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深度贫困地区的自适应创新发展路径

探索可持续的创新路径是建立健全原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实施机制的必然要求。嵌入地方性知识生产的自适应创新,在巩固原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成果、回应共同富裕创新诉求并提升宜居宜业水平方面具有显著实践优势。结合原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创新实践发现,基于先赋性资源培育差异化发展优势、依托制度性设计构建在地化益贫机制、增强主体性自觉并打造复合化治理体系是其自适应创新的实践逻辑。长效推进原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应兼顾创新导向、创新过程和创新主体的地方性知识再生产诉求,通过共谋发展规划、共推结构优化、共享发展成果、共创区域特色,以引导外援资源的在地化发展、构建全面乡村振兴中的同盟关系、提升驻村主体自主适应乡村环境的活力并提升本地差异化发展的竞争力。     

乡村振兴:谁在谈,谈什么?

乡村振兴战略已经形成综合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分析思路。 主流政策派以供职于国家政府部门的学者型官员或研究人员为主,其焦点在于如何完善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 主流政策派立足于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阐释,对乡村振兴战略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必要性、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机制以及规避误区作出论证。 学界理论派重点关注乡村振兴的立论基础和基本模式,乡村振兴具有多种立论基础,而乡村振兴的基本模式则具有保底式发展、内生式发展和依附式发展三种向度。 基层实践派以基层一线工作人员为主,以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实施为发力焦点,其中县级干部扮演乡村振兴“一线总指挥冶和“施工队长冶的角色,乡镇干部则是加速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践行者,而村干部则构成乡村振兴最基础和最坚实的力量。 然而,在几乎所有的讨论中,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农民却集体失语,并再次被政府和学者普遍“代言冶。 未来乡村振兴的探讨方向应重点推进乡村振兴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上下结合冶,深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理论研究,加强乡村振兴的社会动力以及乡村振兴多元实践等方面的理论概括,引导农民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讨论、规划和行动,从而推动乡村振兴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大循环冶。     

共享价值创造范式的多维透视与未来进路

自“共享价值创造”提出以来，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进入了基于价值共创与共享主导的新理论范式阶段，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被认为找到了一条融合企业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可持续性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之路。然而，在现实的商业实践层面，企业社会责任缺失与异化现象仍然层出不穷，学界对共享价值创造这一理论范式产生较大范围的争议与质疑，如何超越基于共享价值创造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范式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从价值来源看，共享价值的具体维度呈现出万花筒特征，包括经济价值共享论、社会价值共享论、综合价值共享论以及数字情境下的数字场景价值、平台赋能价值共享论等，指向不同理论情境以及利益相关方群体。共享价值创造模式的系统性解构包括企业与社会关系视角、组织价值创造视角、商业模式视角和商业生态圈视角等四种视角，涵盖聚焦社会问题的共享价值创造、聚焦组织战略竞争的共享价值创造、聚焦可持续性商业模式设计的共享价值创造以及聚焦商业生态圈的赋能型共享价值创造。共享价值创造的衡量方法包括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法、基于项目管理的项目周期评估法以及基于价值创造细分类型的分解法等。目前，共享价值创造理论依然面临概念内涵、主体范畴、底层理论逻辑以及测量评估的...     

共识与分歧：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研究综述

随着国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研究的成熟化,对党的社会号召力的研究也愈加完善和聚焦。学界针对党的社会号召力的理论内涵、价值意蕴、现实境遇及提升路径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学理性探讨,虽在生成基础、基本特征和现实意义等维度达成局部共识,但也存在诸多争议和分歧：内涵界定上分为“单向影响论”和“双向互动论”;构成要素上分为“四要素论”和“五要素论”;现实挑战上分为“内源论”和“外源论”;提升路径上分为“主体论”和“四体论”。未来,应在增强研究内容的全面性、优化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及提升研究视角的多元性等方面进行延伸和拓展。     

中国乡村宜居宜业水平评价体系及测度研究

宜居宜业是新时期乡村发展的美好蓝图,也是中国现代化乡村发展的新形态。本研究构建了包含4个维度、31项指标的中国乡村宜居宜业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全国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乡村宜居宜业水平的评价结果表明:2010-2019年间中国乡村宜居宜业水平显著提高,乡村宜居宜业指数从0.1757增长至0.7736;从居住条件、生活环境、乡村产业、收入与就业四个维度看,中国乡村宜居宜业各维度出现明显分异变化,指数从高到低的顺序由2010年的收入与就业>生活环境>乡村产业>居住条件,转变为2019年的居住条件>收入与就业>乡村产业>生活环境;2019年中国省级层面乡村宜居宜业水平差异较大,存在地区非均衡特征,东部地区乡村宜居宜业水平普遍较高,西部和东北地区偏低。新发展阶段应坚持以人为本,巩固提升人居环境整治建设成果,积极推进特色村庄建设,优化乡村就业创业环境,促进乡村从美丽宜居向宜居与宜业并重转变。     

