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与流动者的关系网络

本研究通过对厦门市流入者的关系网络的实证考察,主要的发现是：农村出身者的网络总量以及邻居、同乡关系的量大于城市出身者,但是网络持续性较弱;流动距离对同乡关系产生正向影响;在关系网络的量以及同质性方面,到达阶层较低的流动者大于或强于到达阶层较高的流动者;流入年数对亲戚关系以及网络持续性、职业同质性产生正向影响;教育年数的增加可以促进同事、同学、朋友关系的形成,并导致网络选择性、扩大性增强,网络持续性减弱;政治身份的向上流动可以导致网络总量以及邻居、同学、同乡关系增多,并导致网络同质性增强。这些发现说明,国外学者的先行理论在中国社会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作者认为,这是由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形成的血缘、地缘意识被深深内化,以及城乡社会结构的差异、社会流动的特性、人口城市化与生活城市化的不一致性等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所导致的。     

人力信息传递与关系网络的变动——以职业流动的个案为例.

关系网络未必总是积极的,从而也未必总能构成社会资本。本文试图将信息经济学的信号传递问题与社会学的关系网络研究结合起来,以职业流动的个案为例,来探讨人力投资、信息传递与关系网络改变的逻辑联系。在求职过程中,行为者随机会集合的状况不同会对关系网络有不同的倾向;行为者可选择的机会集合与其人力的状况、人力显示方式和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机会集合一定的情况下,关系网络除了有助于行为者获取职业信息之外,还会影响外界对他／她的评价,进而影响其人力信息的传递;而对自己感兴趣的方向进行人力投资不仅会改善人力状况,还能多样化人力显示方式（包含改变关系网络在内）,强化人力显示程度。     

“自主选择”还是“身不由己”——对南京企业员工职业流动的事件史分析

本文以666份对南京企业员工调查的数据为基础,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分析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问题,揭示了影响其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以及他们在以单位所有制性质为区分的劳动力市场格局中的流动趋向。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机会结构的转变是企业员工职业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伴随着社会转型而改变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则为他们的职业流动制定了游戏规则,个体的家庭背景和个人因素仅仅是这些游戏规则之下的筹码。因此,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非常有限的“自主选择”,换言之,这是一种身不由己的“自由选择”。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Job Mobility and the Two-track Model of Chinese Urban Workers＇ Acquisition of Economic Status

使用“2009年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2009）广州、上海、厦门、济南和西安五城市数据,检验了改革以后影响中国城市劳动者职业流动模式以及经济地位获得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群体处于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的经济地位获得路径完全不同。对于低学历劳动者,职业流动是提升他们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因素（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他们的收入没有影响。高学历劳动者的情况刚好相反,职业流动对收入获得没有任何作用,影响他们收入分层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本研究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城市地区不同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源的性别差异——基于中国八城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2009年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的数据,考察社会网络资源的性别差异及其原因。研究结果显示,在城市居民中,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更好的社会网络资源,女性的网络规模小、网络成员中亲属比例高、网络多元性较小、网络达高性低、在维持和扩展社会网络方面存在劣势。     

美国的社会层化学说

社会层化学说是美国社会学中的重要理论之一。对它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对我国现阶段的阶级分析、阶层划分等,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层化理论是在下述总的前提出发,即在资本主义整个社会结构的进化中,有激烈的职业流动,而职业流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社会层化学说可以分成三个部份:社会层化、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社会层化是社会分工,即社会职业的具体的动态的表现;个人职业的总和构成了社会职业结构,社会职     

求职中的虚假招聘现象

1978年以来,我们国家进行了全方位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尤其是1992年以后,以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公开发表为标志,我国进入了以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的转型期.在劳动力市场领域,自主性的职业流动、全员劳动合同制、双向选择等用工制度开始全面实行.从此,作为人们职业流动中介的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等日趋活跃,人力资源的配置由原先的计划分配向市场化方向发展.     

种姓的社会流动及其理论

一社会学把社会成员的职业和社会地位的变动称作“社会流动”。根据不同的标准,社会流动可分为“垂直流动”(一个人从地位较低的阶级或阶层转进到地位较高的阶级或阶层,或者相反)和“水平流动”(在同一地位的人由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的横向流动)、“一生中的流动”(一个人一生中的职业地位的变化)和“代际流动”(两代人之间的流动)、以及“结构性流动”(由于生产技术方面或社会方面的革命、变革引起的阶级阶层结构或人口地区分     

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中的社会资本分析

再次职业流动过程中,农民工拥有并利用了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即传统性社会资本和现代性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网络。本文对再次职业流动过程中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这些社会关系网络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社会资本在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中的作用。     

代际流动的模式：理论理想型与中国现实

本文在疏理西方代际流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流动模式的三种理想类型,并分析其制度条件和结构特征,希望能对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趋势分析有所启发。本文认为,在不同的制度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相应的流动模式是不同的。本文提出三种理想类型对应于三种不同的社会类型,分别是（1）依据绩效原则的自由竞争模式,其特征是流动机会按个人能力和贡献分配,对应于完全市场制度的社会;（2）社会不平等结构下的家庭地位继承模式,其特征是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对子女的地位获得有决定性的影响,社会的不平等结构因此而代代相传,如果一个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越大,跨阶层流动越困难,代际的地位继承性特征越突出;（3） 国家庇护流动模式,其特征是国家通过政策和制度设计,干预社会流动进程,特定的阶层将拥有更多的流动机会、或被剥夺应有的机会。文章最后对中国改革开放后流动模式的转变和现状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判断。     

