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审美世界的理性阐释和评价——评《20世纪西方小说美学》

一在我们看来,决定和支配20世纪人类精神文化主导流向的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俄国十月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巨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尤其是东方不少国家历史的进程,而且还在于它通过马克思主义这个中介延续和扩展了风行欧洲几个世纪的理性精神,从而使东方各趋向共产主义的国家相继在自己的精神文化母体中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鲜血液,光大了在西欧日渐“式微”的理性传统。在近代文明摇篮中诞生,以实证科学为背景发展起来的西方近代理性传统,在其精神故里的逐步失落,有着诸种内外原因。中外许多治思想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学者,不约而同地把主要原因之一归结为两次世界大战,是很有见地的。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精神重创,从根本上动摇乃至摧毁了人们对理性的崇拜。我们认为,正是两次世界大战把此前居于幕后的非理性主义推向了前台。     

梁漱溟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在近代没有跟上现代化的步伐,原因在于传统文化的自身特质中缺乏现代化的质料。传统文化缺乏民主与科学,西人之长吾人之短基于此。但这只是表层原因,总的根源在于“文化早熟”、“理性早启”。于是他提出了走上现代化的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式,但最后都落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模式的抉择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巴黎公社起义与十月革命道路的选择

巴黎公社起义创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巴黎公社,深刻影响了俄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列宁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起义的论述中受到深刻启发,提出巴黎公社起义是19世纪最伟大的工人运动,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极大地推动了东方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巴黎公社起义指引列宁确立俄国革命和建设任务,并为十月革命提供重要方法论。十月革命是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俄国问题的必然选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刍议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文化”视阈下的东方文化发展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世界文化是在世界历史中形成的,它通过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吸纳来展现。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中国、俄国的文化发展问题时,是将其放置在"世界文化"视阈下考察的,他们认为,东方国家的社会与文化发展离不开世界历史与文化的促进,而东方国家的革命是推动世界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条件。     

论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重构

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历史主题,中华传统民族精神的复兴与现代重构是完成这一历史主题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重构是在鸦片战争后历次反抗强敌入侵的过程中逐步累积,并最终在抗日战争期间型构完成的。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条件使中华民族在自身传统文化、西方近代民主主义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这三大文明基础上型构了现代民族精神。中华现代民族精神具有理性的民族形式,蕴涵民主、科学的时代内容,彰显着“人民本位”的价值取向。     

冲突与消融:东西方文化在日本的命运

日本从古代文化到近代文化的演变是一段生动的历史,它正好反映出东西方文化在日本冲突与消融过程中的不同命运。在古代,中日两国作为东方形态的文化,它们之间既有着各自的民族特点,又有着十分丰富的交流。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因为日本文化是从中国借鉴来的,正如北欧人民同地中海地区人民具有共同的希腊—罗马文化传统一样。但是,这种状况到了近代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它主要表现为西方文化对日本的冲击,日本文化逐渐同传统文化诀别,中国文化从整体上让位于近代西方文化了。这是历史使然?然而,在日本这样一个东方国家却变异得如此显著,     

邓小平对马克思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

东方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对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展了新的探索。其贡献在于:提出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理论依据;回答了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问题;解决了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途径问题;找到了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的运行机制。     

选择与理解:20世纪初的俄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俄国社会的关系,从俄罗斯社会对变革理论的渴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俄罗斯社会的适应,马克思、恩格斯的努力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证明,俄国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沙皇专制难逃历史劫难、各种改革难挽衰败颓势、西欧与俄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俄国难以奏效、平民知识分子对革命必然性的认知等社会现实“刺激”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俄国落地生根,与它富于革命的理论适应俄罗斯社会“水土”、它的唯物论与俄国传统文化的唯物主义相契、它的辩证法和主体能动性与俄国知识分子和民众改变现实之望的相合、它的资本主义批判与部分抱有俄国“特殊论”的知识分子心理的相符、它的世界历史视野与急于追赶现代化步伐的俄国知识分子理想的相适等等因素息息相关;两者间的“契合”,还与马克思、恩格斯个人的积极努力分不开。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社会学

众所周知,俄国是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一个欧洲国家,社会学没有象西欧其他一些国家那样长的历史和传统。但是,如果考其历史,也可以追溯到上一世纪。然而,俄国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真正发展还是进入20世纪以后到十月革命之前这一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俄国的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在欧洲社会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对国际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列宁早期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性和进步性的思想

基于对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与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式的考察与分析,早期的列宁阐述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的思想,即: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一种历史进步,它极其有力地推动了俄国社会的前进.今天重温列宁这一思想,对于深化认识列宁资本主义发展观和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对待资本主义的应有态度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张力与现实方位——基于文化传统与科学主义的解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中国文化传统、近代科学主义关系密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对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与近代日渐兴起的科学主义的自觉回应中得以实现,而中国文化传统及科学主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表现的倾向性,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还原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实质,并在优秀传统文化的与时俱进中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活力。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论略

