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对周作人“非宗教”思想的影响

在周作人早期思想研究中,罗素的影响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详细地考察了罗素的"非宗教"观、自由教育思想以及闲适观对周作人的影响。"五四"时期周作人对现代知识分子非理性宗教情绪的批判、对形形色色宗教的或准宗教的意识形态的警惕、以及对自由闲适生活的重视等均与罗素的影响密切相关,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周作人的思想,而且有助于我们全面评价和研究他后来的蜕变及思想的复杂性。     

"自由至上主义"及其命运:周作人附敌事件之成因

周作人在本质上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不同,周作人是自由至上主义,表现为极端个人主义.周作人的悲剧性命运既有自由主义在中国悲剧性结局的普遍性,又有周作人对自由主义误解的特殊性.这是抗战时期周作人附敌之根本原因.     

试论周作人历史轮回观的三维形态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一个独特而典型的标本,在其复杂矛盾的思想构成中,历史轮回观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轮回观在不同的层面上有着不同的内涵,周作人的历史轮回观主要体现为三个维度:“叛徒”的批评策略,“隐士”的文学思想,“汉奸”的历史逻辑。历史轮回观一方面成就了周作人,另一方面也毁了周作人,这一现象令人深思。     

都市空间与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兼谈鲁迅的都市化生存

作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鲁迅经历了从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在不断转换的都市空间中,鲁迅的都市化生存以不断介入城市、把握城市、书写城市、批判城市为线索,在都市化过程中,鲁迅完成了自己角色和身份的塑造,创造性地利用现代媒体资源将杂文文体提升到新的高度;同时又以"非典型性"都市化生活姿态显现出其"由边缘而向超越"的独立品格。面对当下知识分子的全面退守和精神危机,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回到鲁迅的意义,越来越需要以鲁迅精神来拯救"死亡"的知识分子。     

1907:周作人"协和"体验及与鲁迅的异同--论1907年的鲁迅兄弟与现代中国文学之生成

1907年前后,用作人与鲁迅在日本的异域体验已经预示了中国文学现代演变的重要新质;如果说,鲁迅以其"入于自识"的选择标示出了这一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高度,那么周作人与日本"协和"的体验则导致了他对于这一异城文化的更深入的理解和认同,除了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比照之外,用作人与鲁迅的不同也在某种程度上埋下未来兄弟殊途的线索.当然,无论鲁迅、周作人兄弟的日本体验有多大的差别,在当时却都较一般的留日中国学生更为深刻和更有远见,因此这些出现于1907年前后的文学活动(包括<新生>的尝试)实际上包含着他们之于中图文学现代转换的深刻认识.     

近30年来周作人研究综述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也是争议比较大的一个人物.新中国成立以来,周作人在学术界的视野中销声匿迹了30年,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才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并迅速焕发了光彩.以10年为界,讨论周作人研究的成果和特色,并指出其不足,以期能对将来的周作人研究有所助益.     

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的宗教缺席现象

乡村宗教在中国乡村社会中是很普遍的现象,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对之却只有简单的负面描写,可以说基本上处于"缺席"的状态。究其原因,一是现实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压制,二是知识分子文化和农民文化之间的等级差异。乡村宗教叙述的缺席,极大地影响了乡土小说对乡村表现的真实、深刻和全面,也出现了以其他文化代替乡村宗教的"亚宗教现象"。     

论周作人的道家立场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庄子一直受到主流思想界的激烈批判和否定,但周作人认为庄子的无君论、天道自然论和齐物论思想等对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和现代中国思想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不宜全盘否定。在"五四"作家中,周作人对老庄道家的态度是相当严肃而别致的,虽然他的道家立场常被他的儒家身份所遮掩,但把他对道家的好感简单地等同于消极隐逸,甚至视为他附逆的主要原因,显然是极大的误解。     

“启蒙”的“民间”力量——论鲁迅、周作人的“鬼文化”文学书写

透过鲁迅和周作人对"鬼文化"的不同文化心态和文学写作,用一种独特的文化视角去"重读"鲁迅和周作人的人与"鬼"纠葛的复杂形态.可以发现,鲁迅始终坚持着民间信仰的"启蒙"价值,而周作人则在"启蒙"之余退守着"自己的园地",孜孜于"生活之艺术"的理想追求.     

20世纪20年代"小诗"运动

在20世纪20年代风靡一时的"小诗"运动中,周作人通过翻译介绍,着力建构"小诗"这一新诗体,赋予其特定的美学内涵和诗学特征.但在广泛的创作实践上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限制了"小诗"的发展.由于模糊了"小诗体"和"小诗形"的区别,诗体的要求被简单地置换为大小体积的概念,其含混性和暧昧性带来的矛盾和弊端也就一直延续下来.对这一创作潮流的重新梳理,将引发我们对现代汉诗诗体建设更深层次的思考,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和体会现代汉诗营造自身美学内涵时所遭遇的困难与问题.     

