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倭皇裕仁真相识法西斯之本质--读《真相--裕仁与侵华战争》并纪念"九一八事变"

在英语中,以Japan表示的那个亚洲东部的岛国,近代以来用汉字"日本"自称,而20世纪以前的中国人则称其为"倭"或"和"(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与侵华战争>第30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真相>,凡引此书只注页码),是指在这个岛国中用武力立国的一族之族名."倭"或"和"字并不是贬意,而是对其族其国的准确称谓.至于用汉字"日本"自诩的国名,则显示着妄自尊大.使用英语的人不承认这种妄自尊大,汉字的创造者和正宗使用者,也不必承认这种妄自尊大,我们完全有理由以汉字"倭"或"和",来翻译不当使用的"日本",就像英语Japan一样.故此,在我近年的书和文章中,一概称其为"倭国",至于引文,则按著者所用字.     

裕仁天皇必须承担日本侵略战争的责任——评《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

历史是事实,却也会有各种解说,甚至掩饰和歪曲,须由有责任感、有人格的历史学家将其真相揭示。美国的日本近现代史研究专家赫伯特·比克斯用10年时间完成的《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中译本由新华出版社2004年出版)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当即摘取2001年美国普利策大奖,评选     

协同组合——日本型合作社的语源溯源与发展类型分析

合作社,在英语中称作Co—operatives,在日语中则称作“协同组合”。“协同”语源出自中国的《后汉书》,“组合”一词则属于日本人对汉字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日本的合作社组织,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狭义的,就是“协同组合”;广义的,还包括“组合”、“金库”在内。概括、整理其语源可见,日本的合作社可归纳为农业协同组合、消费生活协同组合、水产业协同组合、中小企业协同组合、森林组合、信用金库与劳动金库七大种类;按照业务性质区分,又可以分为三大类型：流通组合（流通合作社）,加工组合（加工合作社）和生产组合（生产合作社）。日本的农协形式多种多样,依据出资形式、事业内容及组织形式不同又可作不同类型的划分。     

英语标点符号使用规律之探究

大家知道,标点符号是书写时表示停顿、节奏、语调、语气等的符号,表示句子或句子成分的隔离或特指,在表达意思主面起着非常大的作用。由于中英文分属不同语言,标点符号的表现形式和用法既有相同之处,如:在形式和用法上比较接近的有感叹号、问号、冒号、引号等,也有不同之处,如:英语句号是实点“.”,中文则是小圆圈“。”;英语里有撇号“＇”,中文则无;英语有连字符“-”,中文则无;中文有书名号“《》”,英语则无;需要用时常以逗号表示,等等。此外某些英语标点符号还有一些特殊的作用和用法。然而,由于对正确使用英语标点符号的意义认识不足,或对其作用和用法了解不透,相当一些英语工作者或英语学习者在进行汉译英或用英语写作时,往往凭感觉,以中文标点符号的用法来使用英语标点符号,结果造成不同程度的错用,乱用现象。这样,不仅显得译文、文章的质量不高,有时甚至造成表达意思的混乱。请看下列句子:     

“嘉靖倭患”再议

明代素有“北虏南倭”边疆之患,其中“南倭”为患一度甚烈,前期可举洪武朝,后期则为嘉靖朝。不过,“嘉靖倭患”究竟始于何时,学界尚有不同意见。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嘉靖二年”说与“嘉靖二十六年”说,不仅存在对中日勘合贸易制度以及当时中日关系过度解读的问题,亦是视明清时期中国“闭关锁国”观念的进一步固化,并将倭患爆发的原因指向明王朝实施的海疆政策,进而淡化了日本在东北亚海域侵略扩张的史实;“嘉靖三十一年”说则只是关注到了是年倭患爆发的表象,而忽略了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日本方是“嘉靖倭患”的始作俑者。实际上,嘉靖三十年,日本大内氏灭亡造成日本国内局势失控、明政府诏准“请宽海禁”造成中国海防废弛,在这样的双重作用之下,才最终导致了嘉靖三十一年的倭患爆发。     

裕仁天皇必须承担日本侵略战争的责任--评《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

历史是事实,却也会有各种解说,甚至掩饰和歪曲,须由有责任感、有人格的历史学家将其真相揭示.美国的日本近现代史研究专家赫伯特·比克斯用10年时间完成的<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中译本由新华出版社2004年出版)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当即摘取2001年美国普利策大奖,评选委员会认为,这本书"改写了对裕仁的传统评价,揭示了历史的真面目,对日本有历史的警世作用"(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第521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     

孔子人性论试析

<正> 《论语·阳货》载:“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认为人的本性相近,只是由于后天环境的影响和习染才相远了。孔子这句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被批判为“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说孔子“不承认道德观念来自环境的影响”,“排斥环境的影响以保持或恢复天生的‘善性’”,“是为实现其‘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服务的。”(见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编:《〈论语〉批注》第384——385页)这种批判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歪曲的。孔子所说“性相近,习相远”,“相近”不是相同,而是承认有不大的差别;但“习相远”则就承认环境对人性差别的影响是巨大的了。     

