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实质

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 ,其用意是反对包括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主义 ,“问题与主义”之争 ,是要不要旗帜之争。胡适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不合乎事实的。当然 ,认为胡适只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也不合乎实际。胡适反对研究和宣传主义 ,是因为他坚信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能够解决问题。然而否认理论的积极作用 ,是站不住脚的。因此胡适在《三论》《四论》中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不得不承认主义有作用 ,转而反对教条主义。但是 ,胡适认为主义的作用 ,只是一种参考的作用。因而继续抬高方法的作用 ,而贬低主义的作用     

生态政治:权威主义,还是民主主义?

生态政治在其发展过程中长期被指责带有权威主义的倾向。这种指责来自于两条路径:一条是环境运动早期消极思想所致的权威主义表现;另一条是近些年来对绿色结果与民主程序之间关系的质疑。指责生态政治具有权威主义倾向的第一来源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这种权威主义表现和观念在生态政治中的影响极为有限。后一条质疑是问题的关键。借助于对民主权利的讨论,辨识出民主需要绿色结果;通过对自治原则的讨论,辨析出绿色结果需要民主,从而在生态政治与民主之间建立起一种可辨性的稳固联系,明确二者的相融性,将生态政治从权威主义阴影的笼罩中解放出来。     

政治话语的变化：从个人权利到公共的善——社群主义述评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以个体为中心，认为一个良好的社会在于对个体自由的绝对维护。而社群主义则力图把社群利益置于政治话语的中心，强调个人自由和平等与社群的价值观相一致。在批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上，社群主义提出了关于公共利益和国家观的理论。社群主义强调“公共的善”优于“个人的权利”。这种思想对纠正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偏颇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这一以对抗性形式出现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弥尔顿与近代英国共和主义

约翰·弥尔顿是英国内战时期十分重要的共和主义思想家。他反对暴君，为处死国王声辩；主张在英国建立共和制；还提议设立永不休会的最高议事会作为主权的代表者，辅以地方自治，以建设和平、安全、繁荣的自由共和国。弥尔顿抛弃了古典的混合政体理想，却并未附和“公民人文主义”的德行话语；他持有坚定的共和理想，但考虑实际问题时，亦重视后果的权衡；他的自由观，有别于新罗马作家的政治自由概念。弥尔顿的共和主义，兼顾“智慧” 与“同意”，融古典与现代于一体，属于一种修正了的共和方案。     

试论彭禹廷"三自主义"理论的实践途径

20世纪20年代末,“辞官”回乡的河南镇平人彭禹廷,“以剿匪救民为职志”。他从剿匪救民生涯中深切地感受到,即使剿灭匪患,尚不能“救穷”致富,不能抵御“匪式军队”、贪官污吏的压迫。所以,为实现积极的人生观,而“上下求索”“治本之方法”———以孙中山的“为人民求幸福的”“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创立了“自卫、自治、自富”“三自主义”理论。并在“三自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掀起了历时十余年的宛西自治,使宛西自治区域成为被世人称颂的“世外桃源”、“自治天堂”。     

在行动与规则之间

行动效用主义是传统的效用主义形式 ,而规则效用主义则是新效用主义的主要代表。在两种理论之间集中了很多关注和争论。作为复兴了效用主义的新理论形态 ,规则效用主义一方面给效用计算问题带来了新的困境 ,但另一方面却对处理效用主义与道义论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即引发了效用主义对道义论的调和关系。然而 ,这种新的理论动向并未获得行动效用主义一方的认可和支持 ,因为后者明确反对像“道义论”那样以规则作为道德评判的直接标准。     

奥尔多·利奥波德土地伦理及其理论困境

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开创了生态整体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影响非常深远。但是在义务论、自然主义和整体主义方面,它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和诘难。义务论方面,它没有将人类价值放于优先位置,导致当出现多种义务时难于抉择的困境;自然主义方面,它直接从“是”推出了“应当”,抹杀了“是”与“应当”二者的区别;整体主义方面,由于把共同体的善置于个体的自由和权利之上,则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环境法西斯主义”。整体主义环境哲学杰出代表贝尔德·克里考特对利奥波德的理论进行了辩护与发展,提出了“同心圆”模型以及二阶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土地伦理的理论困境,生态整体主义也为环境问题打开了一个伦理探索的新维度。     

《联邦党人文集》:古典共和主义与自由共和主义之分野

《联邦党人文集》作为自由共和主义的传承之作,对古典共和主义理念做了几个方面的颠覆,即由直接民主、“忘我”的美德观置换为间接民主、“勿忘我”的美德观。在法律系统上也完成了由大陆法系向普通法系的转换。并由此在共和主义理念中增加了宪政品质。     

周作人的“人学”理论辨析

周作人的“人学”理论立足于生物进化的视点,探讨人的生存和个性的发展。他试图以“大人类”的观念、平民和贵族的精神来消解或淡化国家、民族和阶级等观念,在“人类”、“人间”的背景之下突出人的个性追求的价值和普遍意义,这即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内涵。它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荒谬的一面。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新村主义理想对周作人的“人学”理论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对美国文化的影响

超验主义作为理想主义或哲学浪漫主义的一种形式在19世纪中期的美国具有特殊意义。作为超验主义的哲学领袖,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将其思想演变成一种自由、民主、独立的民族文化影响着世世代代的美国人,他的思想已成为西方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行动与规则之间——论效用主义与道义论的关系问题

行动效用主义是传统的效用主义形式,而规则效用主义则是新效用主义的主要代表.在两种理论之间集中了很多关注和争论.作为复兴了效用主义的新理论形态,规则效用主义一方面给效用计算问题带来了新的困境,但另一方面却对处理效用主义与道义论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即引发了效用主义对道义论的调和关系.然而,这种新的理论动向并未获得行动效用主义一方的认可和支持,因为后者明确反对像"道义论"那样以规则作为道德评判的直接标准.     