近十年来我国中小学教学范式研究动态与前瞻

中小学教学范式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领域。近十年来,国内的相关研究更多地聚焦于教学范式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表征,教学范式的历时变迁及其当代转型,以及围绕教学范式新的理论生长点等问题。已有的研究在深化理论、助推实践变革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不足,比如对核心概念理解得不明确、研究总量偏少、研究方法单一及研究视角狭隘等。所以,后续研究应重点做好概念界定,拓宽并凸显实践视角,加强相关研究本土化等工作。     

互塑协同：集体产权改革与公共服务供给

集体产权改革与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的互塑协同既是我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客观要求,又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基础。共同富裕目标视域下,集体产权改革与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间的耦合和协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集体产权改革资本化、股份化的推进,重塑了公共服务供给格局。政经分离的滞后、股权设置的弊端以及外来主体的挤压等困境,阻碍“互塑”机制发挥协同作用。研究表明：集体产权改革是推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为此,应构建以主体责任协同、发展要素协同、价值协同为内涵的互塑协同机制,即以监督性责任共担实现高效能治理,以内部资源整合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多元主体协作创造高品质生活。     

乡村宜业与生态宜居耦合协调的动态演进分析

建设宜业宜居乡村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为此,构建乡村宜业与生态宜居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空间马尔科夫模型探究了中国乡村宜业与生态宜居的耦合协调动态演进规律.结果 发现:中国乡村宜业水平呈上升趋势,生态宜居下降幅度较小,二者协调度呈"东部高,西南低"的分布特征,且大部分省(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尚处于失调衰退阶段;从空间动态演进来看,乡村宜业与宜居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关联性,维持自身和邻域乡村宜业与宜居耦合协调度稳定的地区数量占大多数,协调提升区和失调衰退区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     

马克思的"异化"论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异化"主题

对于马克思“异化”论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异化”主题的联系人们比较熟悉 ,而相对忽略二者之间的区别。其实二者在概念内涵、批判倾向、解决途径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区别。逐一描述 ,为大家更深入触及马克思及西方现代派作家们的思想本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新月派与余光中诗歌创作关系摭谈

新月派和余光中之间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余光中是在“新月”的光照中登上诗坛的.余光中接受了新月派所秉持的自由主义文艺观,强调自由、人性在文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并以此来建构文学理论,规范文学创作;余光中还接受了新月派所倡导的“理性”文学精神,并从创作主体和接受客体两个角度对之加以发展完善,以此在主客体的距离中找到更富有蕴藉与内涵的诗美;面对新月派“新诗格律化”的创作主张,余光中提出了“形式第二义”的见解,这是在闻一多“三美”诗观基础上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发展,而这些理论建构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新月派由于过分重视格律而带来的束缚思想与诗体僵化的现实困境,从而在新诗诗体方面完成了对新月派的超越.     

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项重大任务，绿色发展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必然逻辑，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古人“天人合一”智慧的弘扬。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必须培育和提升农民绿色发展主体意识，构建农业绿色发展全产业链和价值链，实现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协同发展，以科技引领创新，完善农业绿色发展法律法规，强化监督机制，推动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基于演化理论的技术创新政策研究——兼论广州创新型城市建设

新古典传统经济理论及其技术创新政策的历史和现实困境日趋显现,20世纪末开始蓬勃发展的演化理论为重新思考技术创新及其促进政策问题提供了新颖而富有前途的视角。与传统经济学主要从“供给、需求、环境、基础”等方面提出政策措施以解决市场失灵和资源最优配置问题的基本思路有所不同,演化理论视角下的技术创新政策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与工具,强调创新主体激励、知识生产和“试错”鼓励、解决系统失灵和政策的动态性与多样性。演化理论指导下的技术创新政策对广州正如火如荼进行的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实践亦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马尔库塞“现代乌托邦革命论”的独到贡献

马尔库塞"现代乌托邦革命论"的显现特质是将革命的重心由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领域转向了内在的心理和意识领域,他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实日趋严重的深切忧虑和对当代工人阶级状况深入剖析是其社会变革战略的立论之基和立论之源.虽然,马尔库塞的"现代乌托邦革命论"由于现实主体的缺位,却最终沦为真正的乌托邦.但是,他对"总体人"的关注、"总体革命"的探究、"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诠释又是其理论的独到贡献.     

