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动机、会计政策选择与约束——基于资产减值准则变迁的实证研究

对资产减值准则变迁前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状况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具有调增利润动机的微利企业、扭亏企业均倾向于少计提减值准备,提高减值准备的转回比例;具有调减利润动机、为以后通过减值准备转回调增利润的当年亏损企业,均倾向于多计提减值准备,降低减值准备的转回比例。2007-2008年度新资产减值会计准则实行后,上述调整利润的状况减弱或不成立,表明会计政策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长期资产减值研究——来自长期股权投资的证据

本文针对新会计准则关于长期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的规定,以沪深两市2003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总样本,对其持有的被投资单位为上市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行为进行分析,得出了我国上市公司确实利用长期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结论,说明新减值准则禁止长期资产减值转回在目前是必要的。     

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

由于我国尚未真正建立起经理人激励机制 ,债务约束软化以及企业家“官本位”等现实情况的存在 ,西方学者在研究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时所依据的“分红计划假设”、“债务契约假设”和“政治成本假设” ,在研究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问题时并不适用。通过对1 993年到 2 0 0 0年期间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考察 ,可以发现影响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与证监会发布的有关增发配股和摘牌等政策密切相关。因此 ,提出了影响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两大经济动机 :“壳资源”假设和“配股生命线”假设     

资产减值准则变迁对盈余管理动机的影响——基于信息技术业沪深主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信息技术业沪深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资产减值准则变迁对盈余管理动机的影响,结果表明:资产减值准则变迁使盈余管理的操作空间有消有长,新准则既遏制了"大洗澡"和利润平滑动机,也强化了防亏和扭亏动机。盈余管理的防治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完全依赖会计准则的更张。     

中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和经济后果分析

由于经济事项的不确定性,会计准则规定的灵活性和企业的利益导向,会计政策的选择是必不可少的。但会计政策选择是有经济后果的,有意或恶意的选择会使社会财富在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分配不公平,造成社会性问题。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和经济后果。     

企业研发支出资本化与盈余管理动机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在新研发会计准则的研究框架下,以2007—2009年深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上市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选择和盈余管理动机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受债务契约和资本市场动机的影响,公司资产负债率越高,管理者越趋于把研发支出资本化处理;在经营状态不好时,上市公司为保持上市资格、扭亏为盈而趋于把研发支出资本化处理。     

所有权结构、长期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从代理理论的角度分析了盈余管理产生的原因、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则寻求盈余管理的逻辑关系,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特有的所有权结构,分析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执行资产减值准则时的区别所在及其根源,并提出两个假设。H1新准则颁布后,长期资产减值准则的应用仍然受盈余管理动机的影响;H2所有权结构的差异,导致上市公司利用长期资产减值准则时有差异。为检验这两个假设,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09年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2007—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仍然存在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利用计提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销减值长期资产以实现扭亏等盈余管理动机的情况;所有权结构的不同对企业准则的执行也有影响,国有企业利用“转销”减值长期资产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显著低于民营企业。     

国际资本流入管理政策框架研究——基于新兴市场管理经验

［摘要］近年来，国际资本持续流入新兴市场，推高了资产价格，也抬高了增长预期。对流入国而言，尽管资本流入会为其带来益处，但也对其宏观经济金融稳定形成威胁。本文对新兴市场资本流入特点、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应对措施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短期国际资本波动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采用MS-VAR模型检验了2000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性的动态影响。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存在明显的高、中、低不确定性等三种区制状态,且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性有着显著负向影响,以中不确定区制最为显著;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性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也以中不确定区制下最为显著。因此,关注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变化,确保中国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加强与各国在全球经济政策制定方面的协调与合作,有助于减少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波动性,保障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资产专用性、企业价值与资本结构——基于信息技术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选取2010年～2012年沪深两市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研究资产专用性、企业价值与资本结构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ADF检验、LLC检验）、Hausman检验后,建立固定效应和Pooled EGLS的回归模型。结果表明：资产专用性在小于1％的显著性水平下与资本结构正相关,企业价值与资本结构负相关。此外,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因素还有：公司规模,成长性,盈利能力。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创新 ——基于沪港通的经验数据

沪港通作为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里程碑事件,对微观企业的经营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将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17年的数据作为样本,通过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沪港通交易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意愿,增加了企业创新投入水平,提升了企业创新产出水平;(2)沪港通对企业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在融资约束较高、分析师追踪人数较多和独立董事人数较多的企业中更为明显;(3)从企业规模的角度来看,沪港通对大型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表明,要不断深化以沪港通交易制度为代表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机制,全面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资本市场对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历年数据实证角度出发,从我国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机制和股票市场对消费影响的效果两方面对我国资本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总体效果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资本市场传导货币政策低效性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与探讨.     

基于面板数据的企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企业资本结构决策是公司金融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不同行业企业的资本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即使某些行业企业的资本结构受到相同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对不同行业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力也各不相同;企业的资本结构还受到许多与各企业紧密相关但却难以控制或是根本观察不到的因素的显著影响。     

问询监管的市场反应——基于深交所数据的实证分析

问询函是证券交易所常用的信息披露监管措施和工具,问询函公告后,被问询上市公司股票的市场反应值得研究.以深圳证券交易所2015年问询监管事件为样本,通过事件研究法和回归分析,研究了问询监管的市场反应.实证研究表明:问询监管对被问询公司总体的累计平均超额收益率有显著影响,在问询公告前,累计平均超额收益率显著为负;在问询公告后,累计平均超额收益率显著为正.而每天的平均超额收益率在问询公告前为负且不显著,在问询公告之后显著为正.因而,证券交易所应严格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优化问询监管流程,加大对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以实现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的有效监管.     

中国货币政策传导到资本市场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运用时间序列分析的方法,研究在中国人民银行间接调控货币政策的新时期,在中国资本市场规范成长的新阶段,中国货币政策传导到中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实证分析表明:中国货币政策能够通过利率渠道、通货膨胀率渠道和货币供应量渠道有效地传导到中国资本市场。     

资本积累,还是技术消化?--评两种经济学流派对东亚经济奇迹的再认识

"资本积累论"认为要素投入是东亚经济奇迹的原因;"技术消化论"认为技术进步是原因。"资本积累论"和"技术消化论"的分歧,源于二者对全要素生产率方法和后发国家技术进步的不同看法。"资本积累论"有统计数据和方法论方面的缺陷,并且与经济事实相悖。"资本积累论"与新古典经济学一脉相承,其增长核算模型对后发国家的适用性值得思考。"技术消化论"继承熊彼特式技术演化的研究方法,比"资本积累论"的纯粹数理分析更接近现实。     

农民市场意识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

探讨当前中国农民的市场意识及其对行动选择的影响,对于认识农村市场及农村发展的内在机制有着重要意义。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多数农民并无较强的市场意识,而计划或国营意识则很强,由此说明农村市场转型在农民观念领域并未实现。影响农民这一意识特征的因素是复杂的,个体因素的综合作用较为重要。农民市场意识与行动选择之间的分离意味着农民市场性行为及农村市场发展滞后问题并非因为农民观念的落后,因而农村市场化建设需要更多地考虑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     

官员匹配与经济绩效——基于省级党政首长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省级地方党政首长的来源匹配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官员匹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绩效与地方党政首长来源匹配类型相关;由外来地方党政首长匹配的类型,会有相对低的经济增长绩效;随着干部管理体制的变迁,党委首长与行政首长的来源背景的相对重要性发生了有序转变。文章的发现为优化干部官员的配置效率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