工作单位性质与利用网络求职的差异性:来自珠三角农民工的实证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市场转型研究一直关注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不同性质的工作单位其市场化程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的实证研究,发现伴随着职业流动的增加,农民工在求职中并没有减少对社会网络的使用,只是越来越少地使用先赋性的亲友网络,越来越多地使用在职业流动中新建的社会网络。本文的研究还发现,不同性质工作单位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影响了农民工对求职方式的选择。农民工进入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工作单位,可以较多地通过市场途径求职;进入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工作单位,则需要较多通过社会网络途径求职。     

就业市场中间人行为分析:基于社会资本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对劳动力市场上中间人行为进行分析，具体考察影响其分享就业信息、提供就业帮助和最终成功匹配的因素。研究表明，就业信息的分享体现了社会资本的“运作效用论”而非“地位效用论”。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较高的中间人并不热衷于信息分享，而就业帮助体现了趋异性交往原则。中间人倾向于向教育水平低于自己的求职者提供实质性的就业帮助。此外，间接关系比单一的强关系或弱关系更能预测人情资源。教育水平较低和有迫切就业需求的劳动者对社会资本依赖较大。与女性相比，男性更依赖关系渠道。企业设立固定金额的推荐奖金可促进员工分享就业信息概率，但不影响成功匹配的概率。     

“关系”与“结构”的双重视角:一项工作绩效与社会网络关系的实证研究

社会网络日渐成为非个体层次上研究工作绩效影响因素的重要方面,但相关研究的缺陷在于,仅仅关注组织内部结构层面的社会网络对工作绩效的影响,而忽视了组织外部关系层面的社会网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地产销售从业人员的实证调查,探究销售人员的“关系性”和“结构性”社会网络对工作绩效的不同影响,并分析了产生这两种社会网络影响结果的理论基础。     

自雇过程的社会网络分析

本文基于2009年八城市调查数据,分析自雇者的社会网络及效用。分析重点包括自雇者群体构成特征、获得资金与生意过程中对社会网络使用情况和“生意联系网”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自雇者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雇者的社会网络与受雇者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社会网络对自雇者创业资金与创业生意获得的作用具有差异性;自雇经营中形成了特殊的自雇生意联系网,并对自雇者经营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微博空间组织间网络结构及其形成机制：以环保NGO为例

本文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技术探索微博空间中环保非政府组织间关注/认同关系网的结构,并结合组织间网络、社会运动联盟、互联网研究文献以及我国非政府组织管理制度来探究网络结构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非政府组织间存在紧密的虚拟联系。统计分析显示,组织间虚拟关系受网络自组织机制、组织资源、合适性原则（注册状态）、同质性原则（离线关系、地理位置、关注领域）和微博使用活跃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其中,资源发挥“信号”功能,是组织可信赖性的基础,资源未知者不容易被关注/认同。对于资源已知者而言,资源匮乏者更积极利用微博平台。未注册组织主动与其他组织建立关系,注册组织则避免与未注册组织建立关系。具有线下合作关系或处于同一省份的组织之间更可能建立关注和认同关系,但活动领域仅对认同关系具有影响。微博使用活跃程度也对组织间关系具有正向的影响。     

北京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支持网

本文在问卷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对北京城市贫困家庭社会支持网的规模、功能、关系构成及各类关系的支持作用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社会支持网的平均规模为2.21;社会支持网的功能以无偿经济援助和精神支持为主,在劳务支持方面有一定作用,但在为贫困家庭解决就业问题方面,作用十分有限;以近亲(父母、兄弟姐妹)为主的亲属是贫困家庭获取社会支持的最主要来源,其他亲戚在各种支持中的作用都很弱,而非亲属在就业支持方面有较大作用。     

市场化背景下社会资本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2009 JSNet全国数据

本文使用2009 JSNet全国数据,考察市场化背景下社会资本作用的变化及其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网络资源对收入回报的作用更小,阶层网络对收入回报的作用更大;第二,体制外部门两性的网络资源对收入回报的作用没有差异,体制内部门男性的网络资源对收入回报的作用小于女性;第三,男性的阶层网络对收入回报的作用无论在体制外部门还是体制内部门都高于女性。综上所述,对于女性而言,其所拥有的网络资源所能带来的收入回报优势被市场化的推进所消减;对于男性而言,其所拥有的阶层网络所能带来的收入回报优势被市场化的推进所提升。因此,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推进以及社会资本在市场化背景下作用的变化,两性的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拉大。     

Networks,case managers,and the job-search experiences of unemployed people

Employment services are commonly provided in network settings, but it is rare to find social policy analyses of how unemployed people search for jobs through networks. In a germinal analysis of social networks and employment, Mark Granovetter argued that “weak ties” (less familiar contacts) are more important to finding employment than are “strong ties” (family and friends). This is because weak ties provide more novel job-relevant information. Scholarship since Granovetter has predominantly supported the opposite argument, namely, that strong ties are more important for the unemployed, because they are more plentiful and thus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in aggregate. Findings are also generally coloured by the focus being on “informal” networks or personal contacts. “Formal” networks, as represented most cogently by employment service providers, are absent or underestimated in most social network studies. On the basis of a qualitative study of 80 long-term unemployed people in Australia, incorporating analysis of both informal and formal networks, we argue that although “strong informal” ties are vital to job search,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consider “weak formal” ties, which can be complementary if and where service organizations are able to supply positive case management experiences.     

社会网络与城乡居民的身心健康

本文根据大型抽样社会调查的数据,集中讨论了个人的社会网络对其精神健康和身体健康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城乡居民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发现,个人的社会网络规模对身心健康均起着积极作用：紧密度高、异质性低、强关系多的“核心网络”对精神健康有积极影响,而相反特征的松散网络则对身体健康更有利,个人在网络中的相对地位对精神健康起着积极作用。此外,社会网络对健康的作用在农村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作者还进一步讨论了这些研究发现的理论与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