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正义与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

平等优位于自由的传统,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公平问题的凸显,决定了当代中国必须构建公平正义的市民社会。公平正义的市民社会是民主、自由、和谐等价值实现的社会根基。构建公平正义的市民社会的基本方略是：规范政府行为,建立服务型政府,提升政策的公共性;培育公民文化,发挥公共媒体和知识分子在多元利益表达中的积极作用;公平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推行针对弱势群体的＂差别化＂的教育政策;明晰权力与市场的边界,限制市场垄断,塑造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拓宽社会保障范围,建立针对社会弱势群体＂底线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积极推动弱势群体的社会组织建设,提升弱势群体的利益博弈能力。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建构的基础维度论析

公民社会的发育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市场经济造就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发展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四个根本转变.就文化特质而论,公民社会发展是从身份走向契约的历史进程.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基本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科学界定和规范国家权力;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政治文化的重构.     

转变政府职能与构建公民社会

如何重新界定政府权限范围、规范政府行为、转变政府职能是目前中国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从现代化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研究以及当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与社会关系改革的目标模式是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相互分立。因此,改革全能政府,需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管理模式的改革和政府体制的重建;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需努力促进社会力量的成长,实现社会结构的重建及社会沟通、服务和互动机制的重建。     

居于社会与政治之间的信任——兼论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是公民与政府闻的一种互动,它涉及公民、政府与特定价值之间的特定关系.影响政治信任的因素众多,我们可以将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分为三个层次,即个体层次、社会层次和政府层次.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状况并不理想,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随着政府层级的降低而下降:公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最高,省级政府次之,依此类推,公民对乡镇政府的信任度则最低.在当下的中国,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合理调整政府的相关政策,是培育政治信任的现实选择.     

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提升

鉴于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形式,能够有效化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和谐,同时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提升离不开协商民主持续发挥作用,从多角度分析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关系及其提升政治合法性的路径。分析认为,协商民主有助于论证政府权力来源正当性;有助于提升政府权力有效运作的政治合法性;有助于通过政治社会化促进公民精神复兴,提升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合法性。     

官民协同治理视角下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创新与发展

官民协同治理代表了政府社会管理的发展取向,它要求政府与国民形成一种合作共事的关系,共同承担对社会公共管理事务的责任。但是,由于国民社会生活知识和素养的匮乏,以及长期以来国民管理主体地位的缺失,使得其对公共利益的期望日益淡化,国民中的不合作、不服从甚至对抗情绪滋长,使政府社会管理压力增大、效率下降、成本上升;传统的政府与国民之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两极"态势,严重影响到国民对于政府的认同意识和支持度。这些都反映出我国官民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还很薄弱。所以,从官民协同治理的角度看,促进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创新,需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公民权利体系;政府要切实端正其公共性角色;要培育多元化的社会自治主体,充分发挥其社会管理职能和作用,形成政府和社会良好互动的格局。     

私营企业主阶层崛起与公民社会在当代中国的成长性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崛起与公民社会在当代中国的渐趋成长,这两者间有着重要的内在逻辑关联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崛起已经并将继续成为我国公民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内驱力,并且从中还不难揭示出我国公民社会有别于西方公民社会模式的独特成长路径.     

论国民的法治愿景——关于晚近三十年中国民众法律心理的一个描述性观察

晚近以来,逐步成长的法治主义的社会想象与道德秩序观,生活伦理的法权立场,以及基于公民政治经济学的关于国家权力的法权安排憧憬,作为一种国民心智和公民心性,一种关于良善生活与政治秩序的总体性向往,多半围绕着社会生活的法制安排展开,构成了刻下中国社会的"国民的法治愿景"。其主要内涵包括,法治成为国民期待与公民愿景,权力必须受到制约渐成国民共识,主体平等是全体公民的政治向往,表达自由早成亿万人的心智需要,人民对于法律正义和社会正义的追问上升为对于政治正义与宪法政治的拷问,以及藉由公民理性来建设国家理性,等等。由此,基于国民的"法治愿景"而来的公民期待,由此公民期待而付诸人身的公民行动,特别是它引发的"公民维权"实践,讲述的是当下中国的"训政"故事。     

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实现路径探析——兼论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困境及对策

建构合理的契合中国现实状况和政治文化环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提出让中国公民社会论者看到了希望。但如何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成为了理论和实践当中的难题。借鉴西方以＂公民权＂的概念来打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把公民社会组织作为沟通中介,以公共治理为路径,将成为寻求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依据这一思路,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建构问题即可化约为通过培养和完善各类公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管理职能,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寻求两者的良性互动。     

鲁迅元素及其当代意义

重体轻用的学院式研究模式造成了鲁迅研究的过度与饱和,也与重视干预现实社会的实践性的鲁迅精神相违背,因而有必要在鲁迅研究上进行战略转移：由注重＂体＂即构成要素、内涵、特征等的研究转变为侧重于＂用＂即功能、价值、意义和影响的研究。具体而言就是：从鲁迅文本中提炼、抽绎出鲁迅元素即鲁迅的思想、文学中最本质、最精华部分的组成单位,在与当代人产生心理共振的基础上,矫正、引导、重塑当代人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结构。在这一思路下从社会现实、国民文化心理、人类普遍的人性等几个方面来阐发鲁迅元素的当代意义。     

试论当代中国道德转型中的现代伦理意识的滋养

当代中国在社会体制改革进程中,能否滋养出国民的现代伦理意识,是中国现代道德转型的关键问题。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其国民道德转型只能在当前社会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完成。在社会体制改革中同样可以完成:(1)革命传统与国民伦理意识的综合;(2)国民道德与国家伦理形象的综合,以此滋养出国民的现代伦理意识,为实现国民道德转型奠定现代形态,进而促使国民道德转型的完成。     

公民社会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公民社会的研究逐步繁荣.目前中国正处于政治转型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历史时期,政治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公民社会作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为解决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各种现实问题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野.本文主要就公民社会的概念与特征、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若干问题以及公民社会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功能等方面进行探讨.     

