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的批评与文学批评的经典化——以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经典的批评为中心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通过掌握文学经典的解释权而取得主导地位，其具体方式是颠覆原有经典、重新确认经典、文学经典重释、原有经典强化以及确立新时代经典，筒言之，通过共时态的文学经典建构与历时性的经典评价从而实现文学批评的经典化。由于文学经典的形成受他律性因素的支配，文学批评的经典化与非经典化范围总是处于流变之中，其流变的复杂过程呈现了建国前后文学批评观念的转型态势，也预示着建国后主流批评话语的建构方向。     

由创作者的身份特征看“红色经典”的审美形态

“红色经典”有着较为一致的文本审美形态。这些作品都以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作为叙事的意义旨归，强调通过对革命历史的讲述达到教育人民和鼓舞人民的目的。建国后十七年“红色经典”的创作者大多是革命斗争 的亲历者，创作主体的身份特征、心理意识以及知识谱系与这批红色经典作品的审美形态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选本与经典:中国当代文学新规范的建立

中国当代文学新规范的建立滥觞于延安文学时期。建国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唯一合法的文艺纲领，为了巩固文学的新规范，除了从政治文化上控制作家，把作家们纳入到体制内之外，还从文学选本上标示出文学创作的倾向。通过对作品不断经典化的过程，既对不符合新中国文学规范的某些现代文学作品进行了否定．又对当代文学的创作进行了示范性引领。选本与经典在巩固中国当代文学新规范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经典化与非经典化

围绕着如何评价"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已形成了经典化与非经典化这两种不同观点.前者完全认同"红色经典"这一命名,并进而把"文革文学"中的样板戏与<艳阳天>、<金光大道>等经典化,表现出将历史泛革命化和极端化的革命拜物教;后者不认同"红色经典"这一命名,认为文学经典应该是历代作家的最优秀的作品,是民族和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前人智慧与创造的积累,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经典的判断标准只能是全人类共通的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独立和自由,是全人类共通的人的真善美."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表现出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和革命的原教旨化,艺术上唯革命标准是从,充满了宣扬仇恨的语言暴力,叙事模式化,故不能成为文学经典.本文认同后一种观点,并把此文的写作,看做是一种自我精神与自我意识的疗救过程.     

白先勇作品的大陆传播与“经典化”过程

白先勇凭借其独树一帜的创作面貌与文学成就,成为新时期最早进入大陆并逐步走向“经典化”的台湾作家。考察白先勇作品的“大陆之旅”可以发现,文学期刊与出版、学院研究与教育、文学评选活动与跨媒介改编等因素共同促进与推动了其作品在大陆的传播、流布与“经典化”过程。意识形态语境、商业意识、主流伦理观念等非文学因子也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以不同形式影响了白先勇小说的“经典化”路径。此外,作家的将门出身、频繁的媒体“曝光度”与“亲民之举”、新作的成功宣传等,都对白先勇作品的畅销及其华文经典作家的形象塑构有所助力。     

“十七年文学”红色经典的教学问题——小说《青春之歌》教学调研引发的思考

《青春之歌》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十七年”时期的著名小说,多年来一直是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必选篇目。通过对该课程的相关问卷调查,了解当代大学生对“红色经典”的阅读态度和审美体验,同时探讨“十七年文学”的教学改革和努力目标。     

从"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看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

本文对“诗言志”的产生年代、经典化过程和途径进行了论述。由于“诗言志”是古代文论的“开山纲领”,因而它的经典化过程便有普遍的意义。因此,本文提出的“六途径”说,对于研究古代文论的经典化也是有意义的。本文认为,所谓文学经典,是指具有精品内质、阐释空间和持久影响的文学文本。文学经典包括文学作品经典、文学理论经典、文学批评经典和文学史经典。对于古代文论经典来说,又包括文学的经典范畴、经典命题、经典观点和经典论著。纵看,有一时之经典、一代之经典和千古之经典;横看,则有民族之经典、国家之经典和世界之经典。中国古代文论的大半壁江山都是由儒家经典所奠定的。     

