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与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签订 ,标志着当代国际贸易的内涵和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多边贸易体制日臻完善。服务贸易自由化被纳入了多边贸易体制管辖之内 ,意味着中国和世界各国一样 ,将在一种新的多边规则下进行服务业市场开放和服务贸易活动。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 ,应根据当代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 ,研究制定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对策     

双边FTA与WTO协定的关系研究

近年WTO多边贸易谈判停滞不前,而双边FTA则快速发展,并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针对目前世界FTA发展的现状及其兴起的原因,分析WTO协定对双边FTA的有关规定,研究发现双边FTA虽然与WTO多边贸易体制有不同之处,但二者的原则和目标基本一致,这有利于促进WTO所主张的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实现,双边FTA终将融入WTO多边贸易体制。     

从欧共体看21世纪区域一体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

21世纪仍将是以 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和以欧共体为代表的区域贸易一体化体制并行发展、交互作用的世纪 ,2 1世纪区域一体化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仍将利弊共存。我们应把多边贸易体制视为全球贸易自由化目标的“主干道”来建设 ,而把各种区域一体化视为相伴而行的“支流”予以引导。     

基于关税壁垒的国际贸易政策选择博弈分析

对于一个单一贸易大国而言,存在一个最优关税优于无关税的自由贸易,但这将会损害他国利益。按博弈论的理论推导,在具有关税壁垒的两个贸易大国模型中,博弈双方的贸易政策决策的纳什均衡解是双方均采用最优关税的保护贸易政策。自由贸易在通常情况下并非各国的理性选择。世界贸易组织完善的多边贸易体制可协调各国的贸易政策,推动各国贸易自由化,从而使各国的收益都得到提高。     

布什政府的“竞争性自由化”贸易战略探析

布什总统执政以来,美国政府为了促进美国主导下的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实施了“竞争性自由化”贸易战略。一方面,美国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迫使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另一方面,加大与贸易伙伴国进行双边与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力度,推动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与区域贸易自由化。布什政府的“竞争性自由化”贸易战略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贸易霸权主义政策,不但会阻碍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正常进程,还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     

经济危机下的国际贸易规则

多边贸易规则所贯彻的原则、发挥的功能,是为了防止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WTO对反补贴、反倾销、贸易保护、进口许可证和其他贸易保护措施的实行程度都做了限制,但仍有部分国家在当前危机下钻贸易规则的空子。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自由化的对比可发现,多边贸易规则体系能够发挥其积极作用来应对当前经济危机。     

论多边与区域贸易体制的相互影响

稳定的贸易秩序仍需要多边贸易体制调整,而多边贸易制度并不仅仅由《世界贸易协定》（WTO协定）单独构成,事实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多边贸易法律形式。但由于《世界贸易协定》的广泛影响,它目前实际上是多边贸易制度的重要内容。尽管世界贸易组织（WTO）没有全面具体的规范区域贸易制度,但是,世界贸易组织在协议文件中,承认了贸易区域化的现实,这对于多边贸易的体制运作,产生重要影响。现时,区域经济贸易与多边贸易进程相伴随,因此,多边贸易体制争区域经济合作体制并存且发生影响。     

WTO体制下的环境贸易政策与中国

新世纪“千年回合”的启动,使贸易与环境问题再次成为瞩目的热点。在“千年回合”中,WTO体制的新成员、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该如何面对这一“国际贸易的新问题”,如何适应多边贸易体制下的环保贸易规则,保护本国环境,冲破各种“绿色贸易壁垒”,以及如何推动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的相互协调发展,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从考查环境保护和贸易自由的关系出发,仅对WTO的环保贸易条款进行分析,并针对该条款探讨中国入世后面临的挑战及采取的应对措施。     

论多边贸易体制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及其发展趋势

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如何实现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的协调发展,这是一个“国际贸易新问题”,GATT规则及其争端解决实践对此问题基本上持回避、谨慎的态度。随着新世纪“千年回合”的启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再次成为瞩目的热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该如何面对这一“国际贸易的新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本文将对多边贸易体制中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则及争端解决机构对该问题的态度进行全面阐述,并对现行多边贸易体制中环境保护问题的发展趋势进行深入分析。     

彼德斯曼与阿尔斯通贸易与人权论战评析

自西雅图事件爆发以来,贸易自由化与人权保护的关系一直是国际法领域里争论最激烈的重大理论问题。传统进路认为,贸易自由化天生促进人权保护,而批判进路则宣称其阻碍人权进步。彼德斯曼创立权利取向贸易理论,力主贸易与人权关系宪法化,因其遭到阿尔斯通批判而与之展开全面论战。这场论战不仅折射出自由贸易与人权保护关系的复杂性,而且质疑全球贸易治理中行使公共权力与追求集体目标相分离的合理性。在多边贸易体制晚近转型的主流叙事即“从政治到法律”的影响下,论战双方只把贸易与人权论战定格为一种“制度关系”之争而不去发掘相关制度转型背后内在知识结构的重构,因而该论战没有为两者关系指明出路。作为世界上第一大贸易与人口规模国以及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中国理应透过学术争论的表象看到其实质,并进而意识到自身意识形态安全当前所面临的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