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挑战”:刘大年晚年关于革命史范式的思考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社会主题的转型,直接引发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范式的重新崛起。现代化范式向传统革命史范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回应挑战,捍卫革命史范式,成为坚守这一研究范式的学者在进入新时期以后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晚年刘大年是革命史范式学派推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民族独立与近代化、革命与改良等重大问题的思考,构成这一学派在这一时期思想认识的内核,成为守护这一范式的思想重镇和一面旗帜。     

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

研究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要把现代化研究范式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结合起来。学术界以前用革命史“两条线”研究范式研究中国近代史,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有其合理性,但是也存在局限性。新时期开始用现代化研究范式研究中国近代史,     

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国近代史学的贡献

1927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形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产生,二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史学相结合的新的史学范式,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视角”的兴起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视角"的兴起,既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积极"以史经世"回应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动举措,也是完善20世纪60年代初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内在要求,又是上承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话语",下接新时期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思潮输入中国的结果。现代化视角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后,中国近代史学界系统探讨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形成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成果。现代化视角的引入,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创新价值,推动了新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完善,是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为21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

19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国家目标的调整影响了史学研究范式的变化。源于自然科学史研究的"范式"概念,与"新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微妙的契合,也在引入伊始即在理解上发生了有意无意的偏差。"革命"和"现代化"两种范式的主要分歧,一是中国近代史是"一场革命史"还是"一场现代化史",二是应当"以革命包容现代化"还是应当"以现代化包括革命"。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就其学术方面而言,最终达成了具有建设性的共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不同范式,应当"扩散"、"并存"、"互济",而不是"取代"、"排斥"、"包括",这一共识对学术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论中国近代史中的“中国中心”和“西方中心”——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为例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代史被纳入到整个世界近代史范畴中.如何解读这样的中国近代史,不同的模式体现着不同的立场和想象.以往的马列主义唯物史观范式,以阶级斗争作为解释模式,旨在突出共产主义革命,但这样简单地把近代史进行过程、事件和高潮的分割,使得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缺乏血肉.现代化理论的出现,是对原有“革命史观”的“不满”和“反动”.其中冲击一回应模式的诠释可谓是一个生动的、双向的解释范式,但也充满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     

略论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毛泽东科学地学习与研究中国近代史,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法论,体现出勤奋、求实、创新、虚心的治史精神,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取得巨大成功。毛泽东从现实革命与政治实践的需要出发,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矛盾、动力、过程以及重要的历史人物进行深刻的分析与研究,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的科学论断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之一。同时,显著的政治烙印是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特点。我们对待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也应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扬弃态度。     

略论中国近代史同半殖民地半封建史的区别

略论中国近代史同半殖民地半封建史的区别黄爱军中国近代史就是指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历史。①中国近代史同半殖民地半封建史的关系怎样？从现有的中国近代史论著来看，几乎毫无例外地把二者完全等同了起来。仔细推敲，二者是有区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史是专史，是与半殖...     

哲学的中国方式：追寻、反思与心态分析——中国哲学及其学科范式创新的生成性研究

中国哲学及其学科范式创新问题的提出,始终与什么是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之类的问题紧紧纠缠在一起.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不仅有哲学,而且还有自己的哲学方式.在创写中国哲学史及其哲学学科范式创新要求的背后,潜伏着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自卑心态.中国哲学的创新及其学科范式的确立是一个自然发生与客观选择的过程,具有生成性和历史性,不能被人为设定.人为确立哲学学科范式,实际上是把哲学等同于科学,是一种形而上学.过早确立哲学学科范式反倒不利于哲学创新.应该在哲学发展中解决哲学学科范式创新的问题.中国哲学及其学科范式的创新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论、存在论问题,它必然受制于现实的社会存在之体,其成熟与完备必须依赖于现代化在中国的成功和中国国家力量的真正崛起.     

