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法学研究范式变革的深层探索——《民本视阈下环境法调整机制变革：温州模式内在动力的新解读》一书评介

法律调整机制指由法律调整主体、调整对象、调整行为（包括调整方法和调整过程）结合起来的整个系统的内部结构、内在联系和运作方式的统一,是法律对其调整对象实施影响、实现其调整功能的运作原理和运作方式。①它实质上是从整体、动态的角度探讨如何开发并运用     

文革叙事模式下的艰难突破——漫谈梁斌的长篇小说《翻身记事》

《翻身记事》是梁斌文革期间创作的关于解放区土改的长篇小说。小说塑造了一个平民英雄形象,颠覆了彼时文学作品中英雄必需高大完美的叙事模式;采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以漫画式的夸张笔法塑造了三个生动的地主形象,为革命的暴力性找寻到道德伦理的合法性;重视人物心理刻画与散文笔法的运用,跳出了主流阶级斗争叙事的窠臼。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梁斌冒着"越轨"的政治与人身风险,以前瞻性的审美实践突破了文革已然僵化的叙事模式,为新时期文学审美的更新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资源。     

试论理性精神视野下的法律文书课程——从法院判决书引用《孝经》谈起

法律文书制作技能是法律职业技能的一项核心内容,提高法律文书的制作水平是高校法学专业法律文书课程开设的首要目的,但如何提高法律文书课程的教学质量并切实提高学生制作法律文书的水平一直是诸多学者争论的焦点问题。本文试以法院判决书援引《孝经》的内容一例为切入点,论述理性精神是法律文书写作必须遵循的法治精神,要切实提高法律文书课程的教学质量,就必须以理性精神作为法律文书的教学指导,以理性原则作为法律文书的评判标准。     

李白游仙诗世界之形态、模式及其审美意义——兼议对《楚辞》游仙体式的接受

在道教文化的影响下,李白从神仙道教的角度驾驭神仙题材来传达其思想感情,吸收《楚辞》游仙的精神内核与表达形式,突破了六朝以来一味求仙、企慕长生的游仙题材与颇为单纯的游仙意象,结合自身遭遇,融合现实时事,在浓烈的性情中涂抹上相当个性化的梦幻色彩。在诗人“仙”气弥漫的梦幻世界里,别具三种游仙文化形态：超凡之人、奇幻之境与至诚之情,同时又创造了“以幻写仙”、“以梦写仙”与“以游写仙”的三种抒写游仙世界的新异模式,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游仙面貌与深刻意境。李白才力之大、想象力之丰、个性之显,洵无愧“诗仙”之名,而其广阔的堂庑,既为道教神仙世界拓展了人性化的空间,也为游仙诗史建立了一座继往开来的丰碑,具有不朽的诗学价值与审美意义。     

"第三样时代"与人的现代性——从鲁迅《灯下漫笔》谈起

鲁迅《灯下漫笔》中所揭示的"第三样时代"即为人的现代性全面发展的时代。所批判的两个时代的循环——"暂时做稳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是高扬人的现代性价值的宣言,是个人追求人的现代性的哲学表述。而与《灯下漫笔》构成文本互涉的《祝福》,是鲁迅揭示两个时代循环的文本诉求与思想印证。以此观之,鲁迅作品被视为人的现代性意义最典型的表达,是因为鲁迅思想彰显的是对启蒙现代性价值的追寻,唤起人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以确立人的现代性。     

中日性别史视阈下的《源氏物语》新解——评钱澄新著《从西门庆到贾宝玉——〈源氏物语〉探析》

《源氏物语》是11世纪日本女作家紫式部撰写的长篇小说,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被誉为日本古典文学的高峰、日本的《红楼梦》。世界各国学者都曾对之展开深入研究,成果甚为丰硕。中国学者在研究此书时,往往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金瓶梅》与《红楼梦》相映照,或就西门庆、贾宝玉、光源氏分而论述;或从情欲的相悖、伦理的撞击、审美情趣等方面与西门庆、贾宝玉进行比较研究;或从性格特征、情感观念、爱情命运、     

在文史之间寻绎文学观念的转型意义——读田恩铭《唐宋变革视域下的中唐文学家传记研究》

田恩铭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的《唐宋变革视域下的中唐文学家传记研究》,有著名学者霍松林先生为之作的序。这是近些年来立足＂唐宋变革论＂视域下研究唐宋文学观念转型不可多得的一部佳作。     

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对《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讨论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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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9-10日,上海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社会》杂志和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主办的 “社会学与中国社会”2010年度学术论坛在上海大学举行,此次论坛主题是“社会体制与社会发展”。会议邀请了一批当前活跃在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以1970年前后出生为主的中青年学者。参加会议的学者有渠敬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周飞舟（北京大学）、应星（中国政法大学）、赵立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王天夫（清华大学）、成伯清（南京大学）、冯仕政（中国人民大学）、张永宏（中山大学）、桂勇（复旦大学）、文军（华东师范大学）和李煜（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上海大学参加会议的有李友梅、张文宏、仇立平、肖瑛和部分青年学者,以及《社会》杂志编辑。本次论坛围绕《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一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引申出对于当今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讨论和诸多议题。     

从“官吏分途”到“群体三分”:中国地方治理的人事结构转换及其政治效应——对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一文的一个补充

官吏分途作为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人事制度安排,依然具有其延续性和再生性。中国地方和基层治理中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的三分,与官吏分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本文作为对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一文的一个补充,提出群体三分是更接近官吏分途的延续者与变异者。层级分流与群体三分,共同构成了地方和基层治理的主干。官吏之间在数量和规模上的不对称与目前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在数量和规模上的不对称是相通的。雇佣群体是影响地方和基层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进入层级分流的精英群体或干部群体,除了具有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理性之外,还拥有政党所赋予的使命。使命政治是对晋升锦标赛政治的一个补充,它是解释中国的巨变和崛起的重要视角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