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社会亚稳定态运行关系探微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是一个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充满各种矛盾与冲突的过程,既有阶层分化、价值冲突、信任危机,又有传统的历史文化心理与现实的贫富悬殊之间的冲突,还有在政治现代化要求与制度创新滞后之间的矛盾等,错综复杂的矛盾与冲突使社会运行处于介于社会动荡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社会亚稳定状态。矛盾与冲突是社会发展的环节,各种矛盾斗争的结果使得社会运行必然经历不稳定、亚稳定、稳定等不同的发展阶段。     

清末民初广东盗匪问题的社会成因探讨

清末民初广东盗匪问题的严重化 ,与其时广东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转型有着直接的关系。政治上的动荡加剧了盗匪的活动 ;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消除社会底层的贫困 ,反而拉大了贫富的差距 ,滋生盗匪的根源仍然存在 ;不良的社会风气也进一步助长了盗匪问题的发展 ;而传统的社会控制力量的分解又为盗匪问题的严重化提供了可能性     

正确解决先富后富问题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分化是造成群众不满、引发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正确解决先富后富的问题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举措.     

制度变革、专用性资产积累与农村内部贫富分化

中国农村制度变革为农民创造了初始机会均等的增收致富机会,但由于农民个人专用性资产积累的不同,即主要是农民自身干中学技能和社会支持关系的不同,导致农民打工就业、经营活动等增收致富方式的分化,进而使农民之间收入增长的规模和速度呈现明显差异,农村内部的贫富分化由此产生.尤其是近两年来,少数经营大户依靠社会支持关系增强而实现收入迅速增长,成为当前农村内部贫富分化加速的重要原因.农村内部贫富分化的改变,需要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种制度协同改善,并为"农二代"发展提供公平的社会支持系统.     

妥协机制与社会公平正义

当前我国社会出现的贫富阶层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社会不公平现象,主要是由收入分配的不合理造成的.实现社会公平是和谐社会追求的目标,如何实现社会公平,化解、缓和贫富阶层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除了政治、经济、法律等外部手段以外,妥协既是一种实现利益公平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协调与缓和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利益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机制,并且妥协具有内部性、自愿性、低成本性和彻底性等优势.     

"拉美化"与拉美新政

"拉美化"是拉美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诸领域一系列问题的总称,这些问题的累积,导致拉美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陷入了一场持续十多年的发展危机。为克服这场危机而形成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及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未能消解反而加剧了拉美地区的发展危机。近年来,拉美左派政府通过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调整,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解决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公正问题,促使拉美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生了有利于民主、公正和发展的积极变化。     

社会分层、城市住房消费与贫富分化——基于CGSS2005数据的分析

文章以住房消费为切入点,对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关系的争论进行了再探讨,研究发现,在社会转型期,随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发展,人力资本在市场体制中利益回报提升的同时,政治资本也在再分配体制和市场体制中继续并同样得到利益的满足,社会分层的再分配机制一定程度上还在延续,而市场化机制也同时在并行地增长着。城市居民之间的住房消费存在着贫富分化的趋势,住房改革制度的分割性使住房改革加速了中国的贫富分化,强化了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割。     

社会分化、社会整合与俄罗斯的经济转轨

当前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始于苏联解体前夕 ,它以经济转轨为起点 ,而经济转轨迅速引致社会的整体变迁。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已经历了社会的过度控制、社会加速分化这两个阶段 ,并正在经历着在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下的理性发展阶段。叶利钦时期是俄罗斯社会处于加速分化时期 ,社会秩序严重失范 ;普京时代 ,俄罗斯社会转型进入新的整合期 ,俄罗斯开始走上理性发展的道路。     

收入分配中的差距与社会稳定

收入分配不公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分配不公的源头是寻租收入以及改革不配套所形成的体制真空等原因。感受到分配不公的不是仅存在于社会最底层的贫困阶层中。收入分配的问题不是一个静态的分配格局的评价,而应是一种动态成因的考察,要从分配的起点、过程、结果三方面来看。而对自身收入变迁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社会转型期阶层分化与政治参与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阶层分化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模式,形成了富裕阶层、中产阶层、一般大众阶层和贫困阶层。经济上的变化导致政治诉求的改变;因此,有必要针对当前政治参与的现状,完善政治参与机制,扩大支持性政治参与,使政治参与规范、制度化;提高公民的政治素质,积极鼓励政治参与组织化;疏通政治参与渠道,提高政治参与效能。     

