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历程的转折点：新疆支边妇女被组织安排的婚恋

新疆支边妇女于20世纪50年代在国家政治动员下进疆支边。依据生命历程理论,进疆支边和被组织安排的婚恋是支边妇女生命历程中重要的生命事件和生命转折点。研究表明：组织安排婚恋方式真实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对于支边妇女的生命历程产生很大影响。支边妇女个体生命历程在社会历史、结构变迁中的嵌入性,被组织安排的婚恋的生命事件与其他生命事件的关联性,以及不同支边妇女与不同性别生命轨迹的差异性则是生命历程转折的表现。     

1960年代上海知识青年新疆垦荒支边运动述论

1960年代,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上海知识青年积极参加新疆的垦荒支边建设。上海知识青年在新疆的支援建设工作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新疆各项事业的发展,其自身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成长。上海知识青年支援新疆垦荒支边的历史对于当今青年成长成才路向的选择方面也具有较大的启发价值。     

八千湘女进新疆

1949年9月，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陶峙岳率驻新疆的国民党军起义，新疆和平解放。10月，第一野战军第二军军长兼政委王震率领解放军第一兵团进疆，揭开了新疆大规模屯垦的序幕。     

邓力群与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8月新疆解放前夕，中共中央派邓力群以中共联络员的身份进入新疆，主要从事引导和确保“三区”革命的正确方向、使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多方接洽、力促新疆军政领导和平起义；多方奔走，为人民解放军入疆做准备等工作。邓力群在新疆期间做了大量工作，为新疆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复线并行与多元归一：新疆法秩序的历史建构

如何在边疆地区实践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始终是历史中国孜孜探求的一个重要政治主题。西域（新疆）是汉代以来历代中央政权重点经营建设并取得瞩目成就的地区,“新疆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不容撼动的事实。在历代治疆实践中,作为国家主权重要表征和载体的法律发挥着积极与关键的作用,构成了历代治疆的一个重要内容。汉代“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唐代边政举措“著于令式”、清代治疆法律体系初建、晚清新疆建省后法律及社会与内地的趋同,无一不是法权的宣示与法律治理的实践与成就。揆诸史实,自西汉统一西域后,新疆就始终在中国的法律空间之中,国家法律始终在场,其与当地族群法律经历长期的交流交融,层累持续地形成以国家法律为主导的多元一体的法律文化与法律秩序,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和广域国家治理中具有突出的意义和作用,同时也构成当代“依法治疆”的重要历史遗产和智识资源。     

西南少数民族妇女外流与传统社会文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南农村的少数民族妇女大量外流。这一现象的产生,除了因经济差距所产生的“推拉力”、“求异心理”和国家的政策外,传统文化对妇女的外流产生了一定的“迫力”。主要表现为在传统社会中,妇女的地位低下,对妇女劳动成就评价较低,女性没有话语权等。当然,社会转型时期的多重价值观,也为妇女选择离开家乡减轻了心理压力,而这一选择也说明了在传统文化下,她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习近平依法治疆方略研究

习近平在总结过去中国共产党治疆方略的基础上,根据新疆治理现状,从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目标出发,提出了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的治疆方略,将严厉打击暴力恐怖主义视为依法治疆工作的重中之重,兼顾民生改善问题。这一治疆方略的提出对新疆社会稳定、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幸福安康,以及国家总体安全观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     

“对口援疆”政策回顾及反思——以1997年至2010年间政策实践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及其他省市对新疆的扶持和援助从未间断,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展的“对口援疆”政策最为典型。在新一轮的援疆政策大规模开展之际,对1997年至2010年间援疆政策作一梳理和回顾,并提出对口援疆政策在今后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以期对政策的实践有所裨益。     

新疆当代文学笔谈

<正>主持人语:这组笔谈讨论新疆当代文学中的"流寓作家"现象。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显然还不是一个严谨的文学概念。不过,如果了解20世纪50年代后大批内地作家因为战争、屯边、求职和流浪等等原因进疆,构成丰富复杂     

