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晏殊《飞白书赋》——兼论飞白书法

晏殊七岁能属文,被视为“神童”。在宋真宗、仁宗朝,他虽然做了几十年的大官,也做了一些好事;但我看他那“神童”的“神”,在他一生的事业中,主要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大家都知道,晏殊的诗、词、赋都写得很有特色,很有个性。宋王灼《碧鸡漫志》评他的词是“风流蕴籍,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宋宋祁亦极推崇他的诗:“晏相国……今世之工为诗者也。末年见编集乃过万篇,唐人以来所未有。”(《笔记》)晏殊还有一绝活似为后人所忽视,这就是他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欧阳修曾说:“右观文殿大学士兵     

论欧阳修《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

欧阳修主张探求《诗》本义,但《诗本义》并非全是《诗》本义。《诗本义》的许多解说很精彩,但也有不少解说值得商榷。学者过多关注《诗本义》疑古惑传的开创性、人情解《诗》的独特性、求《诗》本义的合理性,而较少关注它解说《诗》本义的错误。《诗本义》错解《诗》本义,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诗经》传注本不误,欧阳修反对其不当批驳;二是欧阳修以人情解《诗》,“人情”却并非总是合理;三是欧阳修过分探求圣人之志,妨碍了他对文本的正确解读。宋代林光朝称《诗本义》“于义未稳”,却被视作讲学者的一面之词,致使《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被忽视。     

诗人的命运和诗歌的命运

中外文学史有力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作家自身命运的不幸往往是某种创作飞跃的潜在原因,而作家自身的幸运却常常会葬送他的创作.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太史公自序》)杜甫说:“文章憎命达”.(《天未怀李白》)韩愈说“(文章)恒发于羁旅草野”.(《荆潭唱和诗序》)欧阳修认为诗“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刘克庄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诗非达官显人所能为”.(《跋章仲山诗》)安史之乱中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王维的诗歌创作实践就是力证.     

周邦彦及其《清真词》(下)

邦彦“博文多能”(《直斋书录解题》),“诗文之外,兼善书法”(《遗事》),“当时皆称美成词,殊不知美成文章大有可观,”“笺奏杂着,皆是傑作,可惜以词掩其他文也”(《贵耳集》下)。楼钥评他的诗文说:“经史百家之言盘屈于笔下,若自己出”(《清真先生文集序》)。王国维尝举其《曝日》诗:“冬曦如村酿,微温只须臾。行行正须此,恋恋忽己无。”评之云:“语极自然,而言外有北风雨雪之意,在东坡和陶诗中,犹为上乘”(《遗事》)。今观邦     

从苏轼、秦观词看词与诗的分合趋向——兼论苏词革新和传统的关系

明人张綎在《诗馀图谱·凡例》中说:“按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这是最早以婉约、豪放对举论词的意见。他主要从艺术风格立论,以苏、秦两人为代表,把婉约、豪放视作“词体”的两大分野。他的意见受到后来词评家的重视。一类从艺术风格继续加以发挥,如江顺诒《词学集成》:“秦少游得《尊前》、《花间》遗韵,却能自出清新;东坡词雄姿逸气,高     

《生查子·元夕》词的作者是谁

《生查子·元夕》词: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这是一首回忆去年元宵之夜,与情人约会的词。写得一往情深,婉曲绵长。前后对比,明白如话。颇有民歌风味。这首词的作者是谁?一说欧阳修,一说朱淑真,一说秦少游,也有说李清照的。就解放后所出版的著述看来,仍存二说:定为欧阳修作的有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胡云翼的《宋词选》,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李庆甲校勘《词综》云:“此词系欧阳修作,见《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卷一。” 定为朱淑真作的有夏承焘盛静霞的《唐宋词选》,胡云翼的《唐宋词一百首》。黄公渚的《欧阳修词选译》,未录此词,或是不够选入标准;或是采取慎重态度;或是兼而有之。     

