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若干规定

犯罪低龄化及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严重社会问题,亦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社会现象,同时也是各国政府致力于研究预防和减少犯罪的首要环节。由于未成年人有着独特的身心特点,因此,如何有效地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刑事法律关注的焦点。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比较研究

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未成年人犯罪中“未成年人”的界定相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种类也大多相同。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之差异表现为：未成年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范围不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种类有一些不同;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量刑制度不同;在个别犯罪上对未成年人设置的刑罚不同等。通过比较得出对完善我国大陆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的启示是：调整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人的刑事责任范围,在刑法中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无期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增设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别量刑制度等。     

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功能实现的阻碍

与犯罪斗争是社会治理永恒的话题,过往有关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修改的争论集中在犯罪趋势、责任年龄与责任能力关系、刑罚适用性三个方面,透露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存在刑事责任能力认定、未成年人利益保护、刑罚功能定位三个方面的阻碍,使其难以很好发挥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功能。对此需要明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原则,探索建立未成年人个体评价机制,并对未成年人刑罚重新定位,构建未成年人刑罚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法律制度初探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增多 ,危害严重 ,新情况、新矛盾不断出现的现状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制度。借鉴国外防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法律制度系统化、非刑事化和保护性的发展趋势。我国应从尽快制定法律法规、建立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三个方面完整构建我国青少年犯罪特殊法律制度。     

越南刑法介评之三: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定及其启示

现行越南刑法典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定的立法内容,不仅彰显出其自身的特点,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同时也与世界多数国家刑法的立法思想趋同。可学习和借鉴越南刑法的优点,完善我国在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立法：专章设置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定;科学、合理地配置刑种,建议取消对未成年人适用附加刑;科学、合理地配置有别于成年人的刑度和适用条件;建立取消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档案记录制度。     

少年司法制度: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全面防控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犯罪始发年龄提前的新特点,许多网络犯罪、暴力犯罪和性犯罪的主体是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而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的年龄规定显然不能防控此类犯罪,这使得未成年人的保护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呈现出极度不利的情况。因此,应从犯罪学、生理学和刑法学多角度出发,构建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重新界定未成年人犯罪年龄以及相关制度,包括刑法程序上的特殊设定和独立的少年司法组织体系等,以达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全面防控。     

构建我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暂缓起诉制度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逐年增加,规制未成年人违法与犯罪的刑事司法制度已成为各国法律制度发展关注的焦点。我国有关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相对不足,而暂缓起诉制度,有利于符合条件的触犯刑法的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和回归社会。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双重保护与双向控制

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保护,体现在立法、司法、执法的全过程,体现了国际法原则。世界各国一体遵行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1985年通过的《北京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即1990年通过的《利雅得准则》)、《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和1989年第44届联大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被公认为具有普遍意义和共同约束力的法律文献和国际社会保护未成年人和儿童人权的大宪章。这些规则和公约,多是我国同意的,而“公约”已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已正式加入。同国际上这些带有公理性、基石性的法律规范相比,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保护情况是良好的,运行是比较到位的。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尤其是修改后的刑法,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刑罚适用等都做了有利于未成年特点的特殊规定。     

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制度的构建

未成年人犯罪率的居高不下,与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缺乏有效干预密切相关。对少管所未成年犯前期罪错的调查研究反映出家庭、学校、社会组织对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教养无方、监管不力,矫治无效。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向犯罪行为的转化与行为本身的渐进性发展有关,更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制约的匮乏,表现为工读教育萎缩、《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缺乏可操作性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缺乏矫治效果。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要求举全社会之力干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应全面修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树立保护处分理念;应建立强制性亲职教育、加强对教养失职父母的社会监督,改革工读教育制度、发挥其挽救有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未成年人的重要作用,发展社区教育、使社区教育成为矫治罪错未成年人的重要制度。     

