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省察与展望

近年来，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在大陆经历了由兴起到发展的过程，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说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研究中尚有两个问题有待于澄清：一是对现代新儒家范围的界定分歧太大，二是对现代新儒家新之为新的意义探讨不足。鉴于此，我们认为应当将现代儒者、现代儒家、现代新儒家三个概念区别开来。现代新儒家新之为新的意义主要在于：１．它重新调整了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义理结构；２．在思维方式上，现代新儒家由传统儒家的“圆而神”的智慧，经消化西方哲学的“方以智”，重新达到新的“圆而神”；３．传统儒家只言心性之学，未明言道德的形上学，现代新儒家则明言之；４．传统儒家没有开出知性之独立系统、现代新儒家则开出之。     

智者乐水:早期儒家传统中的智慧观

儒家关于智慧的理解对中国人的生活之道产生了长远而全面的影响,同时也为中国哲学与宗教的“智慧型传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从比较哲学的角度,通过解读先秦儒家知与智、智与德、智与乐、智与水等多维度的内涵,可以看到儒家智慧观不仅仅是一种对日常生活有用的箴言集合,而且是关于宇宙、历史、社会和人性的道德形上学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关于人超越自身局限,获得理想人格的一种阐释。     

儒家伦理的形而上追寻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作为示范伦理的儒家伦理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儒家伦理的当下境遇问题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论儒家义利观的实质及困境

儒家义利观的基本态度是重义轻利。他们贬抑个人私利,认为人生应该注重对精神生活、道德情操的追求、鄙薄物质享受。同时儒家把这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先秦儒家力劝统治者讲求道义,抑制私欲,从而缓和与老百姓的利益对立,宋明理学家则主张“禁欲”,企望消融社会的矛盾冲突,这都是消极和不现实的。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依赖干社会制度与道德。社会制度是对社会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相对公正的分配,而道德是人们对义务的自觉践履。权利与义务是相对应的,在这一层次上的道德是带有功利性的。但道德同时是人们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追求,这是一种理想的层次,往往是超功利的。儒家把这两个层次混为一谈。义与利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基本的价值范畴。义与利之关系决定着一个社会根本的价值导向,也深深地影响着一个社会的政治理想、经济目标和道德标准。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利之辨”源远流长,其中以儒家的义利观影响最为深远。但为什么它在现代陷入了困境？到底如何把握儒家义利观的实质？我们应该确立一种怎样的义利观？这已经成为当前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人与人关系中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深层次理论问题。     

先秦儒家道德观的文化哲学透视——兼论先秦文化的转型

<正> 对儒家道德思想的认识,论者见仁见智,或称其为“泛道德主义”,或认为儒家讲的只有伦理而不是道德。当代新儒家更认为,儒家的人文道德思想为人格平等、人格尊严及个性独立乃至民主政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尽管诸说纷呈而莫衷一是,但对我们进一步探究和认识儒家道德思想却大有裨益。我认为,一种客观的历史评价,即如何理解先秦儒家道德观     

儒家哲学中关于“命”的学说

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命”是儒家自然目的论与自由意志观的核心范畴,是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的架构基石。儒家哲学所讲的“命”、“天命”,有命定论意义上的含义,更有自然目的论上的含义,两种含义很长时期里被并用,到朱熹时,才明确区分了二者的差别。儒家学者对宇宙人生的态度和理解,基本上就是他们对于“命”的看法     

儒家道德人文精神的现代贯注——现代新儒家“社会控制”思想探微

时至今日,中国仍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作为中国现代三大主流思潮之一,现代新儒家对于如何顺利实现这种社会转型,提出了一套颇有特色的理论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他们的有关思想看作是一种“社会控制”理论。本文拟对现代新儒家这方面的有关思想作一简要地述评。 众所周知,现代新儒家的根本目标是要     

彻底的儒家--梁漱溟形上学思想论衡

在现代新儒家中 ,梁漱溟是一个很奇特的人物。一方面 ,与现代大多数学院化的新儒家不同 ,梁漱溟是一位知行合一、毕生力行实践其学说的思想家 ;另一方面 ,他的思想数经变化 ,自上世纪 2 0年代初转向儒家 ,其在实践上亦完全过的是一种“孔家的生活” ,但他终生却又一直保持着对佛家终极信仰的认同和崇敬。由此 ,一些学者认为 ,梁漱溟之倡导儒学 ,只是出于一种理性的选择 ,而非出于宗教的信念。其新儒学思想 ,亦仅局限于伦理和社会层面 ,而未落实到心性和形上学层面 ,因为其在超越的层面上 ,仍然是心仪佛家的。这便产生一个重要的问题 :梁漱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