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农业农村整备及其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借鉴

日本政府通过实施农业农村整备政策促进了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环境改善,实现了农业农村综合振兴发展。目前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学习、借鉴日本农业农村整备的成功做法,制定和完善新农村建设相关法律政策,推进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参与,完善新农村建设内容,增强农村灾害防治和资源环境保护能力,研究建立新农村建设评价制度,对促进我国新农村建设意义重大。     

培养新型农民是三峡库区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

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三峡库区人口众多,农业经济基础薄弱,农村教育相对落后。因此培育和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三峡库区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在库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造就一代新型农民;创建文明村是提高农民素质的有效载体;提高民工素质,改善民工环境、保护民工权益和三峡移民精神是库区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不竭动力和力量源泉。     

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杠杆——四川省渠县农村劳务经济调查报告

现代农业的发展与农业人口息息相关,农村人口的过剩将直接影响农业生产能力、农民人均收入。现实中如何解决农业发展与农业人口的矛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面对的一大难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在于发展农村经济,核心在于提高现代文明,农村人口的劳务输出是解决农村人口与土地之间矛盾、农村人口素质与现代农业技术之间矛盾、农村收入较低与实现小康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也是农业人口大县新农村建设的现实选择。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农村、土地问题探析

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向农村的纵深推进,我国农村正由＂全耕型＂向＂半耕型＂演进,转型期的农民、农村、土地问题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日益凸显。建设新农村,必须深刻认识农民、农村、土地问题的现状、特点、影响和发展趋势,把握政策方向和工作重点,以促进新农村建设持续健康稳步发展。     

韩国农业农村立法及其若干启示与建议研究

韩国十分重视农业农村立法,通过三级立法体制,形成了较完善的农业农村法律体系。其特征表现在:法律法规体系比较健全,配套法规建设自成体系,适时修改法律法规及规则,重视农村建设、农民教育与农业组织立法。韩国的经验与做法启示我们:要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就必须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的立法措施与政策措施,以保证新农村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为此建议:要高度重视农村社会发展,立法与政策双管齐下,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密切关注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动向,立法与政策齐头并进,切实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大力推进农民教育培训,立法与政策双向互助,努力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健全农业科研和农技推广体系,立法与政策共同发力,持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建设新农村:人们期盼的是什么

建设新农村：谁说的有道理如何建设中国的新农村,各种意见众说纷纭,有的人乐观,有的人悲观,有的人提出一堆问题后转身跑了。最乐观的经济学家认为,新农村的目标是释放中国农村潜在的购买力,这个购买力大得惊人,它甚至能消化掉中国已经开始出现的工业生产能力过剩。所以,新农村就是让国家投资于农村电力、自来水、道路等基础设施,为农民提供使用大型家用电器的外部条件,农民就会大量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农村地区将会出现一个家用电器的消费高潮。到那时,家电产业的产能过剩将不复存在。这样的观点让很多人生气。有学者认为,自新中国成立,…     

农村教育要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新农村建设需要加强现代农业在农村地区的发展,而新型农业的发展需要新型农民作为＂人＂的基础,充分发挥新型农民在农村、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新型农民的培养应重视农村教育,促使农村劳动力资源尽快地转化为人力资源,不断深入实施科教兴农和人才强农的战略。     

大学生“村官”打造成农业信息化的主力军思考

农业和农村信息化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技术支撑,也是重要的内容。农民应用信息能力的＂先天不足＂是一个制约各方面的＂瓶颈＂问题。将具有信息优势当代大学生村官,打造成农业信息化建设的主力军,加快建设农业信息化步伐,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试论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关于新型农民的培养与塑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农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国农民长时期存在整体素质偏低的情况,这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新时期我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战略,同时提出了＂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这就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因此,努力培养千千万万高素质的新型农民,以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意义重大。     

农民视角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以随机抽样方式对辽宁省法库县冯贝堡村农民进行问卷调查，共获有效问卷396份。主要从农民的视角分析研究了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对生活现状的满意度、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农村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对策。通过分析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得出：农民对其生活状况总体表现不满意；大部分农民都非常愿意参加新农村的建设；农民认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增长和政府对农村投入低是其增收难的主要原因；农村缺乏能力强并能为农民办实事的领导干部是其发展缓慢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因此农民热切期望政府部门加大对农村投入的力度并培养素质高的领导人和致富带头人。     

新发展格局、共同富裕与乡村产业振兴

基于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分析,提出要更加重视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在此视角下,审视了当前乡村产业发展中的问题,提出要以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为导向,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并采取以下战略思路和对策选择:高度重视农业在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中的功能作用,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多元化综合化融合化发展;引导不同类型产业组织公平竞争、优势互补,注意推进乡村产业适地适度发展和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强化乡村产业发展的底线思维,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更好地带动农民共同富裕。     

合作社带动农村产业融合的政策、动力与实现机制

推进农村产业融合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而探讨以合作社为载体的农村内生性产业融合模式,对于提升农业产出效率、繁荣农村经济和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合作社带动产业融合相关政策的梳理发现,合作社依次经历了初期起步及产业破壁阶段、快速发展与农业产业化阶段、发展壮大与带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阶段。在具体实践中,农业多功能开发、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经济良性循环、跨界经营等需求都对合作社带动农村产业融合提供了现实动力,合作社也展现出了资源整合、社会服务和公信力增强等优势,并探索形成了农业内部技术融合、纵向一体化经营融合、现代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农业生态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模式。针对目前合作社所面临的规模小、资金少、创意不足等问题,建议从鼓励合作社向综合和联合方向发展、改善合作社融资渠道、挖掘当地特色文化等方面着手构建合作社带动农村产业融合的实现机制。     