倭纳与《中国神话学辞典》

介绍英国人倭纳的《中国神话学辞典》的文章,据我所知,此篇大约还是首见。作者将它寄给我,以其论述简明扼要,特推荐给《社会科学研究》发表。倭纳的《中国神话与传说》,1924年茅盾先生在《中国神话研究》中曾论及,以为“材料太芜杂,议论太隔膜”,“实在不能叫我们满意”。1925年鲁迅先生在给梁绳纬、傅筑夫信(见《鲁迅书信集》上卷)中说:“沈君评一外人之作,谓不当杂入现今杂说,而仆则以为此实一个问题,不能遽加论定,中国人至今未脱原始思想,的确尚有新神话发生,……故自唐以讫现在之神话恐亦尚可结集,……”信中“沈君”即茅盾先生,“外人之作”即倭纳的《中国神话与传说》;看得出来,两位先生对中国神话的见解,早年曾有过些分歧,鲁迅先生看得似乎更开阔些。倭纳的《中国神话学辞典》是在《中国神话与传说》的基础上,以神仙人物为纲,又加入了好些印度神话人物编写起来的。作者取材虽难免有后起、庞杂之弊,只看见中国神话的“流”而没有看见中国神话的“源”,因而对《山海经》等书,竟视若无睹,未曾道及;然而他的视野开阔,毕竟看见了中国神话有如此浩瀚汪洋的“流”,广采博搜,发为著述,介绍给外国的读者,使彼西方人士,也略知中国神话的丰美,他对中国神话研究作出的贡献,是不可埋没、值得称道的。现在我国有些学者,却只看见中国神话的“源”,只去研究《山海经》等几部书,而没有看见中国神话的“流”,不承认后世的许多书籍中也有中国神话,又是一偏。要知须得“源”、“流”兼顾,才能认识中国神话之全。     

日本外交的文化渊源

亨廷顿发表的《文明冲突论》和“9·11”事件的发生引起了人们对外交行为的文化探索。文化通过影响一国的外交行为进而影响国际关系。日本种种“不可思议”的外交行为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特殊文化”基因呢？日本的岛国环境使之具有了一种“岛国根性”，危机意识异常浓烈，因此“集团主义”成为日本文化的典型特征，外交上便表现为结盟外交和“不负责任”外交。独特的“耻感文化”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但是日本人的“町人根性”和特有的“中间人制度”完美地平衡了“耻感”，这一点从日本顺从地接受美国占领便可见一斑。日本“特殊文化”打造的外变气盾必须有所改变．才能在国际社会中有所作为。     

公孙龙是中国第一个把符号用于逻辑学的人

<正> 公孙龙(约前325—322)是中国第一个把符号用于逻辑学的人.由于他使用汉字作符号,所以迄今未得到人们的注意和承认。是汉字不能作符号吗?否。古人以三十二个汉字表示三十六个声母,就是明证。汉字既然能作语音学上的符号,当然也能作逻辑学上的符号。公孙龙在《白马论》中提出“白马非马”论。“白马”表示种概念,“马”表示属概念,“非”(不同于)表示两者间的关系。此论表示种概念与属概念间有部分不相同的关系。可见“白马非马”是现代逻辑学中两项关系的关系命题公式“R(A,B)”的某种雏形.在《通变论》中,公孙龙提出了“左与右谓二”这一命题。“二”表示某类事物的整体,     

学术文化视野中的“出版”——2006年8月24日在安徽出版集团的演讲

先是《出版大崩溃》,后又有《出版大冒险》,都是日本人写的,据说很轰动。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柳斌杰给中译本写序,说前者是“病情诊断”,后者乃“治病良方”。我不知道日本的“良方”能否对中国的症,但中国的出版业有病,这一点很多人都承认。只是病根在哪里,问题有多大,能否药到病     

环形思维结构与直线型思维结构——孔子《论语》与柏拉图《对话录》文体之比较

本文试图就孔子《论语》与柏拉图《对话录》的语言文字特点、修辞学特点、逻辑学特点三个方面,比较东西方的直线型和环型两种思维模式,并作一些初步研究。一以象形性为特点的汉字构造异于以读者为特色的希腊字母文字。从文字学史上看,汉字尚处在表意文字阶段。“六书”的确定就说明了这种文字的重形轻音性。它易给人的视觉造成一种“临近感”,一种蒙太奇。读者往往是以字观物,以物构象,形成意象的复合体。尤其是汉语中的拟声词,如“轰隆”,“唏嘘”或“咭咭呱呱”,它们同时刺激你的眼耳,造     