新移民文学的“经典”与“经典化”

移民文学是孕育文学经典的文化土壤,这从移民文学的边缘化状态、双重人生经验、创作的自由度、双语思维与创作能力等方面得以体现。在追溯新移民文学30年的发展轨迹与恢弘实绩、国际性影响之后,从跨域性传播、时代精神与经典的评价等三方面可以确证新移民文学所蕴含的经典要素。新移民文学经典化面临一些困境,如厚古薄今、重"洋"轻"华"、解构多而建构少。新移民文学的研究现状也不容乐观:研究滞后,队伍薄弱,力量分散。新移民文学的经典化研究,要敢于挑战传统经典观念、走出困境,同代学者要勇做经典化研究的"发现者"与"拓荒人",要集结学术队伍,谋划研究策略、路径与方法。     

十六世纪拉伯雷的经典化过程

文学经典包括Classics和 Cannons两个维度,它首先是一个文化的观念,也是一个认知型和意 识形态的观念,经典和经典化产生于反复阅读和不间断的接受实践中。在1532-1711年间,拉伯雷经历了一 个曲折而充满争议的经典化过程,鲜明地呈现了文学场复杂的权力关系。1663年的豪华本、1711年的注释本 以其早期的多次印刷版本是拉伯雷经典化的重要表征。在指责与批评之间,拉伯雷的小说同时赢得精英阶层 和大众群体的关注,尤其是知识阶层的上层和贵族阶层态度分歧的热情关注。在最普遍的抗拒性阅读和接受 实践中,拉伯雷一直占据着文学神殿中的崇高地位。     

从莫言获奖反思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经典化问题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花落中国既是对莫言创作的认可，更是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取得成就的肯定，促使思考其经典化的问题。文学经典的出现不是自发形成的，离不开各种权力话语的参与建构。合理认知经典的特征与生成因素有利于深入思考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经典化的诉求。在命名经典责任的驱使下，通过语文学和传播媒介等层面的关注，有助于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经典化的落实。     

论20世纪中国的文学经典流变

在中国,文学经典危机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早在20世纪初就已出现,并贯穿整个20世纪.一方面,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文学经典危机各具时代特点,另一方面,各阶段的文学经典危机话语又互为交织.“五四”文学革命以启蒙救亡为中心掀起了除旧革新的第一次经典重估;建国后为配合国家政治需要,以社会主义革命话语为中心自上而下进行了第二次经典重估;80年代后期出于对文革“拔乱反正”之文化需求,“重写文学史”拉开了第三次经典重估的序幕;而90年代前期出现的“大师重排座次”等事件则表明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后“众声喧哗”的第四次经典重估.通过回溯四次文学经典危机,追古烁今,以期为当前的中国文学经典问题研究提供一条历史线索.     

近百年来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新文学作品及其经典化机制

中学语文教科书是每一个入学青年都要阅读的文学传媒,为新文学作品的传播和经典化提供了一个强势平台。受主流意识、新文学发展阶段、教科书编选制度、文化风尚等因素的影响,1917—1927年、1928—1949年、1950—1985年、1986—2015年四个时期产生的教科书新文学经典不同,经典化原因各异。结合教科书编选原理,分析四个时期教科书新文学经典化特点,能够发现影响教科书新文学经典化的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从而建构出教科书新文学经典化机制。     

情归革命的红色恋曲——论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中的爱情书写

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红色经典"是作为其主流文化资源而存在的。本文以"红色经典"小说中的爱情书写为个案,探讨了当时这些文本在政治夹缝下对爱情的处理策略,由此推及十七年时期爱情书写的时代特征。从而展示了文学书写与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     

“文学经典”解读

文学经典是维系文学创作的根本价值所在。文学经典不是先验地存在而是一个不断分拆和建构的生成状态。对文学经典可以从“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经典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这三对颇具张力性的话语表述范畴进行辨析和厘定。而在辨析和厘定的后面隐含着一整套有关经典的现代话语知识的建制。     