一唱三叹赋深情——读袁枚的《祭妹文》

这是一棵人生道旁历尽春秋、 枝繁叶茂的智慧树，锺灵毓秀，满树 的玄想之花，心灵之果，任人随喜观 赏，止息乘荫。只要你不是闭目塞 听，深闭固拒，总会欣然有得──深 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 ──柯 灵 《清文评注读本》说：“韩昌黎《祭十二郎文》，欧阳修《■冈阡表》皆古今有数文字，得此（指《祭妹文》）乃鼎足而立。”《祭妹文》之所以受人推崇，在于“情真”二字。袁枚是清代“性灵”诗说的倡导人，他说：“若夫诗者，心之声也，性情之所表露者也。”又说：“诗者，性情也。性情之外无诗。”从袁枚的这些诗歌理论可以看出，他是主…     

说《关睢》

毛诗以为“《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毛诗的基本精神是“以史证诗”。从文学角度看，“以史证诗”只能作为参资之助，从经学角度看，“以史证诗”，只可备一说。北宋欧阳修，于经书多所疑议，而在其《诗本义》中却把《关雎》坐实为文王、太姒，这就更近“史学”，其见解又在毛诗之下。近代以来，治诗者多以“文学”相尚，其惑更甚。此诚如朱东润先生所云：“今之治《诗》三百五篇者，一洗前人之故习，而矫枉过正，又惑于欧美之旧说，以是非未定之论，来相比附，为说益多，纠纷益滋。”诗，原本即所谓“赋…     

梅尧臣诗的历史评价

<正> 梅尧臣(字圣俞)是宋代杰出的诗人。在青年时期,他与欧阳修,尹洙、苏舜钦等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诗文革新运动,并以其诗歌创作的理论与实践,为宋诗开拓了新的道路,使之形成了不同于唐诗的新面目。对于自南宋至清末的诗坛,他的诗曾有过程度不同的影响。最早全面评价梅尧臣的是欧阳修。他的《书梅圣俞稿后》称赞尧臣青年时期的诗:“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十余年后,他又写了《水谷夜行寄子     

文学评论的启蒙叙事--《摩罗诗力说》综论

《摩罗诗力说》在鲁迅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以文学评论的形式，表达了青年鲁迅“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思想启蒙目的。从鲁迅所求“摩罗”诗派之“新声”、“新声”之“诗力”，以及鲁迅对“精神界之战士”的期待等方面，论述了《摩罗诗力说》的启蒙意义。     

鲁迅论诗

鲁迅曾一再说他“不懂诗”,对诗“外行”。虽然他在青年时代就写过诗,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更写过不少的诗,可是他后来却表白道: “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十出现,就洗手不作了。”①这自然是自谦之词。其实鲁迅一生所留下的几十首诗,不论新旧,都有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至令仍为大家所传诵。以鲁迅的整个成就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韩愈的以文为诗,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手法,也是形成他奇崛诗风的重要因素,曾对宋诗产生过巨大影响。以文为诗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和创作理论的丰富,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长期聚讼的问题。前人,主要是宋人,对韩愈以文为诗,颇多贬损之词。例如沈括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惠洪《冷斋夜话》卷二)黄庭坚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陈师道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所以,在具体分析韩愈的以文为诗之前,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以文为诗为什么会成为诗歌创作的一种艺术手法?弄清这个问题,对具体评价、优劣韩愈的诗歌创作,是很有帮助的。     

苏轼“以诗为词”臆探

诗词分疆而治,大约从唐末五代到苏轼之前这段时间。当时的情况是:词言情,诗言志。词应歌,诗应诵。文辞有雅俗之分,格调有尊卑之别,题材相异,功用亦殊。总之,“诗庄词媚”,是那时影响深广的传统观念。因此,在词的创作中出现了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是“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於此”(胡寅语),以标榜名士的风雅;另方面又借口“谑浪游戏”而“自扫其迹”(同上),以保持身份的尊严。晏几道为其父“扫迹”曾说过“未尝作妇人语”(《宾退录》);陈直斋为欧阳修“扫迹”曾说过“当是仇人无名子所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和他的文艺理论

