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当皇帝是蜕化变质吗?——与张永禄同志商榷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刊载了张永禄同志的《试论朱元璋的蜕变》(以下简称《试论》)一文。这篇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朱元璋由一个反封建的农民起义领袖,“后来逐步蜕化变质,在推翻元朝统治之后,做了明封建王朝的开国皇帝”,“彻底背叛农民革命”,而成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据说蜕化变质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混入农民起义队伍,以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主要是封建帝王思想和孔孟之道),“对朱元璋进行思想腐蚀和影响”;一是农民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的阶级     

也评《李白与杜甫》——兼与谭、宁二同志商榷

郭老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白京赴奉先县咏怀》)显然是脱胎于“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梁惠王》)。并且说:“不过问题还得推进一步:既认识了这个矛盾,应该怎样来处理这个矛盾?也就是说:你究竟是站在那,—个阶级的立场、为谁服务?推论到这一层,杜甫的阶级立场不能不突露出来了。他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见《李白与杜     

谈谈阶级分析与史料的鉴别和应用

郑涵同志《试论孔子对晋铸刑鼎的批评及其政治意义》—文对拙作《从周代的奴隶法谈到孔子思想的阶级性》提出商榷。郑文的主要意思(一)认为在“夷之蒐”以前,晋国的奴隶主贵族阶级已经大为削弱,而异姓的新贵族实为新兴地主阶级的组成部分。因之赵盾的“常法”以及“宣子之刑”就是为新贵族——地主阶级服务的。(二)晋之六卿同为新贵族——新兴地主阶级的组成部分,所以赵鞅与范中行氏之间的矛盾与他们的阶级属性无关。(三)春秋战国间对于范、中行氏的舆论——孔墨等对范、中行氏的     

先秦法治思想的总结——读韩非的《定法》和《难势》

春秋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和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儒家,围绕实行“法治”还是“礼治”,即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还是维护和复辟奴隶主阶级专政,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大搏斗。生活在战国末期的韩非,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适应着历史发展的要求,以同儒家的“礼治”和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不可调和的斗争精神,“观往者得失之变”,总结了前辈法家的法治主张和法治实践,创立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理论体系,奠定了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理论基础。他的《定法》和《难势》,在总结前期法家的法     

戳穿“教子尊孔读经”的画皮——读《红楼梦》札记

问世于十八世纪中期的长篇巨著《红楼梦》,是一部形象的政治历史小说。它通过对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个细胞——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描写,揭示了当时社会内部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状况;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几乎全部上层建筑,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批判的锋芒自然指向了封建地主阶级维护他们反动统治的手段之一——“教子尊孔读经。”今天,我们从《红楼梦》为我们提供的丰富形象的历史材料中,认真分析封建地主阶级“教子尊孔读经”的问题,有助于我们认识孔孟之道的反动与腐朽,有助于揭穿林彪“教于尊孔读     

地主阶级的“弭盗之作”——从宋元明的阶级斗争看《水浒》的演变

《水浒》这部书,在地主阶级内部就存在不同的看法。一说《水浒》是“诲盗之书”,“坏人心术”,“教诱犯法”,主张严禁刊传藏阅;一说《水浒》是“弭盗之作”,教人“忠义”,“改邪归正”,有息兵止“盗”的妙用,“不可以不读”。对农民起义,前者往往主“剿”,后者往往主“抚”,手法虽各有侧重,但地主阶级的根本     

贵族地主阶级行将灭亡的挽歌——读“好了歌”及注

《红楼梦》一开头,作者借一个疯跛道人之口,以歌当哭,唱出了一曲贵族地主阶级行将灭亡的挽歌——“好了歌”。这首歌是作者概括全书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提示。它描述了贵族地主阶级衰微破败的图景,揭示了这个阶级寻求解脱的无可奈何的矛盾心情。对封建地主阶级来说,“功名、金钱、姣妻、儿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生活理想。     

战国晚期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斗争——读荀况的《性恶》篇

《性恶》篇是批判孟轲“性善论”的政治哲学论文,是新兴地主阶级推行法治路线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 战国晚期,奴隶制已土崩瓦解,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而封建制的生产关系,正生气勃勃,蒸蒸日上,并在社会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新兴地主阶级政权也     

论《水浒》的创作思想

施耐庵为什么写《水浒》,它的创作思想是什么?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过去,不少研究《水浒》的人认为,施耐庵写《水浒》是为了歌颂农民起义,总结农民革命的经验,甚至称这部书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实际上,施耐庵写《水浒》是站在地主阶级招安派的立场上,把小说当奏折,为皇帝和整个地主阶级如何绞杀农民起义出谋画策的。我们知道,农民起义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激化的必然结果。“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历史上,象秦、汉、隋、唐、元、明等著名的封建王朝,都是被农民起义的革命风暴所摧毁。因此,     

鼓吹“忠奸矛盾”的实质是抹煞阶级斗争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怎样认识我国北宋末年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什么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评论《水浒》、分析宋江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过去一些评论,把宋江吹捧成农民起义英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离开了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混淆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阶级矛盾同地主阶级反动派内部的矛盾之间的界限。毛主席指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对     

《荀子·劝学》评注(节选)

遵照“读一点法家的著作”的指示,结合教育革命实践,在工农兵群众的指导下,我们节选评注了荀子的《劝学》篇。荀子(约公元前三一三·一二三八年)名况,赵国人。他是战国时期的法家杰出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著有《荀子》一书。在当时的儒法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荀子总结了前期法家的历史经验,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坚持法治路线,提出了“隆礼尊贤”的政治口号,要求革新,要求进步,要求统一,从理论上对     

