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家之法”与赵宋的“祖宗家法”

赵宋的“祖宗家法” ,实际上就是宋代帝王累代相承的正家治国方略与规则。宋朝“祖宗家法”的提出 ,与宋人在讲求义理的新形势下对李唐、五代政事的反思有关 ,也与唐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以及士大夫家族对于“正家之法”的重视有关。循故事、沿祖制治国 ,是中国传统社会自然习见之事。赵宋统治者强调“继述父祖基业” ,“以治家之道推之治国” ,既是标榜“家国一体” ,祗奉祖制的结果 ,又反映着历史发展的现实进程。作为帝王之家的“家法” ,它从根本精神上制约着“国法”的取向与施行。     

从“有法之法”看山谷诗学——浅谈江西诗派黄庭坚的诗学主张

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的实际开创者,其诗歌创作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主要论述其“有法之法”的理论内涵,并着重探讨其中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及读书用事的主张,认为黄庭坚的“有法”最终目的是达到“无法”,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与重要意义。     

论古夫余族“倍偿”之法对古代东亚法制之影响

“倍偿”之法是古夫余族的固有习惯法,最初的形态为“窃盗一责十二”。之后,这一法律分为南、西两支向外传播,为其他民族所吸收,从而对东亚法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向南的一支主要是被高句丽吸收,同时,它还随着百济人的南迁传入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向西的一支主要是指它首先被鲜卑人吸收,之后随着鲜卑人的迁徙来到了北方草原地区。然后这一支又分化为两脉,其中一脉经北魏、北齐而为隋唐律吸收,形成了唐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倍备”之法。另外一脉则一直留存在北方草原地区,为后起的突厥人采纳,成为突厥习惯法的一部分,之后又被蒙古人承袭。     

“民本之极限”还是“民主之萌芽”——黄宗羲政治思想定位

黄宗羲从“万民忧乐”的角度对君民关系做了新的探讨,对“一家之法”与“天下之法”进行了区分,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并试图对君权进行制约。但黄宗羲的理想仍然是“三代之治”,并无意于改变君主制,只是在不动摇君主专制政治的前提下,追求一种理想的君主原型。黄宗羲的思想缺乏现代民主政治必备的“民治”理念,因而难以对君权进行有效制约。他对理想政治的构想没有越出传统民本思想的范围,只是使民本思想达到了历史上的极限,他留给后世的只能是思想资源,而非制度资源。      

“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王安石的重要法律思想

王安石,是一位曾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称誊的“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他曾为挽救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局面,领导进行了一次著名的熙宁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是王安石在变法改革中提出来的重要的法律思想。他说:“夫聚天下之众者莫如财”,维持国家的政治统治,最重要的是有财。“理财”,是王安石改革的核心思想,他希望通过“理财”。挽救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实现“富国强兵”;接着又说:“治天下之财者莫如法”,治国理家的财力,最重要的是要有法律,故其为“理财”制定了一系列新法,有:均输法,农田水种法、     

论范处义解诗之法

范处义宗序思想不仅在《诗经》训解上,还体现在解诗之法以《诗序》为解诗宗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点:一是参照各家各派的学说,取长补短;二是考查人物情理,定诗之作者和诗旨;三是提出了"以经为信"的观点;四是对于文义深奥、离奇和不通达的,做到明白清晰;五是对于诗文内容篇章有争议的,参照诸家说法,进行合理删减;六是自得之意,随文论述。     

权威之法与合法之法——拉兹与哈贝马斯法治观之比较

面对法治这一法哲学的核心概念,拉兹与哈贝马斯的研究路径各有千秋。拉兹以实践理性为法治的理性论基础,秉承传统分析实证主义的形式法治观,并引入法律权威概念来阐明合法性问题。哈贝马斯则以交往理性为理性论基础,在批判形式法治观基础上提出了程序主义法治观,认为只有经过特殊的民主立法程序,法律才具有合法性。     

在“治法”与“治人”之间——黄宗羲“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思想研究

黄宗羲在继承先秦思想家的基础上,对一家之法与天下之法进行了区分,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强调治法对于治人的优先地位。他对理想的治法做了具体的设想,主张设置宰相,建立学校,恢复方镇,以外在的形式来限制君主的权力,从而使其认识达到了历史的高度。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黄宗羲并没有否定君主制的合法性,其治法主张最终仍然滑向了对治人的期待。     

