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污染防治法》将温室气体排放纳入控制体系的评析

对于温室气体控制是否应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调整范畴,一直都有争议。不应将温室气体控制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调整范畴,这不仅是由于温室气体不属于大气污染物,也是由我国现阶段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决定的。温室气体主要来源于能源生产等“上游活动”和公众生活消费等“下游活动”。我们应对其进行上堵下疏：一方面力促清洁生产,另一方面倡导低碳生活,将市场机制与行政手段结合起来,多管齐下共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没有必要将温室气体控制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调整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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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记》、《声无哀乐论》比较研究

《乐记》和《声无哀乐论》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文献,代表了中国古代音乐学研究的两个高峰。长期以来,很多学者认为二者是互相对立、互相否定的,认为《声无哀乐论》是对《乐记》理论的颠覆。本文通过比较,论证二者分别揭示了音乐不同层面上的本质规律,《声无哀乐论》没有对《乐记》形成正面冲击,是对《乐记》的发展和补充,二者是并立互补的。     

评厄尔·迈纳《比较诗学》中关于中国原创诗学的一个观点

厄尔·迈纳在《比较诗学》中认为,当一个或几个有洞察力的批评家根据当时最受崇尚的文类来定义文学的本质和地位时,一种原创诗学就发展起来了。西方诗学是亚里士多德根据戏剧定义文学而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摹仿—情感的"(mimetic-affective)诗学;日本和中国的诗学是以抒情诗为基础的,是一种"情感—表现的"(affective-expressive)诗学;世界上没有一种诗学是建立于叙事文学之上的。中国原创诗学是《诗大序》。本文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为何中国原创诗学建立在抒情诗的基础上,并认为《诗大序》之前的古代诗论,特别是孔子和司马迁的诗论,也是中国原创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语》和《圣经》中的仁德

对《论语》和《圣经》中的关于仁德的说教抽集并加以对比 ,从而看出仁德的强大生命力。它没有国界 ,不分宗教 ,从古到今。尤其江泽民主席提出“以德治国”的伟大人文思想更显示出“仁德”在当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的重要性     

作为中国文学之《圣经》: 麦都思、王韬与“《圣经》委办本”

在 19世纪,中国最大的一项翻译工程大概要算是《圣经》翻译了。从 19世纪 20年代到60年代,先后有五种《圣经》中译本由新教宣教会完成并出版问世。本文所讨论之《圣经》委办本,亦涉及许多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助手。围绕《圣经》中译之方法,传教士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究竟是绝对忠实于希伯来和希腊原文,还是要保证中国读者能够读懂接受。争论的第二个焦点在于中译本的文言水平(白话《圣经》中译本是稍晚才出现的) :究竟是用受教育者能接受的标准文言,还是用初识文墨之人亦能读懂的更粗浅的文言 .有关读者接受以及标准文言使用之话题的挑起者,乃传教士麦都思,他期待能够完成一部可以被称为中国文学的《圣经》中译本。在 1843年至 1854 年间完成的“《圣经》委办本”中,麦都思最终几乎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此目标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找到中国协作者,协作者能够将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的工作转化成让人接受的中国散文。麦都思最初的人选为王昌桂,他是一位教授中国经典的儒生,但在新约《圣经》完成之前已去世。麦都思继而聘用了他当时尚年轻的儿子王韬,王韬协助完成了整部《圣经》,同时还写了一些宣教小册子,并修订了一部圣歌集。王韬的译者经历亦让我们对其早期思想的发展有了诸多了解。     

新时代中国人权观的实践与探索——兼论《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人权思想

人权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关注和互相斗争的重大问题。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的著作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人权思想指明了现实社会本质中人的权利，批判了私有制国家中的人权中介，提倡彻底社会变革中的人权。中国的人权观从《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人权思想汲取理论智慧，一直坚持关注现实社会、倡导集体主义、推进变革或改革的人权理念。人权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工作，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指明了中国人权事业的建设方向。新时代的中国人权观，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夯实人权的现实基础；必须始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人权的价值导向；必须始终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设，强化人权的可靠保障。     

黄老之学与《汉志》小说家

《汉书·艺文志》（简称《汉志》）在"诸子略"著录小说家十五家,小说家既被列入诸子之一家,必有其共同的学术思想倾向。本文认为,《汉志》小说家与黄老之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并从两个方面探讨了《汉志》小说家与黄老之学的关系：其一,在已被证明《汉志》小说家作品的主要部分是方士小说的基础上,从方士的思想倾向和活动方式入手,揭示《汉志》小说与黄老之学的联系;其二从《汉志》小说有关佚文资料的考订分析入手,证明《汉志》小说家与黄老之学的联系。     

《郭子》与《语林》、《世说新语》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中古志人小说,往往都把目光集中在《世说新语》上,故研究得可谓透彻,而忽视了其它。文学活动不是封闭的,文体也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志人小说的成熟也不是一蹴而就。反映魏晋清谈风尚的志人小说,自《语林》发轫,《郭子》则继之,而《世说新语》则是集大成者。《郭子》在志人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论歌剧《原野》的金子形象