试论宋江与高俅的矛盾

在《水浒》这部书里,写了宋江与高俅的矛盾。那么,宋江与高俅的矛盾是什么性质的矛盾呢?是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斗争吗?否！宋江与高俅的斗争,不仅不是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斗争,而且也不能和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和守旧派的斗争混为一谈。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正如毛主席深刻揭示的那样,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     

《三字经》选批

前言封建地主阶级对他们所谓“烟香后代”的培养,抓得很紧,编了不少《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号称“三百千”)之类的“童蒙”读物,从小灌输孔孟之道,传授剥削阶级喝人血、吃人肉的“做人诀窍”,让他们“幼而学,壮而行”,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三字经》就是这样一本传播广,流毒深,具有代表性的小册子。《三字经》相传是宋代反动儒生王应麟炮制的,以后历代有所修改增订。《三字经》的出笼,正当著名法家王安石变法革新失败以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儒家反动路线占了上风,因而加速了北宋王朝的覆亡,以后南宋大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逃跑到江南,继续执行一条对女真贵族屈膝投降,对农民起义残酷镇压的反动路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了。反动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配合血腥的武装镇压,抛出了朱熹《四书集注》之类的软刀子,用作束缚革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狗咬狗的斗争

宋江和高俅的斗争,历来都被《水浒》的评论者歪曲为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毛主席最近指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宋江同高俅之间斗争的实质,剥去了宋江“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的画皮,深刻地揭露了宋江地主阶级的真实面目。在当前评论《水浒》中,遵照毛主席的这一指示,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剖析宋江同高俅的斗争,这对于我们认清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实质,划清革命派与投降     

以革命的舆论战胜反革命的舆论——读商鞅《更法》札记

战国初期,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要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封建制,没落奴隶主阶级则力图保存和恢复奴隶制。当时,各国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波澜起伏,儒法论战十分激烈。《商君书》的第一篇《更法》,就是记录秦国变法前夕两条思想路线激烈斗争,阐发地主阶级上升时期要求变革的进步思想的优秀作品。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舆论,“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新民主主义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次大的政治变革,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开始的。商鞅变法,是以地主阶级专政战胜奴隶主阶级专政的重大社会变     

《果树园》的结构艺术

《果树园》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第三十七节“果树园闹腾起来了”中的一部分。作家丁玲根据她所要表现的生活和思想,精心地组织材料,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发展过程中来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充分地表现了土地改革初期,农村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复杂性,生动地反映了农民翻身后的喜悦心情和地主阶级失败时的复仇心理。本文主要谈一谈《果树园》的结构艺术。     

“忠义”之道就是投降之道——兼论《水浒》是一部“官书”

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水浒》,它是一部从属于地主阶级政治、适应地主阶级政治需要的文艺作品。这部小说,妄图用封建阶级之“道”,来维护封建制度之“天”;用封建地主阶级的“忠义”观念,作为腐蚀、瓦解以至扼杀农民起义的招降幡,宣扬革命农民可以对封建统治阶级尽“忠”尽“义”,而“归顺朝廷”。批判《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就必须对它所鼓吹的“忠义”加以剖析。     

孙膑

孙膑,战国时期齐国鄄地人(今山东省鄄城县,其生卒年月已不可详考),是我国春秋末期新兴地主阶级的著名军事家孙武后世之孙。孙膑一生的主要活动和主要功绩都在齐国,并且“以此明显天下,世传其兵法”。《孙膑兵法》也和春秋时期《孙武兵法》一样,受到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重视,但是这一兵书在长期流传中不幸遗失,故埋没多年。最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山东临沂出土大批先秦竹简,发现了失传多年的《孙膑兵     

如何看待贾宝玉的“叛逆精神”

目前论述《红楼梦》的书里,大都有这样的论断:《红楼梦》“歌颂地主阶级中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 (《辞海·文学分册》)”,《红楼梦》“对于叛逆的贵族青年和勇于反抗的奴隶深情地予以赞美”(华东师大《大学语文》。八三年版),《红楼梦》“通过对贵族叛逆者的的歌颂,表达了新的朦胧的理想”(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上述“叛逆的贵族青年”指的就是贾宝玉,里面的“歌颂”,“赞美”主要指《红楼梦》作者对贾宝玉的歌颂、赞美,但其中多少包含着今人对贾宝玉所持的态度。这种观点是否符合《红楼梦》一书的实际?我认为有必要加以探讨。     

托菊咏壮志 反儒反投降——黄巢及其咏菊詩散議

一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广大农民为了推翻吃人的旧制度和爭取自身的解放,曾不断举行起义,前赴后继,不屈不挠,以反抗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剝削和政治压迫,从而推动历史前进。恩格斯指出:“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剝去那一层神圣外衣。”(《德国农民战爭》)农民起义军及其首领,为了要砸烂旧的一套社会制度的桎梏,势必要把统治阶级长期用以维护其反动统治的孔孟之道的“神圣外衣”——“君权种授”、‘替天行道”的反动“天命论”——剝个精光,唯其如此,斗爭矛头才能不仅指向地主阶级的剝削制度,而且也指向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反动统治集团。列宁又说:“想要革命吗?你们就应当是强者!”(《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鲲鹏展翅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