论20世纪中国人本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及其特异性——以王国维、鲁迅、周作人为中心

中国人本主义文学思潮形成于五四,先声却在王国维对康德、叔本华等人的译介。鲁迅是从反封建政治要求出发引进人本主义及其文学观念的第一人,他不仅为人本主义及其文学观念的拿来中国厘定了基本的价值取向,更创作了中国人本主义文学最杰出的篇章。周作人从主张"人的文学"到对文学应是"人间性"、"个人性"、"人类性"相统一的揭示,再到倡导儿童文学,呼唤女性文学,使中国有了较完备的人本主义文学理论形态。     

孔子宗教思想中的人文理性精神

在从原始宗教的神人未分到周代宗教思想中人文理性精神的初见端倪的过程中,人的理性意识逐渐觉醒,人逐渐从神的控制下摆脱出来。孔子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的宗教思想,提出＂敬鬼神而远之＂这一具有人文理性精神的新命题。正是这种人文理性精神对中国宗教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当今世界各宗教间的和平及世界和平仍需要人文理性精神。     

殷周"地-母"崇拜与原始本体观

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主流范式,是以周<易>为代表的阴、阳二元架构,但在周<易>体系成型之前的殷代宗教及殷、周族源神话中,"地-母"不仅因二者在生生繁衍上的同态意义而受到初民社会的崇拜,而且其中还蕴含了一种朴素的一元本体论观念.这一点又与历史文献所传周<易>体系之前的殷代<归藏>之"易"颇多偶合.     

春秋以前的天概念

在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中,学界一般认为天概念在春秋以前是单纬度的,即宗教之天。事实上,夏朝和商朝的天概念是宗教之天,但从周朝开始不再是单维的宗教之天,而是同时兼具了宗教之天与自然之天这两种内涵。这给春秋以降各个思想家从不同侧面出发对天概念进行迥异的具体阐释奠定了思想基础。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天人关系问题有符合本初意义的理解。     

《尚书·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新诠

人们通常将＂我生不有命在天＂理解为商纣王对＂天命＂的迷信,但是这一理解并不准确。在宗教信仰领域,商人信仰＂帝＂、＂上帝＂,＂天＂、＂天命＂是周人的信仰。殷商末年,伴随着政治、军事领域的斗争,商周在宗教信仰领域也展开了斗争。因此＂我生不有命在天＂的正确诠解应为：＂难道我得不到上天的护佑吗？＂言外之意即是：帝作为商人的神灵护佑着殷人,但是周人却以天的名义来灭商,因此纣要疑问难道我作为万民之主只有帝护佑着我而上天却置我于不顾吗？     

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中宗教信仰的变迁

长江下游以太湖为中心的苏皖南部与浙北地带,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良渚文化,经夏商时期点将台、湖熟、马桥文化,到周代吴、越国家社会,其文明化进程经历了繁荣——衰弱——再繁荣的曲折过程。与此相对应,长江下游的宗教信仰也经历了从史前本地传统的发达与完善、到夏商外来占卜系统的传入与发生、再到周代民间信仰的复兴与丰富的不同发展阶段。每个阶段上宗教信仰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功能都呈现出不同特点。总体来说,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中宗教神权从与世俗王权相结合的至上地位,发展为与王权分离的实用、功利地位,其与世俗王权的相互关系不断发生着改变,社会地位呈持续下降的态势。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中宗教信仰的这一变化,事实上是华夏民族早期文明发展中的一般特点。     

读《明季滇黔佛教考》——纪念陈垣先生诞生一百二十周年

《明季滇黔佛教考》是史学大师陈垣的宗教史专著之一 ,也是中国史学中完善的宗教史开创性著作之一。以语录入史 ,充分挖掘新史料 ,明辨真伪 ,详于考证 ,是该书的鲜明特点。同时该书也是一部洋溢着爱国热情的史学作品。完璧微瑕 ,《明季滇黔佛教考》也存在个别失误。但小小的失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陈垣先生崇高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这同其丰硕的成果、严谨的治史方法一样也应为史学工作者所汲取     

理雅各《诗经》英译本所绘夏商周三代社会图景

理雅各《诗经》英译本,从宗教、政治、婚姻等若干方面,描绘出了中国夏商周三代社会图景。在19世纪中后期的特定时代背景下,理雅各向中国人提供了新的思想观念与新的理解方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应充分肯定理雅各《诗经》英译本的思想价值。然而,理雅各《诗经》英译本给出的夏商周三代社会图景,无论在"忠实地反映"方面,还是在"艺术地再现"方面,都还存在一些问题。问题主要来自理雅各对《诗经》原著的理解和诠释。中学与西学的差异,构成了理解和诠释的障碍;而文化的认同在更深的层面上影响着理解和诠释。理雅各的《诗经》英译本带着传教的企图,夹杂着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因子,这是我们在评价其思想与学术价值的时候需要仔细分辨的。     

战国社会思想与墨子宗教观的内在矛盾

战国是周礼乐文化彻底崩溃的时期。墨子批判了西周宗法等级化宗教,力图创建适应平民需要的宗教形态。战国时期地域国家形成,广阔的地域交往需要更普遍化的理论学说。在诸子们建构的各种学说里,墨家尤其具有普遍主义形态和工具化特色。这也深深地影响到墨子的宗教创建,使墨子的宗教思想渗透了理性与信仰的矛盾。     

祝辞系文学与《诗经》时代的言灵信仰

祝辞系文学属于文艺诸形态尚未完全分化的《诗经》时代,与原始巫术宗教结合紧密,具体表现为祈祷、祝颂、诅咒等多种特征。周初祝官制度对《诗经》祝辞系文学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诗经》中的祝辞系文学体现为两种样态,一是全篇为祝辞,二是包含祝官活动和祝辞成分。祝辞系文学之根源及兴盛时期在西周春秋,随着原始宗教信仰的淡薄,祝辞系文学由正统地位跌落回民间形态,并与愚昧迷信结合在一起,从此再也没有机会登上正统文学的大雅之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