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中的司法认知

司法认知是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制度，也是证据学上一个重要问题。许多国家对之均有较为详尽的、科学的规定。相形之下，我国对之研究不够。在厘清司法认知的要领和考察一些国家对之的立法规定的基础上，对司法认知的理论基础、效力、适用条件、对象及程序规则等一些基本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司法如何认知:以“二阶论”为视角——与阎朝秀教授商榷

司法过程中存在认知和情动两种前后相继的思维方式,它们之间的正向运动对法官裁判有着重要影响。以该“二阶论”视角观之,情感、价值、经验不可避免地渗透于司法认知之要素、对象和过程之中。阎朝秀教授认为司法认知应当排除价值观念之影响等观点,与“二阶论”之规律多有抵触。     

试论占有人对占有物的使用收益权

占有人对占有物的使用收益权是占有人最基本的权利.我国<物权法>对此虽有规定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规定有较大差异.在借鉴各国和地区的占有制度的立法和司法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现行占有制度中的占有人对占有物的使用收益权的规定进行比较细致的分析和探讨,有助于相关问题的认知与完善.     

关于刑事拘留若干问题的思考

关于刑事拘留若干问题的思考张汉昌刑事拘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之一。经司法实践证明，刑事拘留是同犯罪作斗争的有效措施。但由于立法时条件所限，现在看来，刑事拘留的某些规定确有改善之必要。所以，本文结合司法实践，就我国有关刑事拘留问题作一些探...     

加强司法公信力外部环境建设的若干思考——以社会认知为视角

司法公信力立足于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司法公信力问题绕不开社会认知,司法公信力高低与否,社会公众具有话语权。提升司法公信力不单是审判机关的事,司法权的运行不独立于外部环境,外部因素对司法权力健康运行也格外重要。完善立法、强化监督、加大惩戒力度、培养社会公众的认知能力是加强司法公信力外部环境建设的良好对策。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构建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是少年司法不同于成人司法的一项特殊且重要的制度。通过社会调查可以全方位了解并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犯罪原因、日常表现以及评估其人身危险性等，这有利于少年司法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对涉罪未成人的保护，有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针对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结合域外经验，宜从确定社会调查启动程序与时间点、明确社会调查报告之性质、提高社会调查员之素质等方面入手，科学合理的构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之社会调查制度。     

论公司董事义务的完善

随着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转变,如何抑制董事权利、强化董事义务,以防止董事损害公司整体利益和广大股东的利益,已成为各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关注的理论课题.我国<公司法>对董事义务作了一些规定,但规定得较为原则和粗糙,在实际操作中也反映出不少问题.我们应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公司立法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义务的规定.     

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考量——基于概念的解读

刑事司法领域中的民意是公众在对因为某种原因受到社会各界格外关注的刑事案件认知、判断的基础上,根据法律正义的外在社会价值形成的带有普遍倾向和较多道德成分的观点或意见.民意是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关(直接或潜在)但被国家排斥在刑事诉讼活动之外的一种重要利益的体现.司法以审慎的态度吸纳有效民意,符合司法民主的要求,并可克服法律滞后于生活之弊端.民意的刑事政策化则是实现民众合理司法诉求的有效途径.     

论定罪

定罪，即规定、确定和认定罪名问题，是国家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本文论述了定罪的思想基础、重要前提、必要条件和可靠保证，并就定罪应注意的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可供刑事立法、司法和法律、法学工作者借鉴。     

我国涉外仲裁司法监督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涉外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是一个既富理论价值又具实践意义的重要课题。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都规定了涉外仲裁的司法监督制度,赋予国家法院对仲裁进行干预和协助的权力。因此,在涉外仲裁领域,就产生了法院和仲裁之间的关系问题。目前我国现行涉外司法监督制度存在许多不足,应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先进做法,通过修订《仲裁法》,以完善我国的涉外仲裁司法监督制度。     

债权让与通知面面观

债权让与制度以让与通知为核心内容,我国《合同法》第80条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对让与通知作出的规定在总体上是合理且符合国际立法趋势的,然其缜密性仍有不足。我国《合同法》对让与通知的规定属于＂对抗要件模式＂。作出通知的主体是让与人以及一定条件下的受让人。通知的方式因通知主体不同而有别,而且地方各级法院的判例逐渐发展出一些新的通知方式。让与通知可以在让与同时或让与之后作出,也可以在让与之前预先作出。让与通知是否造成诉讼时效的中断,主要取决于通知中是否包含请求债务人履行的意思。当受让人作为通知主体且具备一定条件时,可以发生表见让与。秉持民法上不保护恶意之人的基本理念,表见让与不应当适用于恶意的债务人。虽未为通知,但有证据证明债务人已经知晓发生了让与事实的,债务人不得以未收到通知为由拒绝向受让人履行债务。     