歌剧《原野》已上演了二十年,这部作品以大胆的探索创新、精巧的整体构思、鲜明的音乐形象引起人们的关注,赢得了广泛的赞许。作曲家金湘也由此被外国媒体称为“中国的普契尼”;同时被国内称赞为“举起中华民族乐派大旗的音乐家”。时至今日,歌剧《原野》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越来越受到听众的喜爱。《啊,我的虎子哥》是《原野》女主人公的最具表现力的,也是演唱技巧较难的一个唱段,对整部歌剧也起到了点睛的作用。本文对主人公金子的主要唱段《啊,我的虎子哥》演唱特点进行探究,并在演唱实践过程中对金子这一人物的形象塑造进一步探索。     

再论《国殇》与《九歌》

《九歌》是屈原在民间“九歌”基础上写定的 ,可以认为是屈原所作或创造的。《国殇》是为牺牲的楚国将士而举行驱鬼活动的主祭歌。《国殇》以外的《九歌》其他篇 ,主要是表现对九位天神地的恭敬、赞美和依恋 ,《九歌》中的神、巫、人、鬼关系 ,就是一个由人和巫迎请神、送行鬼魂的过程     

说"时"——中国古代的"时政"思想

古代“时”的本义为“四时”,即四季,内涵着周而复始循环之义。“四时”由二分二至的历法观测而来,在取法于天地的整体价值观念之下,“时”又引申出“时中”的哲理判断,以及“时政”的政治标准。“时政”意为依据季节、气候、历法而行政,而非“时事政治”的简称。“时政”思想根源于中国古人“天人和谐”的宇宙观与价值观,体现着取法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的生存原则,对于古今政治均具有恒久的参考价值。     

民国时期月份牌广告兴盛的原因

20世纪30年代是月份牌广告的鼎盛时期。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积淀是月份牌广告创作的源泉;民国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它繁荣的基础;中国工艺美术画家将他们的艺术创作与爱国思想相结合使月份牌广告深受广大中国民众的欢迎;西方先进印刷技术传入中国进一步促进了月份牌广告的繁荣。     

月令——中国古代的“时政”思想

“时政”意为依据季节、气候、历法而行政,而非“时事政治”的简称。“时政”思想体现着取法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的生存原则,体现着中国古人“天人和谐”的宇宙观与价值观。在中国古代,“天人和谐”观念不仅体现在哲理上、技艺上,更重要是体现在政治政策的层面。“月令”是中国古代“时政”制度的集中体现。     

古史年代学研究的误区--夏商周断代工程金文历谱问题分析

构建金文历谱以推求古史年代的方法,在目前对上古历法不能考明的情况下还不可行。夏商周断代工程依据少量铜器断代所建立的推定西周王年的支点多不可靠,为构建金文历谱所预设的西周历法要点也仍有待证明。工程列为标志性成果之一的共和以下历谱,由于不知共和原不单独纪年,可能问题最多,而由此上推共和以前年代亦必致多误。     

我国“改用阳历”临近百年的思考

我国“改用阳历”已经临近百年,亟需思考创制科学简明的中华新历。本文为此论述三项内容:我国近百年来的历法改革史实;将近百年来我国研制新历的情况;我国历法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略论地方志与地方年鉴的发展关系

地方志与地方年鉴都是以一定地域或区域为记述对象的资料书籍,随着方志与年鉴事业的发展,有人提出了既有方志编修就无需再编辑年鉴,有了年鉴就不必再修方志,年鉴可代替方志等观点。本文认为地方志和地方年鉴既有相同之处,又在性质、体例体裁、表现手法和功用上存在着各自的特点,不存在以此代彼或以彼代此的问题,两者是并存发展不可偏废的。在发展关系上,根据年鉴编辑中存在的问题和建立统一、完整地情资料系统的目标及其环境条件,年鉴编辑应是地方志系统的一项重要工作,由方志机构进行管理是年鉴事业发展的最佳选择。     

太平天国历法研究述评

太平天国历法(天历)的颁布,为中外所关注,清王朝对此竭尽咒骂、诋毁之能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谢兴尧、郭廷以、孟森、罗尔纲、董作宾等前辈学者对天历作过卓有成效的研究,主要弄清了天历历理,证明了天历纪支干支、礼拜较阴阳历日"差一日"。建国后,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对天历研究的内容进一步拓展,成果更为丰富,但天历的研究并没有终结。     

徐光启对《崇祯历书》的编译与其实际成效的问题研究

徐光启是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一生在天文历法的科研活动中成就卓著。他对《崇祯历书》的编译,劳苦功高,然而在明清王朝,众多学者在“会通以求超胜”的思潮中,掀起了长达二百多年“夷夏之辩”和“西学中源说”的争论。可以说,鉴于历史的背景如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心主义态度”、儒家经学文化的影响,以及现实的原因如明清时人为摆脱理论困境的作用,此种结果也是历史辩证法使然。     

论我国历法改革的现实任务

当前我国并行公历和夏历,产生诸多社会困扰,亟需加以改革.本文阐述了其中的三个问题"农历"科学更名;春节科学定日;共力研制新历.     

我国各区域工业企业R&D活动发展变化分析

根据2008年经济普查年鉴,探讨了我国不同区域工业企业R&D活动发展变化的原因。首先运用数据,采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综合评价了各地区R&D活动,结果显示R&D活动差异与R&D基础投入、R&D使用效率和资源配置等三个方面有直接关系,从R&D政策、环境及投入等多角度寻求变化的原因并给出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