毛泽东说:“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在毛泽东的字典里,没有“难”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他在年青时代就开始作诗。他的第一首诗:五言古体诗是在1915年为悼念同学易昌陶而写的。如果说,这是他攀登诗峰的起步,那么到了1923年,他写《贺新郎》时,已达到了高峰。当代诗词评论家都把这首词称为千无古人的“绝唱”,足可见诗词造诣之深了。理论源于实践,认识开始于经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讲话以前,据现在掌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申述

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即西周之礼乐制度崩而《诗》亡。孟子以王道一统天下为政治理想,所以他强调孔子作《春秋》是秉承了《诗》之礼乐血脉,《春秋》所叙即为“天子之事”,这也就是他说“《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深层用意。     

试论汉赋的讽谕

最早使用“讽谕”(“风谕”)一词的,是西汉末、东汉初的刘歆、班固。在他们之前,人们通用“风”、“刺”、“讽谏”等术语评论诗、骚和汉赋,刘、班也只在评论汉赋时使用这个词语。如《汉书·艺文志》说: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丽(?)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由于《艺文志》是班固根据刘歆完成的《七略》写的,所以也体现了刘歆的看法。到班固写《两都赋》的时候,对于具有讽谕意义的汉赋就谈得更为详细了:     

《清代前中期词学思想研究》序

古人称词为“诗余”，这固然说明了词与诗的亲密关系，同时也说明中国古代历来是以诗为文学正宗与正统的。其实，词与诗虽然同为压韵体、格律体、分行体，却有很大的不同。且不说宋人视词为“艳科”，是个人花间樽前娱情遣兴之具，而诗则“风雅”，为关乎国计民生之体。用今天的话来说，诗写社会重大题材，词写个人琐小题材。这种观点并不可取，但却说明了当时人对词与诗的分野。即便说到押韵与格律，词与诗也有根本的不同。最早的诗是可以歌唱的，是歌曲的歌词，但大概从战国时期起，诗与曲就没有必然的联系了，诗歌独立而为诵读吟哦之体。…     

《蒹葭》考辨

《诗经、秦风、蒹葭》之诗旨何在?古今说法不一。以《毛诗序》为代表的“刺襄公”说一线贯穿封建社会的始终。今人则大多主情诗说,但往往在“男词”,“女词”问题上纠缠不清。我们认为刺诗情诗说都未能很好地把握《蒹葭》要旨,现作如下考辨。 一,《蒹葭》非刺诗考 《诗小序》解题云:“《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同属严格汉学体系的《毛传》、《郑笺》、《孔疏》说与《小序》无异。诗今文三家说不可考。“刺诗”说发展到清代,便有学者想用历史考证的方法来证实它的可信。这也正是我们否定“刺诗”说的一个突破口。     

论欧阳修词

欧阳修是北宋写词较多的重要作家,其词有小令、中调和长调共二百多首。词集有明刻本《六一词》、宋刻本《醉翁琴趣外篇》和《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由于欧阳修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文成就较大,在文学史上占有很显著的地位,这就相对地把他的词的成就掩盖了。对此,长期以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很少有人对他的词进行专门性的论述。其实,欧阳修词在词的发展和启变方面有其独特的贡献,在词史上的地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初步的探索。     

曾巩及其散文的评价问题

曾巩是一位擅名两宋、沾丐明清,却暗于现今的作家。庆历元年他始识欧阳修时,欧便“见其文奇之”(《宋史,曾巩传》);次年曾巩落第南归,欧作,《送曾巩秀才序》说:“曾生之业,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弃之,可怪也。”惋惜抱屈之情,溢于言表。他并认为,“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曾巩)为喜。”(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他曝书得王安石《许氏世谱》,忘其谁作,说“介甫不解做得恁地,巩是曾子固所作。”(《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引)无独有偶,在知贡举时,他得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