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文学的“经典”与“经典化”

移民文学是孕育文学经典的文化土壤,这从移民文学的边缘化状态、双重人生经验、创作的自由度、双语思维与创作能力等方面得以体现。在追溯新移民文学30年的发展轨迹与恢弘实绩、国际性影响之后,从跨域性传播、时代精神与经典的评价等三方面可以确证新移民文学所蕴含的经典要素。新移民文学经典化面临一些困境,如厚古薄今、重"洋"轻"华"、解构多而建构少。新移民文学的研究现状也不容乐观:研究滞后,队伍薄弱,力量分散。新移民文学的经典化研究,要敢于挑战传统经典观念、走出困境,同代学者要勇做经典化研究的"发现者"与"拓荒人",要集结学术队伍,谋划研究策略、路径与方法。     

文学经典的批评与文学批评的经典化——以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经典的批评为中心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通过掌握文学经典的解释权而取得主导地位，其具体方式是颠覆原有经典、重新确认经典、文学经典重释、原有经典强化以及确立新时代经典，筒言之，通过共时态的文学经典建构与历时性的经典评价从而实现文学批评的经典化。由于文学经典的形成受他律性因素的支配，文学批评的经典化与非经典化范围总是处于流变之中，其流变的复杂过程呈现了建国前后文学批评观念的转型态势，也预示着建国后主流批评话语的建构方向。     

"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经典化与非经典化

围绕着如何评价"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已形成了经典化与非经典化这两种不同观点.前者完全认同"红色经典"这一命名,并进而把"文革文学"中的样板戏与<艳阳天>、<金光大道>等经典化,表现出将历史泛革命化和极端化的革命拜物教;后者不认同"红色经典"这一命名,认为文学经典应该是历代作家的最优秀的作品,是民族和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前人智慧与创造的积累,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经典的判断标准只能是全人类共通的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独立和自由,是全人类共通的人的真善美."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表现出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和革命的原教旨化,艺术上唯革命标准是从,充满了宣扬仇恨的语言暴力,叙事模式化,故不能成为文学经典.本文认同后一种观点,并把此文的写作,看做是一种自我精神与自我意识的疗救过程.     

“左翼十年”与“红色三十年代”——论中美左翼文学的异质性

20世纪30年代由苏联掀起的国际左翼文学思潮席卷了英、法、德、日、美、中等国。围绕着"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核心问题,各国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相互之间也有所借鉴。然而基于不同的社会状况、文化情境,这种交流和对话势必带有某种想象与误读的成分。中美左翼文学之间的差异就十分明显,从兴起缘由到艺术观念都包含着大量的异质性因素,呈现出世界左翼文学难能可贵的多样性。     

从“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女性形象看“红色经典”的命名

本世纪初围绕"红色经典"的命名和改编,官方、商家、学界和民间角度各异、深浅不一地介入纷争,最终"红色经典"成为一个文化事件,而对"红色经典"作品的认识和评价是这次文化事件的核心问题.回到当时的语境里分析"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我们可以读出这些作品属于那个时代的"经典"味道."红色经典"是关于革命历史的文学经典,它属于那个特殊时代,"红色"的限定和引号的使用是对这批作品经典地位审慎的诠释."红色经典"仍会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作为代表性的作品见证那个特殊年代的人生百态和时代风云.官方、商家、学者、民众等可以各取所需,各自保留对"红色经典"含义的特殊理解和运用.     

论“建国30年文学”的一体化特征

从话语资源、支配性力量和评价法则三个方面论述了建国30年文学的政治文化语境,认为高度一体化是其本质特征。“文革”时期的文化与文学,是建国17年中国的政治文化语境的继续发展。     

建构与拆解:新中国“四十年”文学的历史叙述

新中国以来的四十年文学,自始至终都对历史叙述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此间各个时期的文学对历史的叙述都不是在纯粹审美修辞的维面上展开的,它们分别肩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启蒙使命。"十七年文学"为巩固现实政权的合理/合法性提供了形象上的依据。新时期文学接续"十七年文学"的传统,以笔为枪,控诉和反思刚过去不久的民族劫乱,探索国家发展的前途。质疑过去文学赋予历史话语的崇高意义,新历史小说以解构的立场与姿态,通过具体的艺术实践,颠覆了历史话语的神话。新历史小说以消解"十七年文学"权威历史叙述为初衷,然而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它正沦为一种新的历史叙述霸权。     

通俗小说·文学经典·知识生产——中国现当代文学视阈中的“金学”建构

金庸小说,正经历着一个从上世纪80年代的通俗小说到90年代以降的“经典化”的过程,一些学界人士热衷于将原本属于通俗文学范畴的金庸小说研究推向所谓的“金学”。金庸小说无疑是大众文学的经典,它的畅销性、长销性以及为读者带来的密集的阅读快感确保了这一点,但并不等于它是一般意义的文学经典甚至文化经典。金庸研究的根本意义恐怕也不在于将它客观化、对象化地树为经典,采取超然物外的文学批评的立场。实际上,金庸小说（或者说“金庸现象”）为我们展现出关于当代“文学／文化生活”的难得的“近身性”,它是“文本讲述的时代”与“讲述文本的时代”的合而为一。     

“十七年文学”红色经典的教学问题——小说《青春之歌》教学调研引发的思考

《青春之歌》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十七年”时期的著名小说,多年来一直是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必选篇目。通过对该课程的相关问卷调查,了解当代大学生对“红色经典”的阅读态度和审美体验,同时探讨“十七年文学”的教学改革和努力目标。     

