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的"独特性"、"东方专制主义"与近代法治

文章认为,法治的生成和发展是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紧密相关的,而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在东西方却具有不同的演进路径.即在西方呈现的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复合(古希腊)--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古罗马)--国家吞并市民社会(西欧中世纪)--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分立和抗衡(近代资本主义).这种发展路径造成了多元文化和权利抗衡国家权力的西欧"独特性",并促动了近代法治的生成.而古中国及东方国家则一直处于国家吞并市民社会状态,形成了扼制权利和自由的"东方专制主义",法治便无以产生.这启示我们,中国要走向法治,就不应仅满足于法律制度的植入和法律体系的建构,也不应满足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理性文化这种"法治基础和条件"的一般性解说,而应着力建立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国家-社会"框架中的法律发展——从《国家与社会:传统东方法律的运动机理》谈起

法律源于社会,由国家进行创制,社会、国家与法律之间三位一体,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就是各类规则的制定与实施的关系,国家角色转换与社会历史变迁共同影响着法律的发展.按照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东方社会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个人依附于村社的村社制度,使个人失去了人格的独立和自由,从而必然产生东方专制,这种政治上的专利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就使得法律--这一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存在于人们相互交往过程之中的国家社会规范--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更多地表现为刑罚),进而导致民众在心理上多尊崇习俗而不是信仰法律.东方社会要想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就必须掌握社会历史变迁、国家角色转换与法律文化发展的运动机理,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从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推进法制现代化建设.     

“21世纪初中国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对策问题”选题（选登之六）——选题28：法律制度改革与国家振兴和长治久安研究

法律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必须正确地反映社会现实的要求，同时又应当有效地服务于社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化和发展，法律制度也要不断地加以改革，才能具有恒久的生命力。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秋季论坛"综述

近年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引发了理论界、政府及企业界的广泛关注和众多探讨。2002年9月下旬在北京中国社科院举行的社会保险秋季论坛,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会学者和政府官员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养老、医疗、失业等国家或地区社会保险制度、国家和地区社会援助和社会福利的功能定位及体系构建、乃至社会保障的范畴的科学界定等进行了评价与反思。本文力图在小结此次会议的中心及重点议题的基础上,就某些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     

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改革之本土性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后,英、美等西方国家已相继通过金融改革立法。中国在金融立法和监管中较为注重对西方发达国家法律制度的借鉴,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处于转型期,西方制度的本土适应是一个法律移植中应较为关注的问题。中国的金融体制、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金融政策选择要求我们要认真思量和妥善解决金融法律制度的移植和本土性问题。     

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

社会保障是国家和社会依据一定法律和规定,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予以保障的一项重大社会政策,肩负着增进国民福利、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责任,已经成为现代文明国家实现社会政策最重要的保障手段,对创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混合所有制经济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此,本文将在阐述混合所有制经济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新要求的基础上,分析社会保障体系现状与问题,并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下构建新型社会保障制度。     

收容遣送制度变革:动因、障碍与启示——基于思想观念、制度结构、主体行为的三维分析

从思想观念、制度结构、主体行为三个维度对收容遣送制度变革的动因和障碍进行经验总结,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具体来说,收容遣送制度变革的动因主要包括:执政理念更新与社会观念进步、法律冲突与制度异化、公众参与的"倒逼"效应。收容遣送制度变革的障碍主要包括:以国家为中心的秩序观、制度路径依赖的制约、执法者的行为失范。变革的启示主要包括:观念变革是制度改革与创新的根本前提,制度结构优化是制度改革与创新的核心途径,行为改善是制度改革与创新的关键诉求。     

透过"橱窗"看到的福利国家--一个基于瑞典的案例分析

瑞典福利国家制度的显著特征是覆盖面广、设计项目多、保障水平高,注重"公平"胜于注重"效率"。20世纪70年代后,这一制度的实施出现了财政危机,然而更深层次的危机,则是高福利所要求的高税率对人们工作积极性和国际竞争力的打击。因此使之成为改革的重点。瑞典改革案例给予中国重要启示:建设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这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人民的企盼;但制度设计要避免重蹈瑞典福利国家制度"过度"福利供给的覆辙。     