"垃圾"还是经典:也谈中国当代文学经典问题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文学经典的建构除了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有关之外,还与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与可阐释空间的大小有着相当重要的关系。即文学经典具有相对稳定的标准。中国当代文学符合标准的作品尽管不多,但已经有些作品比较优秀。21世纪,有人认为中国文学将走进没有文学经典的时代,主要指的是以文学经典作为时代核心影响力的时代也许将成为过去,但文学经典作品无疑仍然会产生。     

我看"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是“17年文学”特定的“历史情境”的必然产物 ,其“史诗”性的创作追求一方面成就了“经典” ,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其缺失 ;自“红色经典”诞生起 ,其随政治波涛起伏荣辱的历史命运更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代表性现象。文章认为对经典的批评要以一定的文学理想境界作为每一位批评家的“果核”和“底子” ,从而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分析其文学意蕴 ,确立其文学史意义 ;轻易作出武断结论的批评态度是不可取的。同时文章也提出 ,当代文学要在新世纪开拓出一片新的天空 ,如何正确对待文学维度与政治维度关系仍是一个必须跨过的堤岸。     

文言传奇集的编纂与明清“传奇体”小说的经典化

唐代传奇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瑰宝。它的出现不仅引领了文人有意创作小说的潮流,还开创了“传奇体”这一种小说体裁,为后世特别是为明清时期小说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借鉴和广阔的创作思路导引。明代《六十家小说》、“三言”“二拍”等白话小说集在编创上皆受到唐传奇及其变体的影响,并在文学性和思想性上实现了较大的超越;而清代《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更是对唐传奇的直接沿承。“传奇体”的确立与发展,与明清“传奇体”小说经典之作的产生并走向经典化有着直接的关联。这种小说体裁的传承与变革,充分反映了“传奇体”小说的经典化过程,有着丰富而积极的文学史意义。     

唐代刺史与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

唐代的刺史多由科举考试出身的文士担任,文人出刺州郡,不仅是朝野迁转的政治活动,也是文学传播的空间流动行为。因此,有着“文人”和“官员”的双重身份的刺史,与文学的关系可以从刺史在任上的创作,以及刺史对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两个方面考察。在刺史的选拔过程中,文学才能是朝廷考虑的要素之一,中央郎官与州郡刺史的交换任职也是唐代官员迁转的重要准则。刺史对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作用巨大,首先,刺史在行政过程中,具体地执行国家的文教政策,对地方士子的求学、仕进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直接的决定权。其次,有的刺史本身是成就斐然的文学家,当他们参与到州郡的文学活动时,吸引并凝聚了大批的文士,丰富了地方文坛。第三,作为最高长官的刺史,以诗文吟咏地方州郡的景观风物,宣传了州郡的名声,地域景观藉此完成了经典化、文学化的提升。在塑造地方文学生态的同时,刺史也成就了自身的政绩与文名。      

文学知识的制度化与精英秩序的建立

现代文学如何被知识化、经典化和制度化,并由此构建起新的精英秩序,形成新的文学传统,使之成为现代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从现代文学知识的制度化过程,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制度”的“非本质主义”的特征,它恰揭示了新文学经典和精英秩序的历史性与建构性。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的角度,梳理19世纪末以来新文学知识的经典化、制度化和现代精英秩序的形成之间的关系,从而尝试把“现代性”问题置于“制度”层面进行批判性的反省。     

一部独特的红色文学史的建构——评《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

20世纪40～70年代期间，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政权开始由理论上的探讨走向实际的创建，并在建国后的“十七年”里创造了令世人吃惊的丰功伟绩。后来这种“红色”逐渐走向封闭，走向“文革”，最后险些导致崩溃。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如何在文学中留下它的痕迹？李遇春的《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就是对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秩序、创作主体、文学作品进行研究的得力之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独特的红色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