论毛泽东早期地方自治思想中的民主观

192 0年 ,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在湖南实行地方自治的理论。其中 ,民主思想是这一理论的核心部分。此时 ,他的民主观有了新的发展 ,主要表现在他对“人民”概念的理解以及民权政治的理论与实践上 ,这对中国的新民主义革命理论产生了积极影响。由于他的民主思想依赖于自治政体的实现 ,因此 ,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试论彭禹廷“自主义”理论的实践途径

20世纪20年代末，“辞官”回乡的河南镇平人彭禹廷，“以剿匪救民为职志”。他从剿匪救民生涯中深切地感受到，即使剿灭匪患，尚不能“救穷”致富，不能抵御“匪式军队”、贪官污吏的压迫。所以，为实现积极的人生观，而“上下求索”“治本之方法”——以孙中山的“为人民求幸福的”“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创立了“自卫、自治、自富”“三自主义”理论。并在“三自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掀起了历时十余年的宛西自治，使宛西自治区域成为被世人称颂的“世外桃源”、“自治天堂”。     

胡适“好政府主义”思想述评

对胡“好政府主义”思想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公正的剖析、重点分析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好政府主义”政治主张的背景、主要内容以及“好政府主义”被付诸实践的基本史实,肯定了这一主张在反对北洋军阀封建专制统治,反对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提倡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民主共和思想等方面的积极意义,论述了他们不愿意发动人民群众,不从根本上推翻封建专利制度的改良主义本质,指出了“好政府主义”思想破产的历史必然性。     

联省自治缘起探析

中国历史上盛极一时的联省自治运动是中国潜在的地方主义思想与从国外传入的联邦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它是国人冲破五千年封建思想的禁锢而对国家结构所作的善意设计,反映了人们对民主的追求和对民治的渴望。该运动将近代中国的民主宪政推向了新的高度。     

政治多元主义：竞争民主的类型学

多元主义是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普遍共识”。就政治多元主义的理论路径来说,后现代与现代性理论家都进行了不同视角的理论阐述。后现代主义强调“异质”的多元主义,“异质”的多元意味着“碎片化”、“不可化约”,而现代性视域下的理论家更多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探讨政治多元主义的可能与整合问题。竞争民主正是政治多元主义的一种理论的“探索”和“思考”。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康诺利、杜利和墨菲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政治多元主义的可能形式进行了反思和质询,“为自我型构”、“为文化承认”、“准共和主义”是他们提出的三种不同的政治多元主义的可能路径,就其本质来说,三种政治多元主义的选择方案本身都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但他们为多元化时代如何整合政治纷争、实现民主政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胡适早期“好政府主义”思想新论

本文首次提出二十年代胡适＂好政府主义＂思想演变分为三个阶段。其早期思想产生直接缘由是＂恶政治的逼压和摧残＂。胡适以实验主义为理论基础，抗拒和批判无政府主义。出于自由主义者对一般社会环境的追寻，先是成立秘密性质的＂努力会＂，不久即以演说的方式，抛出＂好政府主义＂理论＂本文＂，在报章上开展舆论宣传。     

环境整体主义：争议与辩护

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开创了环境整体主义的新路径,但他简洁的表述风格为反对者留下了口实,为此,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围绕着“生态法西斯”、“反人类”等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尽管个体主义者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但随着整体主义的后继理论不断弥补原有理论的不足,整体主义的合理性日益增强。从趋势上看,一种充分考虑了个体利益的环境整体主义将会成为环境伦理未来的发展方向。     

常识与理性:中国审判模式的可能向度

作为一项制度,职权主义审判模式与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一样,均有其固有的文化基础；故此,与职权主义彻底决裂的改革思路和纯粹的当事人主义模式一样,都难免将司法陷于文化悖论之境.因此,在未来的司法改革中,应该跳出持其一端的理论窠臼,正视并回应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兼采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之所长,同时挖掘并吸纳中国传统审判方式之合理内核,力促衡平主义审判模式之长成.     

生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和解之路

虽然生态主义对现代人文主义持反思和态度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截然对立。生态主义对人文主义的批评并不指向人文主义总体,而仅仅针对其中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人文主义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吁求启发了生态主义者,令之把这些价值理念推广到更大的场域。在这个过程中,人文主义也并非被动地接受生态主义的批判和选择,相反,它不但为生态主义提供了原初理念,而且时时在矫正它的整体主义倾向。由此可见,生态主义和人文主义在本质上是相互成全的,对个体生命的共同尊重将推动它们最终走向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