须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必须从实际出发有步骤有秩序地逐步推进。     

皖南时期项、叶不和的原因再探讨

皖南时期项、叶不和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除由于两人在新四军发展方向认识上的分歧和革命经历、性格方面的不同引发矛盾之外,中共中央高层对叶、项矛盾处理不甚妥当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因。因此,简单地把项、叶关系失和完全归罪于项英是有失公允的。     

从遵义会议、西安事变、皖南事变到延安整风——从历史事件中透视党的思想建设历程

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治上从幼稚向成熟的转变,但远还没有成熟。从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西安事变的正确决策、皖南事变发生思想的阵痛,到延安整风的开始及“七大”毛泽东思想的确立,我们可以看出,党的政治思想建设是在实际的政治、军事斗争中逐步成熟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