《水游传》中的“些”族词研究

从数量上来说 ,《水浒传》的“些”族词多于现代汉语。从使用频率上来说 ,《水浒传》的“些”这个词的使用频率比现代汉语要高 ,使用范围要广。《水浒传》中“形容词 +动词 +些 +名词”中 ,“些”的语义指向形容词 ,而在现代汉语中 ,“些”一般移至形容词后 ,或用“点”。《水浒传》中“些 +名词”能单独作主语 ,而在现代汉语中 ,“‘些 +名词’不作主语 ,常用‘有些 +名词’代替”。《水浒传》中的“些”族词显得不对称。     

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交错”与“分歧”——围绕领事裁判权问题

围绕“修约”中中日之间的相互关系或作用，迄今尚未有将从近代中日关系确定的《中日修好条规》签订至甲午战争结束后签订的《中日通商航海条约》纳入视野的研究，即便在“不平等条约”的探讨中，关于其平等—不平等的状态、单边性—双边性的意思，很难说根据当时的脉络进行了充分的考察。1871年，缔结《中日修好条规》时，中日两国在相互承认领事裁判权这一点上有着“交错”。但是，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开始与欧美修约，走向否定领事裁判权相互承认，于是，中日两国前进的道路产生了“分歧”。再经过32年，1903年，在相互不承认领事裁判权的方向上，两国似乎再次“交错”，这也是其后长达40年日本持续拒绝中国要求撤废领事裁判权这一新的“不相交错”路程的开始。     

柔然族源探讨

柔然人的族源,据《魏书》与《北史》的《蠕蠕传》所志,出于“匈奴”或“东胡”;后人又说出于“鲜卑族和通古斯族”的“杂种”等等。本人认为,柔然虽与东胡同种而非同宗,应该是东夷人(氵岁)闾的宗支。现就以上问题,一一加以考订。柔然人不是匈奴族的后裔认为柔然人是匈奴族者,南北朝各国史皆有是说,但皆无证明。唯中国史法:凡北方民族皆曰“狄”、“猃狁”、“匈奴”。唐人修《晋书》总称“北狄十九种”     

中日文化的三点差异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而日本则是一个岛国 ,民族单一。在这种多民族与单一民族背景下产生的社会文化 ,表现出了以下三点明显的差异 :1 .“大”与“小”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大”而“粗” ,而日本则恰恰相反 ,它的文化的特点是“小”而“细”。体现在两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 ,中国人一般讲究大而全 ,而日本人则注重小而精。例如在建筑方面 ,中国人讲究排场 ,重视规模 ;日本人注重内容 ,讲求实用。中国的寺庙一般都比较宽大而排场 ,占地面积较大 ;而日本的寺庙相形之下就显得小多了 ,但里面的内容却也不少。再如在待人接物方面 ,中国人待贵客…     

从物语到小说——中国小说生成史序说

要论中国小说史,首先要对“小说”一词下定义。可是,鲁迅以来有关中国小说史的著作里,找不到相关定义;只有从《汉书·艺文志》等古代文献之中找到的几个例子。二千年前的中国人以“小说”一词所表达的意义,和一百多年前的日本人用“小说”(英语novel的翻译)一词所表达的意义一样的吗?当然不同。我认为中国小说史也应该依据后者的意义来写:一、用口头语言来写的;二、从头到尾是一个个人的创作,且由作者自己执笔写下来的;三、还没受其他人的深度修改。所以我认为真正的中国小说史应该以《金瓶梅》为嚆矢。     

从心族字的语义演变看中国父权文化的确立过程──［心］字原义是阳具证

从心族字的语义演变看中国父权文化的确立过程──［心］字原义是阳具证李骊明西安市社会科学院一、从“心”字三误解说起我所说的心族字，系指以“心”和“”为偏旁的汉字。在金文和小篆字里“”作“”“”，是“心”字“”或“”的拉长竖写。在汉字中，心族字是一大家族...     

从《三国志·魏志·倭人》看邪马台国的社会性质

邪马台国是公元二、三世纪时,日本列岛上的一个古代国家。 关于邪马台国,日本学者长期以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有关邪马台国的历史文献资料在日本国内迄今尚未发现,这方面出土文物也不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考古学界积极地进行了发掘,得到一些有关日本国古代历史的资料。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有关这个国家的记载,最早见于中国的《汉书》。《汉书·地理志》中有:“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的简要记载。现在,有关邪马台国的历史文献,最早最全的当推《三国志》。《三国志·魏志·倭人》中关于邪马台国的记载,有历史也有现状,有政治、经济、文化,也有民情风俗以及同中国往来的情况等。这篇记载是比较全面、详细和可信的。 因之,在研究邪马台国时,主要依据就是陈寿编撰的《三国志》。     

日本五四运动研究的简要回顾

“不承认五四运动便无法了解辛亥革命,也就无法了解中国”。——竹内好《关于五四纪念日》序:日本五四观的起点这个小论的目的在于介绍日本的五四运动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并试图说明其发展的基本线索。要认识“五四”对于日本人来说是有困难的。按照著名学者竹内好的意见,这是由于“日本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