当代中国法"法系影响"的多元审视

法系影响是指分析特定国家和地区法律制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借鉴不同法系的程度,法史学的方法与比较法学的方法成为分析当代中国法法系影响的两大进路。当代中国法制史具有阶段性特点,在大陆法系传统中断后,建国初期的中国法仅在意识形态上受到原苏联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国法的移植采取了务实的态度,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同时借鉴了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中具有现实意义的法律资源,世界法律发展趋势与当代中国法制实践导致分析中国法系影响的复杂化,因而应当从整体和局部、形式与内容、实体与程序、历史与现实、实然与应然、观念与制度等多元角度审视中国法的法系影响。     

Expression from in Between

伴随着国家权威的建立,由国家赋予的法律和正式制度在农村已经确立了其地位。这是农村秩序与合法性的主要依据。但是对于农民的日常生活世界来说,法律和正式制度远离它们的生活,在农村的社会冲突中,它们更容易成为强势人群的武器,法律和政策并不能代表公正。处于社会弱者地位的农民往往得不到法律和正式制度的保护,农民在表达自己意愿的时候需要在社会公正与合法之间找到平衡点,夹缝中的表达既是他们的一种策略,也是他们位置使然。     

董事会独立性之惑与董事分类选举制度的构建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董事及董事会既是公司治理的主体,也是公司治理的客体,处于公司治理承上启下最为核心的地位.董事及董事会不可能具有独立性或中立性,这是由每位董事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异决定的.现行公司法一味强调董事和董事会的独立性,而相应的董事选举制度设计并不支持董事的独立性要求,致使董事角色错位,严重影响了公司治理的效率.应明确承认不同类型的董事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名选任,并由提名人对被提名人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从国民党大陆失败谈对中共党建的现实启示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22年,政权由一时强大到失去执政地位,退守台湾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党建的失败是其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本文旨在从党的建设的角度,通过分析国民党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方面的失败,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论中共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

历史学与现代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和彼此融合,是开展学术研究以及推进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科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交融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缺乏从整体上关注和审视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因而,通过研究个案的学术史梳理和考察,为不断深入推进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提供新思路。这是不断完善党史研究方法论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     

日本民主党党首更迭与保守政党关系新变化

日本民主党作为最大的在野政治势力,十年来一直在日本政治局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4月,民主党因“伪造电子邮件”的政治败笔又经历了一次新的整合,素以手腕老辣、信念坚毅著称的小泽一郎终于走上前台。随后,作为两大保守政党间新一轮较量的千叶县国会议员补选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胜利结束。民主党的变化给日本保守政治局面带来新的波澜,但无论是对于民主党还是小泽一郎来讲,只有主张相对温和与稳健的内政、外交政策,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局。     

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

本文从“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缘人”,认知的参照群体不像中国人的群体那样具有恒定性,而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是:“个我”与“群我”的融合;“表我”与“里我”的熟练切换以及序列、位置对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机理构成一种“缘人”的“自一他协调”式的自我认知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亦有弊,在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的今天,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论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转变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演进经历了从极"左"的理论范式到改革的理论范式(或过渡的理论范式),再到当代的理论范式的转变。决定这一转变的是这种理论所置身于其中的全球化环境和实践的转变,以及从事这一实践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变化的环境和实践的科学判断。面向全球化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范式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浅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

经历了黑船袭击阵痛的日本,很快确立开国思想.仔细分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从其最初就与东亚"华夷秩序"保持暧昧关系,到"脱亚入欧"醉心于西方列强制定的弱肉强食原则,最终发展为走上侵略亚洲、争霸世界的军国主义不归路,可以得出日本这一选择决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