“法律与文学”的中国语境化解读

西方＂法律与文学＂流派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和体系,强调法律与文学间的逻辑可能性,法律通过调动文学叙述和文学文本的积极性来实现两者互动和共谋的可能。在此基础上冯象和苏力进一步展开中国语境化解读,中国化语境中所特有的政法策略选择体现了＂法律与文学＂的理论语境化特征,并可能进一步延伸其政法实践意义。     

辛亥革命与中国文学的“民国机制”

中国文学在结束自己的古典机制、逐渐形成现代机制的过程中,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时间点。辛亥革命开始了现代国家新体制的建立过程,同时也赋予了中国文学现代的属性。近年来,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研究某些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与现代文学注重现代性标准不同,民国文学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在这个时间框架内,各种性质的文学是并存的,没有先验的高下之分,研究者完全可以凭个人的判断力说话。虽然两者具有不同的功能,并且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但它们的结合,很可能为我们贡献新的学术视角。为此,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本刊继第二期推出《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小说主题嬗变》之后,再推出这组专题,以期把该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泰华文学的中华性与本土性——以《春色满园——十年散文选集》为研究对象

泰国"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的《春色满园——十年散文选集》内容丰富,范围广泛,特色鲜明。作品的字里行间渗透出的佛国人以坚韧善良、真诚质朴与包容豁达为特点的本土色彩,用汉语言文字包裹起来的浓浓的中华情怀,以及本土性与中华性的互渗交融,是泰华文学的生命力所在。     

“十七年”文学生产机制的文本性解读——评郭剑敏《中国当代红色叙事的生成机制研究》

郭剑敏专著《中国当代红色叙事的生成机制研究》对1949年到1966年间的革命历史小说的叙事生成进行深入的探究。著作以在研究"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生成机制为切入点,着重考察和解析这些作品的生成过程及其所承载着的丰富而复杂的思想艺术内涵。论著虽然是以建国后"十七年"中的革命历史小说为研究对象,但这种研究方式对观察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与运作也不无启示意义。     

“左翼”与“经典”并行的时代——析1937-1949年德语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

1937—1949年德语文学汉译,总体呈跌落和沉寂态势,汉译数量和规模纵向远不及战前的二三十年代,但译作的翻译水准与质量可圈可点。这一时期译介和接受主要集中在德语“经典”文学与政治意味浓厚的“左翼”反法西斯文学及反战文学作品上。而同一时期的日耳曼学研究,较之二三十年代亦日趋深入和精到。     

入世十年:中国与WTO的法律发展与互动——“中国入世十年”WTO法国际研讨班与圆桌讨论会综述

“中国入世十年”WTO法国际研讨班与圆桌讨论会期间,来自海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就WTO法的重要制度、WTO规则体系的发展以及中国入世十年的经验教训和前景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会议认为:全球化下WTO规则体系面临诸多挑战,除了进一步加强对WTO基本制度及其具体新问题的研究和完善之外,完成多哈会议谈判和强化对自由贸易的条约保护是未来努力的主要方向.中国入世十年,既有收获也存在问题,需要不断加强学习和掌握WTO原理规则,完善相关立法,同时利用WTO改革的契机积极参与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以充分维护自身利益.研讨会促进了国内和国外、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深度交流,为进一步学习研究WTO规则以及探讨中国与WTO的良性互动提供难得的机会和经验.     

1987年版《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新诗“经典”重塑

1987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王超冰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面世,它由1983年起连载于《陕西教育》的《中国现代文学》修订而成,不仅在命名上明确了与既有文学史著作之异,还建构出一个彰显启蒙意识、文学性的历史框架。具体论述中,它重估诗人贡献与地位,突出他们对现代新诗建构的价值;同时,重新遴选新诗作品,阐述其特点与诗史意义。这些变动改变了新诗述史走向,客观上起了重塑新诗"经典"的作用。但是,从文学史观与新诗经典性阐释关系看,其经典化功能值得反思。     

内容的“残缺”与文学经典化生成———以老舍作品《济南的冬天》为例

从老舍散文《济南的冬天》的诞生机缘入手,探究该文内容“残缺”与语文教学阐释“误读”之间的关联及这一过程所带来的《济南的冬天》的文学经典化形成,可以窥见老舍散文以至现代文学作品进入解放前后国民基础教育的历史契机.老舍与语文教育的相遇,最初得益于其作品“俗白”而又“艺术化”的语言,而老舍及其作品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契合,则是其能够进入教材的根本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一旦作家及其文学作品“长期被纳入学校课程和课本,通过教学和知识传授得到普及延续”之后就又强化了作家、作品的“经典化”生成.     

论“十七年”长篇小说的历史叙事与轴心化写作现象

分析"十七年"长篇小说的情感、情节、结构与人物配置模式,可以看出明显存在着历史叙事的简化与轴心化写作的普遍现象,致使文学的审美空间萎缩.     

现代文学史重构之“中间物”——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新诗“经典”塑造

新时期初期,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问世,相比于1950年代编撰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它试图重构中国新诗史,其特点是以现实主义为原则,置重文学社团、流派的诗史地位,建构出突出主流兼顾支流的述史框架,绘制群像式诗人图景,赋予郭沫若、艾青以新诗“经典”地位,重评冯至、戴望舒等的诗史贡献,将包括某些“逆流”诗人在内的大批缺席于此前文学史著作的诗人诗作叙写进新的诗史空间。该著策略性地处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与诗学话语关系,一定程度地还原某些诗人诗作的真相,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在新时期文学史著作遴选、塑造“经典”过程中,发挥了历史“中间物”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