论点摘编

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 欧阳军喜在《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撰文指出,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一)新材料的发现,包括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发现及海外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搜求,特别是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发现,直接改变了学者关于近代式的观念,导致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兴起;(二)史学新思想、新方法的输入,可以说,     

"反向格义"与中国地理学史研究

现代中国地理学史研究始于王庸于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中国地理学史》,此后,侯仁之于60年代主编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于80年代编写了《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其间虽然还有其他相关书籍问世,但上述三部风格迥异的地理学史著作更具典型性,从中可以看到在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反思建构中,西方现代地理学观念的影响。重视自然地理,重视古代地理知识的科学性,是这些地理学史研究的重要倾向。而具有这种倾向的诠释,却偏离了中国古代地理学体系的某些主要特征。由此我们也可以反思"反向格义"问题在中国地理学史研究中的特殊的存在形式。当我们对这一问题有所自觉时,更应该意识到中国古代地理学,作为一套成熟的学术体系,乃是以王朝社会的发展为基础和主要关照对象的。     

新文化史与中国研究

新文化史在过去20多年的西方历史研究中已经成为显学,它大大改变了人们对以往历史的看法。其影响所致,渐有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之势。本文对此提出了一些反思,并对新文化史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应用情况作了相应的述评。     

新史学思潮的文化史研究理论与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

由美国史学家鲁滨逊和德国学者李凯尔特所倡导的新史学思潮认为:文化史研究不同于传统史学主要在于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把人类所有的问题尤其是“进步”作为研究的对象,其任务就是揭示历史的规则和价值,从个别中说明现实;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主要在于其历史性和个别性;史学科学化的道路就是文化史研究。“五四”期间,梁启超接受了新史学思潮,既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中构建了中国的新史学理论体系,又在《五千年史势鸟瞰》和《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中完成了部分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实践。     

少数民族科技史在中华科技史中的地位问题

中华科技史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遗产。少数民族的传统科学技术既是研究中华科技史的重要资料库,又是中华科技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保留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科学技术,也有自己的独创成果。少数民族地区多为现代文明正在进入、传统文明正在消失的边远地区,努力抢救其文化遗产是十分迫切的任务。     

《史记》“互见法”再论

<史记>叙事首创"互见法",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然而,今人在嘉许<史记>"互见法"首创价值的时候,对部分互见文字的真伪要谨慎,还应看到<史记>"互见法"体系并不完备,<史记>"互见法"的运用还不很自觉,特别是"互见法"对于今人还原<史记>"一家之言"的哲学真相有很大的干扰.     

宋史研究的新视点

重点介绍了 2 0 0 0年 8月 2日— 5日在河北大学召开的“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上所展现出的宋史研究的新视点。     

白寿彝通史编纂实践及其理论体系初探

白寿彝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学者,带领国内众多著名史学家,经历20个年头,编写成体裁新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把自己的学术事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其通史编纂理论体系的内容由历史观、国史分期、民族观、中国的疆域、历史文献、历史文学、编纂体例、体裁、中国史与世界史等构成。研究大通史的编纂理论体系对深刻领会白寿彝的学术思想、认识白寿彝的学术贡献都是非常必要的。白寿彝有关中国通史的编纂理论奠定了新世纪通史编纂与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础。     

《史记·五帝本纪》五帝谱系合理性探究

《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五帝谱系,历来是学者争论的焦点。从现存文献记载归纳出的四种五帝谱系来看,其基本框架是一致的,只是个别世系略有差别。从民族学的角度及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五帝之间并非直系血缘的父子、子孙关系,而是氏族、部落发展过程中的分裂与分化。五帝谱系不是五帝的家谱,而是对于中国上古氏族部落乃至民族历史发展轨迹的反映。     

美国中国近代史观的展现及其他——关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思考

20世纪后半期,美国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众彩纷呈,蔚成繁荣的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局面。本文重点结合对美国学者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研读和思考,展现和认识美国中国近代史观的嬗变,并在此基础上构思新世纪我国教育史研究的取向。     

再谈张荫麟先生之宋史叙述体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周谷城《中国通史》、金毓黻《宋辽金史》等通史和断代史著作,在叙述宋代历史方面虽各有特点,但因修史之意旨及作者之专长所囿,均未能以简明之目,统摄有宋一代历史之全貌,以成合理之叙述体系。张荫麟先生以简驭繁,拟定五章内容撰述有宋一代历史,可谓高屋建瓴,尽握其要,不仅呈现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发展大势,而且包举三百余年丰富历史内涵之大端。其对宋史问题多有发轫,亦与构建宋史叙述体系密切关联。张荫麟先生构建之宋史叙述体系,对以后有深远影响,其中直接受到影响的是方豪先生所著《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