论邓小平刑事法律思想对刑法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刑事法律思想博大精深,论述精辟,其关于刑法立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单位犯罪、死刑以及严惩经济犯罪等问题的论述和见解,对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的创立、完善与刑事司法实践工作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未成年人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其各方面问题都具有与成年人犯罪不同的特点。本文主要探讨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与司法方面的举措,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法律体系以及健全少年司法制度的建议,其中着重研究了少年法院的创设。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之心理界线的形成

未成年人的生理特征及心理特征决定了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文章从心理界线的视野剖析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未成年人犯罪的表现形式及未成年人心理界线缺失的原因,探讨心理界线的培养对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论述心理界线形成的主要策略。     

青少年犯罪问题探微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严重,呈现许多新动向新特点。如何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是法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系统工程,社会、家庭、学校和未成年人自身的共同努力是其实现的关键。     

浅析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暂缓起诉制度的构建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暂缓起诉制度的构建具有必要性和合法性；本文在分析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现行法律制度的基础上，从实体条件、程序规则和配套制度三方面对制度的构建提出了建议。     

宽严相济视阈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之完善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单向地采取宽缓的刑事政策,而没有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区分轻微犯罪和严重犯罪的基础上．分别采取相应不同的刑事政策。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结合新时期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的新特点,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确立以“宽缓为主、严厉为辅”的具体刑事政策。因此,在修改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未成年人犯罪规定的同时,建立一部完整的《未成年人法》,以此来更好地指导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实践．实现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综合治理。     

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制创新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困境在于:第一,思想上未能正确认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特殊性,没有重视未成年人特殊司法保护的价值;第二,缺乏制度保障,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规范基本上依附于普通刑事司法,专门机构缺失,缺乏符合未成年人教育、挽救、改造特点和需要的刑罚手段;第三,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方面综合治理的作用发挥不够。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制创新的主要内容包括:制定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立法,设立刑事司法专门机构,改革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化处理方法,体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轻刑化的指导思想。     

宽严相济视阈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之完善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单向地采取宽缓的刑事政策,而没有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区分轻微犯罪和严重犯罪的基础上,分别采取相应不同的刑事政策.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结合新时期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的新特点,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确立以"宽缓为主、严厉为辅"的具体刑事政策.因此,在修改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未成年人犯罪规定的同时,建立一部完整的<未成年人法>,以此来更好地指导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实践,实现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综合治理.     

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宽严相济政策诠释

宽严相济不仅是指导刑事司法的政策,也应当是指导整个犯罪预防与治理的政策。处理未成年人犯罪要讲究"宽",主要是指惩罚的量应当更轻;处理未成年人犯罪要追求"严",是指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严密防范,而非严厉打击。为此,警察应当介入未成年人前期越轨行为:建立未成年人社区文化活动等落实宽严相济的"严"所需要的配套机制,同时还需改革收容教养制度,大力发展工读学校教育,并将收容教育制度重塑为工读学校的强制入学教育制度等落实宽严相济的"宽"所需要的配套机制。同时,在处理过程中,要注重恢复性司法的运用。     

基本人权保障的刑事公正与刑事法律更新

文章在肯定我国刑事制度对惩治犯罪、稳定社会秩序、保护国家公共利益和公民基本人权诸方面的重大作用的基础上,直面现行刑事法律存在着自身结构和制度上的缺陷以及基本人权保障局限所表现的许多问题,并提出刑事法律修改和刑事司法改革的具体意见,期盼使我国刑事制度朝着国际化基本人权保障的目标前行,促进刑事法律更新,保证刑事司法公正。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一种整合性教育预防体系的建构理路

未成年人犯罪作为现阶段的突出社会问题,其社会深层根源在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引起的未成年人的群体性失范。我国现行教育体制出现的偏差是诱发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和犯罪的重要因素。根据未成年人犯罪的犯罪特点,整合性应当成为整个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预防体系建构的基点,形成以教育性预防为核心,保护性体系、惩罚性体系等其他措施为辅助的一体性预防思路。在中国,建构整合性的教育预防体系应当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展开,使三者有机结合,真正发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屏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