陌生的先锋:七月派小说艺术前瞻性的讨论

目前对于七月派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徘徊状态,原因主要是:针对具有系统性与整体性的七月派现实主义理论与创作,所作出的分析、阐释都缺乏一种更为阔大的格局。以七月派小说创作而言,在当时的时代里这些作品已经出现了某些先锋性的品质,如摹写人物心理的内倾化、以俗世生活为对象、重视个人视角的实践意义、向民间叙事立场靠拢等等。这些艺术因素,在新时期九十年代的“个人化叙事”、“民间化叙事”的潮流中,一般被视为新的品质受到关注与研究,然而,约半个世纪以前的七月派小说中早已出现的类似特点,却没有引起学界相应的关注。这只是关于七月派研究的许多疏漏之一。     

转型中国与农业社会学:理论·议题·实践研讨会综述北大核心CSSCI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为农业社会学提出了许多富有时代性与历史性的新议题。农业社会学的理论与视角有助于揭示处于社会变迁中的农业、农村与农民的复杂机制与过程,从而为政策与实践提供启发。在南京农业大学召开的研讨会以“转型中国与农业社会学:理论·议题·实践”为主题,围绕农业社会学的经典传统、农业社会学与中国实践、产业振兴的社会基础、新型经营主体的行动机制、农业环境与乡村文化再出发等议题展开讨论交流,并对农业社会学的学科内涵、学科意识与学术使命进行了深入探讨。研讨会还举行了“农业社会学名著译丛”启动仪式。     

语言社会化：二语习得研究的新范式

二语习得认知派与社会派的研究偏重差异见于本体论及认识论视角。二语习得认知派关注语言学习者的同质性语言能力发展,呈现出脱离社会情境、去社会性的倾向;二语习得社会派高度融合社会情境,关注语言使用者的异质性语言能力发展。语言社会化范式发展史显示,第一代语言社会化研究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型同质社区内的母语社会化为重点,第二代语言社会化研究聚焦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型异质社区内的二语社会化。通过长期的理论拓展与实证充实,语言社会化不仅能囊括认知派与社会派的研究重点,中和二者的研究偏重矛盾,与社会文化理论兼容,还能作为语言习得的社会干预范式发挥解释语言习得的效用优势。语言社会化作为兼收并蓄的语言范式,未来将因其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突出的跨学科理论与方法论优势而逐渐成为主流范式。     

性之发端与尽心之始:先秦“心性之辨”的逻辑发展

心性论作为中国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在先秦时期便成为哲人聚焦的中心;先哲围绕心性之辨概括了性论中的"一元论"、"多元论"、"主体论",心论中的"认知主体"、"存在主体"、"道德主体"等对后世中国哲学影响至深的范畴;对先秦时心性论进行形态考察,不但可以帮助人们厘清人性论的逻辑发展,更能有效地辅助分析学说背景、理论价值与发展前景,为解决当代哲学民族性和普遍性矛盾,探索中国传统哲学向近现代哲学的转型提供借鉴。     

还原历史的真相:关于舒芜和七月派的几个问题

缘于对五四启蒙文化精神的共感,舒芜受到胡风的激赏和提携,跻身于七月派.舒芜在七月派刊物上的理论和杂文,表征了七月派的发展趋于自觉的态势及其内部建构的转型.他的理论批评彰显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所引发的论争强化了七月派的声势和品格.在理论批评中舒芜与七月派同人存在着互动性和协同性,他们共同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和其他成员的创作实践做出了有力的呼应,但在畛域和路径上,舒芜是从哲学和接受的角度立论,有别于其他成员从创作和艺术层面的阐释.     

论20年代醒狮派的文化保守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思想界"东方文化救世论"的流行,是促使醒狮派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主要原因;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是刺激醒狮派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直接原因。在醒狮派看来,"传统"并不是一个绝对同质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西化论全盘反传统的观点是不可理解的。醒狮派虽然接受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接受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的融合。醒狮派指出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内在缺陷,并据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意义做出了合理的阐释,西化论对西方近代文化的被动承受是不能赞同的。总的来说,醒狮派对西方现代性持一种欲迎还拒的复杂心态。这种复杂心态是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普遍具有的。     

先秦儒家论玉的思想视界——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例

先秦儒家论玉具有鲜明的学派传承特征,在立论上具有明显一贯性,在入思向度上却呈现出差异性,可谓"玉"彩纷呈。孔子、孟子、荀子论玉不以器型立论,而以玉所呈露的品质立论,且具有以比喻义论玉的一贯特点。孔子论玉主要从比德于玉的角度立论,孟子论玉最大特点是以玉喻政、以玉喻人,荀子则从德玉、礼玉、人才玉等多视角、多论域立论。先秦儒家玉论极大丰富了中华玉文化的哲理内涵,打开了玉文化广阔的思想视野,提升了玉的文化品格与精神价值。正像后来儒家文化成为中国文化主流一样,儒家对玉的功能、价值的理论阐释也成为中华玉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