面对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和社会现代化的理性诉求,梁启超从思想文化和精神层面思考民族解放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振兴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辩证扬弃传统思想资源和借鉴吸收泰西学说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民族主义的历史命题。梁启超毕生致力于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成为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首倡者,也为今人从历史与逻辑统一上认识民族解放和社会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于东方历史道路的几个问题——兼与金重先生商榷

东方历史道路思想(笔者简称为“峡谷论”),是马克思晚年对历史理论的重大贡献。尽管它的内容尚欠完备化,并且有明显的局限性,尤其是俄国的历史进程并未立即按马克思设想的道路发展,然而,它科学地预言了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最终跨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基本史实,极大地补充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因此,挖掘这一理论的深邃思想,对于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从更深的层次上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改革的理论基础,无疑有重大的意义。但金重先生《对“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再认     

列宁关于十月革命文化阙如问题的理论回应与实践型构

十月革命是俄国人民在20世纪特殊条件下自觉选择历史前进方向的一次伟大尝试,它既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开创了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先河。但在十月革命前,围绕俄国进行十月革命文化阙如问题产生了分歧和论争：普列汉诺夫、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从一定阶级文化要素积累能够为一定阶级革命准备条件的教条出发,固守俄国十月革命缺乏必要文化前提和暴力革命必然造成技术及文化破坏的逻辑,进而否定其他条件或因素对十月革命爆发的重要作用,这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的背弃。然而,列宁从分析十月革命与战争相连的特殊性、十月革命迫切任务的特殊性、十月革命工农联合的特殊性出发,提出了“政治革命是文化革命先导”的重要理论,并以此为逻辑,型构了文化革命复兴俄国的实践框架。     

论列宁“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的东方视角

列宁对"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的强调带有明显的东方视野。首先,俄国等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些国家在走向社会主义过程中必然会面临文化落后的严重制约,这种制约不仅来自于一般工农群众方面,也来自于执政党自身;其次,从东西方文明程度、文化发展程度的比较看,俄国等东方国家绝对落后于西方,此种绝对意义上的文化落后也在共产党员身上体现出来,这使得俄共(布)无论在做经济工作还是管理国家来说,都处在比较被动的地位;再次,俄共(布)文化力量不够,不仅是指一些共产党员在科学技术知识水平、受教育程度方面不够,而且也是指俄共(布)深受俄国等东方国家旧文化的消极影响。     

在理性与信仰之间——论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的一个悖论

文艺复兴之后,西方近代理性主义者秉承时代意志,在科学理性精神的感召下,崇尚理性,贬低信仰。然而,作为刚从中世纪黑暗中走出来深受基督文化影响的哲学家,又试图用理性去阐释、补救信仰,从而构成了西方近代文化中“理性的冒险”景观。实质上,在理性与信仰之间不存在调和的余地,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应该是我们的唯一抉择     

现代化进程中的俄罗斯文化走向

俄罗斯地处东西方交界，在历史上深受东西方文化影响，这使俄国始终面临着廓清它与东方和西方的关系问题。本文考察了现代化进程中东西方文化在俄罗斯冲撞、交融的历史，分析了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化论战及文化走向，对俄国的未来文化走向做出有益的选择：在现代化过程中把西方现代文化与本国传统文化整合成新型的文化型态。     

俄罗斯外交文化传统研究

历史文化传统把一个国家、民族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区分开来,让一个国家、民族在世界上具有了自己的身份识别特征。历史文化传统是解开一个国家、民族特殊发展道路之谜的钥匙。俄国外交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俄国领土扩张史,也是俄国逐渐成为一个欧洲大国并开始主宰世界命运的历史。伊凡四世、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一世、亚历山大二世、斯大林等都因其突出的外交成就而受到俄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尊敬和爱戴。实用主义、大国外交和霸权主义曾经是俄国外交最突出的特征,俄罗斯在不同历史时期依据国家实力的强弱选择不同的外交策略,国家利益是它永恒不变的追求。     

20世纪:历史环境与社会主义

在20世纪东西交汇、整体而不平衡的世界历史发展中,突显出了马克思论述的"历史环境"的重大作用。历史环境作为社会发展的新的决定性要素与生产力、生产关系三位一体,成为考察20世纪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原则。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考虑到历史环境这个变数后,不同的历史环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构成方式就不同,或者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适应的形式也就不同。20世纪社会主义在落后的东方社会得到了实现,尤其是俄国、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选择以及这种选择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均可由此得到说明。     

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进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而作

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科学理性向历史理性的转化。这一转化经过了三个逻辑环节:第一个逻辑环节是学术结构的变化。在这个环节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根据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建构了一个融认识功能、价值功能和社会功能于一体的学术结构,从而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理念;第二个逻辑环节是解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在这个环节上,通过对认识的主体性、价值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理论框架,通过对理论与实践、哲学与现实关系的批判性反思,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破除了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式的研究体系,创造了开放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格局;第三个逻辑环节是历史理性的建构。在这个环节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现代性批判,建构了以当代文化为内核的历史理性,从而表明,中国的理性已经超越了那种以物质技术为基础的狭隘的、单向度的科学主义的近代哲学观念,形成了以现代文化发展为基础的开放的、多元化的文化哲学的现代哲学观念。这种开放的、多元化的文化哲学的现代哲学观念,就是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