论“新边塞诗”的在地性

新边塞诗的创作者多为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66）迁居新疆的外乡人,以垦荒劳动为核心的在地体验塑造了他们的地方认同,这也就是新边塞诗在地性的发生。20世纪80年代初,进军主流诗坛的压力迫使诗人发掘边地的“中心感”,于在地性和全国性之间求取平衡。同时,他们对新疆的在地认同中潜藏着对故乡的怀想,在诗歌中表现为故乡—异乡的复调。新边塞诗在地性所内含的双重矛盾,映现了新中国一代进疆知识分子主体性建构的精神履痕。     

论抗战时期边区妇女解放的创新意义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在抗战边区获得重大突破。边区妇女普遍地觉醒,要求解放,要求进步,为妇女走上彻底的解放准备了心理前提;边区先进的妇女解放理论在民主的基础上指导妇女运动的实践,为妇女解放指明了一个明确的方向,预示妇女彻底解放的可行性;边区妇女在抗战中争取到的权利是具体的、真实的,不但有具体的法律保障,也有具体的实践保障,体现真正的人本关怀。     

国家在场下的妇女解放——基于建国初期妇女社会地位变革的考察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一场由国家强力推动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建国初期,国家作为形塑力量的在场,通过解放妇女将国家意志嵌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让参加的民众尤其是妇女,真切感受到国家的存在,进而认同国家的权威,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整合和渗透。     

党群关系视野下的山东解放区妇女工作与当代启示

党群关系是关乎一个政党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针对山东解放区妇女工作的具体问题,依靠党正确的群众路线的指导,采取了改进工作方法、出台法律条例保障妇女权益、全方位提高妇女自身素质等三管齐下的措施,成功实现了妇女解放与革命进程的良性互动。山东解放区妇女工作的显著成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党群关系建设的巨大成功。在新的历史时期,借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解放区妇女工作的经验,有益于构建党群关系建设的新机制,对当前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也有所裨益。     

女性“负向自认”的类型分析

社会的成见与刻板印象与女性自身的＂负向自认＂,是女性真正解放路途中的一个悖论。女性的负向自认,包括＂原发式＂与＂借助式＂两大类型。前者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视角分析,是由女性＂社会性别＂的弱势地位所决定;后者即可借助异性,也可借助同性,因而更具有女性自我心理补偿的学术价值。改变这种种不利于女性解放与成长的负向自认,既需要整个社会参与,也需要女性自身努力。女性自觉性的不断提升,是女性全面解放的必要途径。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民主妇联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群体的政治自觉与主客观困境的矛盾、民族独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确立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要求全国民主妇联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进行探索和创新。全国民主妇联对妇女的本质属性和妇女解放的途径做了更深入的论证探索,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做出了立足中国国情、着眼时代特征、服务妇女解放的创新阐释与实践,对意识形态的宣传、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妇女解放的进程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党员的历史作用研究

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党员是边区妇女中的佼佼者,虽然她们人数不多、发展缓慢、分布不集中,但作为女性队伍中政治觉悟较高、社会影响较大的一个群体,她们在延安时期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政治动员、社会生产、家庭建设以及推动妇女自身的解放运动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抗战前期国统区妇女救亡团体的历史考察

抗日战争前期,各类妇女救亡团体在国统区广泛建立。这些团体分别由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创办,其为数之众、规模之大、活动范围之广、团体类型之多以及各阶层成员之普遍,创造了民族解放史和妇女解放史上的奇观。整体而论,众团体发展的多种不足也显而易见。     

论婚姻家庭对女性地位的影响——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看女性解放

千百年来,女性地位一直被社会及家庭所忽略。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传统男尊女卑的思想仍残留在人们的意识深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作为女性解放的经典著作,为女性解放指明了方向,给予了女性追求自由与平等的极大信心和勇气。解读恩格斯关于女性解放的重要思想,对我国女性解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党领导妇女运动历史的若干思考

综观建党9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对妇女运动的领导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二是始终将妇女运动与各个时期党的中心任务结合起来,在推进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推进妇女解放事业;三是始终倡导男女平等,并切实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