我国场域内的反贫困逻辑:基于多维理论视角

贫困的复杂性与多变性为不同研究视角提供了理论构建与实践检验的时空场域。围绕着贫困的性质、动因及治理形成了各具特色但又相互关联的研究理路:"经济溢出"视角将贫困视为低水平的发展,认为区域经济的增长能够通过涓滴效应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带动该区域整体实现反贫困;"社会公平"视角将贫困视为对受贫者的不平等待遇,从群体的自身素质及社会网络中寻找贫困的动因与治理方式;"政策实践"视角则将贫困视为政府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从扶贫政策的项目内容、瞄准机制与资金绩效等环节对反贫困政策实践进行绩效评估与改进修正。基于上述视角的评述,这里提出一个可谘反贫困本土化研究的新理论视角,即"国家治理"视角,建议从扶贫理念、制度安排和官僚组织运行三个层面观察国家所构建的"反贫困"社会改造工程,探索扶贫背后的国家治理理念、国家-社会关系以及国家组织体系。     

丰裕社会中的贫困——再论香港的贫困问题

以香港为个案探究丰裕社会的贫困问题,考察其快速经济发展过程中贫困问题的历史演变以及现实特征。香港是一个典型的丰裕社会,其经济水平和富裕程度在世界名列前茅。香港也是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可谓＂富有一群属最富,贫穷一族属最穷＂。一直以来,香港奉行＂不干预主义＂,坚守自由经济政策,这既培育了香港今日的繁荣与富庶,也为贫富悬殊和贫困问题埋下了祸根。香港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并不自动缓贫,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和益贫式社会发展,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才是缓贫的关键和根本。     

试论中国共产党的群众文化观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十分关注群众文化问题,形成了内涵丰富的群众文化观。中国共产党的群众文化观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进,其历史演进的过程,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动,体现了中国先进文化的主旋律。中国共产党的群众文化观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具有卓越的价值。它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提供了价值坐标,为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思想保障。     

司马迁贫富观的历史考察

司马迁认为追求富有是人的本能,反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人为干预。他从道义上谴责“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现象,却又默认了贫富不均的现实存在。他蔑视权贵,同情穷人,同时对富有又有点渴望。他表彰本分致富,却又不赞成严禁奸富。与其不朽著作《史记》一样,这种矛盾的贫富观也算得上一家之言。社会结构的转型,地主封建制度在和平环境中的迅速发展和充分演示,为这种贫富观的产生准备了基本的社会条件;而司马迁那拮据窘迫的尴尬人生,则又为他对贫富问题的反思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史家的视野,书生的执著,浓郁的忧患情结,则把这种思考引向了深入。时代、社会和个人三重因素,造就了司马迁那丰富而独特的贫富观。     

综合法学:法的全景解读

法律是什么?是形式、价值、还是社会事实?三大法学派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展开了长期的论战。20世纪,西方兴起了一个试图融合三大法学派为一体的综合法学,他们力图构建一个“适当的”、“一体化的”法理学。他们批判了三大法学派的偏执与片面,主张用综合的方法研究法律,并得出了虽然各具特色,但都试图溶三大法学为一体的“综合”的法的概念。在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情况下,想在综合法学这一不封闭的容器中把三大法学全部装进去多少带有一些理想的色彩。     

社会学视野下的贫富差距及其社会控制

社会贫困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贫富差距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之一，不同的学科予以不同的阐释，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社会学也给出了自己独特的解答。社会学认为社会的贫富差距主要是由于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结构变迁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同时，适度的贫富差距对于社会的发展还具有正功能。因此，社会学认为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切实加强社会控制，确保贫富差距正功能的发挥以及副功能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以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地发展。     

关于贫困问题的社会保障学分析

贫困问题由来已久,它与社会保障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运用社会保障学这一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独立的、交叉的、处于应用层次的社会科学来分析贫困问题,为理解"贫困"的概念与成因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同时可以借助社会保障学来分析社会保障在缓解、预防贫困方面的重大作用以及社会保障与"贫困陷阱"的关系.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与分析,有助于认识社会保障在应对贫困问题方面的积极作用及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为我国最大程度地发挥社会保障的缓解及预防贫困的作用,同时避免"贫困陷阱"提供一些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治理大致经历了四个"七年"阶段,由于政府制订了符合国情的贫困标准、重点明确相互配套的扶贫政策,贫困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贫困治理存在治理理念偏差、治理效率不高、缺乏可持续性以及主体单一的不足,同时也面临返贫风险、城市贫困突出等新问题.为此,要加强贫困治理的战略规划与管理,寻求与非政府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反贫困合作,落实贫困治理项目的监管与审计,完善具体的项目实施细节,推进反贫困的技术推广和制度建设,坚持自然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源开发相结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建设.     

论北魏自耕农的贫困

自耕农的贫困始终是困扰北魏政权的重要问题。北魏自耕农来源的多元化与致贫因素的复杂化使得北魏自耕农负担不断加重。北魏自耕农的贫困与贫富差距严重的主要原因在于北魏制度设计的缺陷。北魏政权为防止自耕农贫困而采取的赋税蠲免、灾伤赈济以及税率调控等措施仅是头痛医头之举,并未从制度上解决根本问题,因此也无法从根本上缓解自耕农的贫困。这最终导致了北魏的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