农村数字化、人力资本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推动农村数字化,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生产力作用,必将会对乡村振兴中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首先系统梳理农村数字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同时基于农村人力资本视角,详细剖析该影响可能存在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其次利用2008—2019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农村数字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最后考虑到不同省域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尤其是作为数字技术传播和应用主体的农村人力资本的区域差异,可能会影响农村数字化的作用发挥,文章将农村人力资本设定为门限变量,实证检验农村数字化的人力资本门限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农村数字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意味着农村数字化有利于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拓展农业多重功能、发展农业新兴业态与培育产业融合主体是农村数字化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具体机制,相较而言,农村数字化对农业产业链条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产业融合主体培育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大于农业新业态发展;农村数字化、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门限关系,即农村数字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发挥要受到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制约与影响,随着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运用数字资源和数字技术的能力越强,越有利于发挥农村数字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耦合协调关系检验发现,农村数字化与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协调度越高,越有利于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为此,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构建农村产业数字化传递通道,加快农村数字化进程,深度挖掘和发挥数字要素的生产力作用,促进农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第二,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劳动力的数据技术培训,提升农村劳动力应用数字资源和数字技术的能力,不断强化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持续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农村人力资本与数字技术的耦合度,以此推动农村产业迈向深度融合发展。     

分工视角下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

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要求。分工是产业融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产业融合发展的出现又必然形成新的分工，分工和产业融合发展相互渗透。研究分工问题要到交易活动中寻求答案。在揭示分工、交易效率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内在机理的前提下，基于分工视角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31个省区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2006—2018年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正从低水平起步阶段迈向加速发展阶段，分地区的整体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区域格局，而增长速度呈现“中西部高于东部”的区域格局。对2006—2018年的中国农村交易效率进行测度显示，中国农村交易效率总体发展水平有了一定提升，但改进空间仍然很大。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和农村交易效率测度结果的基础上，使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普通面板固定效应下农村交易效率显著提升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农村交易效率每提高1单位，会引起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增加0.141 9单位。而门槛效应结果显示，当农村交易效率较低(即低...     

中国的城市发展与农村现代化

中国由来已久的城市发展水平和城乡隔离政策都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造成的后果，要提高中国城市发展水平，必须从根本原因着手，放弃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进行资本密集产业上的赶超，根据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才能扩大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不能忽视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在当通货紧缩势头尚未减缓的形势下，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对启动当前经济十分必要。但财政政策必须要用在能够“四两拨千斤”的地方才能真正启动市场，农村道路，电网，自来水建设是中国当前形势下最能产生这种效果的地方。     

北京郊区乡村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与方法

北京的乡村旅游产品需求旺盛、市场广阔、潜力巨大、带动作用显著、平台效应突出。北京10个郊区县的乡村旅游产业已经成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平台型”产业。一些郊区县正在通过乡村旅游产业平台大力发展以旅游休闲为主体的文化创意产业,并通过旅游休闲产业来带动新农村建设。然而,与国际大都市近郊的乡村旅游相比较,北京的乡村旅游产业则显得地域文化特色不浓,缺乏人文历史资源产品和特色休闲度假产品,著名的品牌旅游产品稀缺,旅游衍生产品太少,产业链与价值链较短。其根本原因在于旅游规划理念落后,缺乏现代规划意识：从业人员素质较低,缺乏持续的人文精神提升;旅游经营水准落后,欠缺现代商业模式;旅游品牌塑造意识不强,缺乏大众传播理念与方法。重新规划特色旅游产品,持续提振人文精神,不断创新经营模式,是实现北京乡村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基本途径。     

陕西古村落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古村落被边缘化、表面化、简单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导致这些地方无力形成文化产业,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将这些问题放在民族的生存文化是否得以存续,新农村建设是否能够保持中国特色的高度来认识,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从文化延续、整体眼光和慎重态度方面提出了解决路径。     

价值创新: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的"三农"问题及解决路径

“三农”问题的逐步产生和破解一直伴随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中国从一个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走向新兴工业国家的第一天起,工业反哺农业这种破解“三农”问题的基本模式就已经被提出,但由于观念和方略的滞后,运行结果却差强人意。“三农”问题的本质是虚拟价值与实体价值的不对称,因此有必要从基于价值创新的广义虚拟经济新视角来审视以城乡差距为表象的“三农”问题。取这种视角对三种工业反哺农业的模式进行探析,就必然会得出以改变土地寻租模式和劳动力大迁移模式为辅而以发展庄园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模式为主线的“三农”问题解决路径。     

城乡一体化、农村物流与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和农村基础产业的发展,为新农村建设带来持续向好的政策激励和产业支撑,增强农民增收的本地化动力。通过理论推导并基于2004-2013年全国统计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指标权重并综合计算全国城乡一体化水平,实证分析城乡一体化、农村物流和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全国城乡一体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城乡一体化、农村物流和农村金融显著影响农民收入,城乡一体化并通过农村物流和农村金融的中介效应发挥作用。三者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增收。     

农村劳动力流动：制度维度的分析

我国不同时期的制度规定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流动的结果和特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人口城镇化是必然趋势,而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在不完善或不完全的市场环境中进行的,为此,必须对现有不利于劳动力流动的制度进行加速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