债权让与通知面面观

债权让与制度以让与通知为核心内容,我国《合同法》第80条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对让与通知作出的规定在总体上是合理且符合国际立法趋势的,然其缜密性仍有不足。我国《合同法》对让与通知的规定属于"对抗要件模式"。作出通知的主体是让与人以及一定条件下的受让人。通知的方式因通知主体不同而有别,而且地方各级法院的判例逐渐发展出一些新的通知方式。让与通知可以在让与同时或让与之后作出,也可以在让与之前预先作出。让与通知是否造成诉讼时效的中断,主要取决于通知中是否包含请求债务人履行的意思。当受让人作为通知主体且具备一定条件时,可以发生表见让与。秉持民法上不保护恶意之人的基本理念,表见让与不应当适用于恶意的债务人。虽未为通知,但有证据证明债务人已经知晓发生了让与事实的,债务人不得以未收到通知为由拒绝向受让人履行债务。     

网络服务提供者专利法规制——《侵权责任法》第36条在专利法领域的具体化和专利法四修修正案草案第71条的完善

专利法领域中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根据其是否通过网络服务帮助网络用户许诺销售或销售专利产品的标准来认定，而不是根据其业务类型来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权利人的通知后应当承担有条件的移除义务，而不是立即移除义务，该条件为权利人提供生效法律文书。转通知义务独立于移除义务，具有特定的法律价值和功能。网络服务提供者位于网络信息交互的中心，权利人和网络用户合法权益的保护以及利益平衡依赖于畅通的信息传递渠道，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对权利人和网络用户均承担及时转通知义务。     

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与通知制度比较研究

《民法典》新确立的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和新发展的通知制度旨在为权利人提供便捷、及时的救济,但禁令是程序法上的制度,通知则是实体法上的制度。基于制度定位上的差异,二者在适用条件方面存在义务主体、适用情形、证明标准、是否担保等不同;在法律后果方面存在产生的义务、责任、效力期限以及发生错误后的归责原则等不同。《民法典》实施后,通知制度、禁令制度、行为保全制度以及普通诉讼制度等四项制度从实体法和程序法方面为网络环境中的人格权保护提供了多重保护体系。     

预告登记制度法律问题研究述评

随着《物权法》的颁布,预告登记制度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在我国明确下来,但学界对预告登记的性质、效力、构成要件都存在较大的争议,有必要在借鉴大陆法系预告登记制度的实践中,吸纳各国相关制度之合理因素,对这一制度予以改进和完善。     

西班牙语空间性状的时间映射制约特征研究

基于隐喻理论，从维度、轴向和方向角度，通过量性分析和质性分析发现，西班牙语空间性状的时间映射遵循三条共性制约规律:“一维>三维>二维，单维>跨维”维度制约规律、“横轴>纵轴，单轴>跨轴”轴向制约规律和“无方向>有方向”方向制约规律。个性制约表现为:句法功能制约和语义选择制约。以上映射制约特质主要源自时空相似性和民族思维特性的互洽协同。     

航空器权利变动公示的研究——兼论特殊动产的权利公示问题

航空器权利变动不同于一般动产,其公示方式不是交付而是登记。航空器本身的自然属性、公示成本、资源重要性、公示方式的权威性是航空器权利公示采取登记方式的原因。市场经济与中国民航国际化发展所需的交易效率,登记形成力的固有缺陷,私法自治原则的内在要求,以及航空器权利公示的立法传统和发展趋势,都是中国民航法修改时要考虑的因素。航空器权利变动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只是不能对抗取得物权的善意第三人,不包括恶意第三人和善意的一般债权人。     

浅析善意取得制度

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 ,它注重对交易安全的保护。该制度构建于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基础之上。着重澄清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问题 ,分析不动产适用该制度的构成要件以及其与无权处分行为的关系。     

司法认知:问题与前瞻

司法认知作为一项证据规则,在世界各国被广泛运用。司法认知对于免除当事人举证负担、节约诉讼时间和成本、提高诉讼效率等有重要意义。我国三大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这一规则,法学界对该规则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我国在将来的立法中应当建立司法认知规则,明确司法认知事项,设立科学的司法认知程序,并以开放的心态将其纳入我国的三大诉讼法中。     

著作权侵权中审查注意义务的司法认定——以民法上的注意义务为基石

著作权侵权行为适用民法上的过错责任原则。过错作为侵权行为的主观要件,其判断标准可以客观化,即以是否违反注意义务作为判断标准。著作权侵权行为中的审查注意义务是判断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切入点和关键点,民法上的过错理论为著作权侵权行为审查注意义务的判断提供了借鉴。著作权侵权行为区别于民法上的一般侵权行为,在借鉴民法上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和方法时,需要结合著作权的特点、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司法政策等来综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