从“良法之治”到“制约权力”——古代西方法治理论的发展轨迹

从西方古代法治理论的源流来看 ,希腊人把法治从“尚法”观念演绎成“良法之治”,罗马人则把法治从希腊人的“良法之治”推进到“制约权力”,而近代西方法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渊源于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智慧。因而 ,如果说古希腊是西方法治思想和理论的源头 ,那么古罗马则架起了古代西方法治理论与近代法治理论的桥梁。     

洪亮吉的人口思想述评

本文概述了洪亮吉人口思想的主要论点: 1. 人口增长常快于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增长。2. 人口过剩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3. 提出了解决人口问题的两个方法: 其一是“天地调剂之法”,它是指水旱灾害和疾疫流行等自然灾害,会造成人口的死亡,从而减少过剩人口;其二是“君相调剂之法”,它是指政府可以采取的种种调控人口的方法。本文又对洪亮吉的人口思想作了历史、客观和辩证地分析和评价。     

法律实质效力论析

法律效力不应仅被理解为法律对其所规制的对象具有的基于强制压力下的约束力与保护力 ,更重要的是法律的实质效力。即法律为人们所认同并自觉遵守 ,它体现为主体将法律要求内化为自己自觉的守法行为。法律实质效力是衡量法律是否真正具有效力的标志。它的实现需要建立在良法和民众普遍的法律信仰基础之上。     

大学法律基础教育问题的学理省思

法治社会的建设需有相应法治理念的公民。当下中国大学法律基础教育的成败，关系到现代公民素质的高低，关系到法治中国能否实现。大学应正视法律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如重视不够、内容和课时受限、教师专业水平欠缺等。应从回归法律学科教育本位、重构法律基础教育模式、优化教师团队等方面改革当前大学法律基础教育模式，完善法律基础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健全大学生法律素质，为社会培养心智成熟、人格健康、全面发展的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现代公民。     

试论近代中国争取法治的不懈努力

鸦片战争后中国先进分子开始了对西方法治文明的探索、向往和追求。太平天国探索了农民阶级的法治之路。戊戌变法是西方先进的法治文明与中国传统的人治在中国本土第一次实质性的交锋。清末预备立宪客观上标志着古老的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始了由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的艰难过渡。虽然辛亥革命的法治模式在法律价值上意义重大 ,但是昙花一现 ,流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达 2 8年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则是觉醒了的中国人民争取权利和法治的伟大斗争实践。     

西方法治思想的演进与法治社会的形成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共识。中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法治?或者说,法治的最终意义是什么?如何克服依法治国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西方价值法学的发展脉络及其对西方法治社会形成的影响应当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一面镜子。     

以人为本:现代法治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

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和实践原则都起源于宪政理论,而宪政的诸多理念无不围绕"以人为本"这个核心价值来展开。然而,在阶级社会里由于法的异化,背离了法的本意,制约着人的发展。法律回归于人,法与人的和谐统一,既是法律发展的趋势,也是人的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还是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基本路径和举措。目前,我国在法的人本化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要实现法与人的和谐统一,还必须作出各方面的努力。     

人文主义：现代法精神的革命性变革

现代法律生活存在着可能生活的焦虑,因此现代法精神必须也必然应当进行人文向度上的变革。这既是理论纠偏的需要,也是法学家作为学者与社会人的必然使命。     

从否证论看惯性定律的科学解释力

从现代科学哲学视角提出惯性定律的新诠释。认为惯性定律本身在逻辑上是完备的，是蕴涵式逻辑命题，符合波普尔“否证主义”主张。惯性定律在力学的经验世界中不能被否证，但在逻辑可能世界中能被否证，因此，惯性定律作为力学科学的第一定律，具有科学的解释力，其经验基础的科学性不是靠实验的证实获得的，而是靠逻辑的证伪来保证的。     

略论我国行政法的控权职能

现代行政法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产物，它的本质在于控制和约束政府的权力。我国虽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其性质、政治体制和法制传统等因素决定了我国行政法的作用也不能例外。特别是随着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我国更应该加强行政法控权这一职能，以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的步伐。     

加强行政执法建设的原因及对策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而行政执法建设作为依法行政的核心,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行政组织不健全,行政执法制度不完备,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执法监督机制较弱等问题,因此,必须完善行政执法制度,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增强法治观念,加强执法监督,并提高行政执法效率.     

对行政法治的几点思考

阐释了理解行政法治应处理好的两对关系,即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行政权与法的关系;分析了行政法治的构成要素;并在探索了行政法治与自由、民主、效率、公正、秩序等的关系后,指出实行行政法治不仅是现代行政的基本要求,也是一个重大的价值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