法治视角下我国当代社会公平问题研究

我国当代的社会公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公平观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基础之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公平。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公平建设依赖法治,而法治本身又需要公平来驱动。我国当代的社会公平建设在取得进步的同时在公民基本生存条件、基本发展权利、基本社会保障及司法救济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我们应从树立宪法权威、完善司法体制、规范政府行为、完善监督机制方面入手,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     

马克思人的自由发展视域下当代公民的历史生成——兼论当代公民生成的社会背景

人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理想,也是一个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展开的历史过程,当代公民就生成于这一过程中。当代公民与社会公共领域相表里,与自由平等发展的自由人相衔接。从阶级阶层人到当代公民,再过渡到自由人,直至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这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为公民发展确定的历史路径。同时,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当代公民生成的最重要社会背景和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新路径。因此,推进公民社会组织建设、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促进社会主义公民生成既是现实的需要,更是马克思人的自由发展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重要启示。     

儒家君子理想与当代公民素质教育

儒家理想中的君子文化素养高、道德完善、有社会责任感、刚毅进取,是历代人们追慕的道德典范和人格范型,一直对社会和谐起范导性作用,对当代公民的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和政治法律素质教育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在当代公民素质教育中,我们应该塑造令人追慕的人格理想,建立最基本的人格基础,注重传统价值的创造性转化,扩大公民素质教育的载体,为公民素质教育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实践机会,使公民素质教育取得良好的效果.     

网络民意表达与当代中国新型公民

从宪法学的视角分析“周老虎”案可以发现,中国公民正日益成为具有自由意识、理性意识和公民意识的新型公民,成为当代中国日益孕育成熟的市民社会的中坚分子。正是由于拥有这样一批市民社会的核心力量,才会出现“周老虎”案这样广大公民借助网络媒介来自由表达自己真实意愿的现实案例。公民对虎照真实性的追问,其实是在质疑某些政府部门的诚信与责任心,表达对“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的期盼。     

“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3至5月,河南省＂福彩.中原人文讲坛＂举办了以＂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包括三次学术报告和一次学术座谈会。卢晖临教授在分别以《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中儒家文化的命运》《现代化之旅中的基层治理》《中国制造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前途》为题的学术报告中指出,我们应以＂同情式的理解＂和＂批判性的反思＂来看待儒家的百年命运,以复兴我们的文化;20世纪以来的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经纪统治破坏了传统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和资源;制度性安排使新生代农民工面临身份认同危机。在座谈会中,各专家、学者就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文化、教育模式、基层社会治理,以及当代中国的文化模式建设、培育现代社会资本、社会组织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与交流,认为：当代中国文化处于一种＂魂不守舍＂的境地,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文化模式;在反思近代以来的传统文化时不能忽视人们对传统文化批判的内生性动力,且文化建设的中国路径问题应区别于侧重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中国教育之＂病＂在于工具理性的教育模式压缩了教育功能;传统社会资本的破坏和现代社会资本的缺失,导致社会交易成本的增加和社会的碎片化存在;社会组织的缺位使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无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企业缺乏责任伦理,政府则缺乏应有的人性化关怀和对历史的尊重以及理念要优于制度设计的执政思想。这次研讨和交流启示我们：应在延续传统中构建当代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模式,并要有正确的方向、方法和心态等;在培育现代社会资本的过程中应凸显公民意识与责任意识等价值理性,在实践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改善民生。此外,这种学术报告与座谈会相结合的学术研讨方式对于促进思想交流、推动学术创新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社会危机治理解读

现代危机的普遍威胁性与复杂性决定了社会危机的治理不可能仅仅是政府的职责,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及其相互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关系网络。根据社会资本理论的观点,社会资本与社会危机治理之间存在天然的契合性和内在的关联性,社会资本对危机治理的达成起着明显的促进或制约作用。因此,在社会危机治理过程中,可通过鼓励广泛参与、培育普遍信任、促进整体认同和完善规范体系等途径提升社会资本存量,构建一种"新三权分立"即"政府——社会——公民"社会危机治理模式,以此增进政府同社会、公民之间的良好沟通和合作,实现社会危机的有效治理。     

重大历史事件与公民意识的养成——论公民意识在2008年的新发展

经过2008年重大危机和灾难的洗礼,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迅速觉醒和升华,具体表现在：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热情空前提高;志愿者精神的弘扬重塑了国民的整体形象;公民意识的发展推动了中国＂企业公民＂建设。公民意识的新发展,加快了国民向现代公民角色的转变,进一步夯实了社会主义法治化的深层基础,丰富和提升了民族精神。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与设计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必须遵循社会发展模式的一般特征和相关因素,从内源性、自主性、动态性原则出发,科学合理地对待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的优势与难题,从三个维度上选择与设计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模式,即:在发展目标上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在现代化的推进形式上选择渐进型的现代化模式,在现代化所实现的社会转变上实现经济发展和人文发展的双重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