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内蕴 婉而多讽——试论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中和之美

中国古代讽刺文学,其美学文化鲜明反映了现实,有较强的刺时救世的教化作用。文章从中国古代讽刺文学发展轨迹切入,探究其外具偏执、否定之形,内蕴"中和"之美,从美学角度和文学史的视角论述"中和"之美辩证和谐的理性精神在讽刺文学体式中的艺术风貌和表现形式,以期对文艺美学研究有所裨益。     

宋玉赋中巫山神女的文学史地位与影响

从社会文化、精神心理和文艺美学角度看,宋玉<高唐>、<神女>二赋中的巫山神女这一神话传说,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具有"开人神爱恋之先"、"肇梦恋文学之端"、"曲尽女性美的第一篇"三个方面的开创地位和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以悲为美的审美情趣--日本文学理念"物哀"试析

"物哀"是日本文学重要的理念之一.文章先溯其源,简要地阐述了"物哀"理念在日本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分析了"物哀"的成因及主要的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物哀"在现代文学中的表现及对 日本人精神世界的影响等问题,以期达到提高日本文学的欣赏水平、加深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之目的.     

论阳明心学中的“有无观”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王阳明不仅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其文学造诣也相当之高,心学与文学有着不可忽视的密切联系。阳明心学中的"有无观"就从主题、意境、风格这几方面深深地影响着其文学创作,在王阳明的文学道路上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     

作为事件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关于言志、公安派、小品文的论争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把文学分为载道、言志派,并以二派的起伏描述中国文学史的变迁.钱钟书、朱光潜等批评者认为,周作人的言志、载道,区分在于文学内容之思想与情感;实则,周作人依据即兴与赋得的为己与为人之不同.针对周氏新文学运动是明末公安、竟陵派复兴之观念,阿英、陈子展、许杰等批评者或者把新文学看作载道文学以截断其与明末言志派文学之联系,或者从社会经济方面说明新文学发生之因.周作人与批评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小品文是言志,抑或载道.周作人舍弃"人的文学"中的人类主义和人道主义,独尊个人主义,把革命文学看作载道/遵命文学,从而从"叛徒"走向"隐士";而鲁迅、阿英等左翼文人提倡小品文的战斗性,意识到干预时代和社会之可能性,从而徘徊于"十字街头".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文学形式论研究

文学形式是诗学范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文学形式问题的认知关系着一种诗学形态对文学本质、发展规律等重要问题的判断。五四新文化运动诞生的契机正是胡适等人意识到了中国传统格律诗学在语言和文体方面对文学发展之束缚,从而提出了革新中国文学的必要性。受其影响,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亦在汲取和整合中西诗学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从"内形式"和"外形式"两个方面来重新建设新的文学形式。     

作品的“开放性”与“文本的权利”——试论埃科的文学作品/文本理论

埃科的文学作品/文本理论,从艺术作品的"开放性"到文学"文本的权利",从文学"文本意图"的提出,到文学文本之"使用"与文学文本之"诠释"的区分,已进入文学文本生命机制的探究。这一理论,引领着文学文本之"开放性"的探索与"文本意图"之控制力的考量,在当代文学理论的跨文化旅行中留下鲜明印迹。     

中国文论话语的还原——以《文心雕龙》之"文"为中心

<文心雕龙>之"文",在现代汉语中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词语,与今天的"文学"或"文章"都并不一致,这正说明我们现代文艺学的"失语"--失去了我们传统的话语.实际上,<文心雕龙>之"文"的内涵原本是清楚明白的;在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关于"文学"、"文章"的基本含义,也是一以贯之的.只是到了20世纪初叶,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literature"被翻译成"文学"并得以广泛运用,中国古代漫长的"文学"、"文章"概念的应用历史基本中断,"文学"一词也就陷入尴尬之境.按照<文心雕龙>和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章"、"文学"的基本话语,"literature"不能翻译为"文学",而应该翻译为"文章",这也就是<文心雕龙>之"文";而作为"文章之学"(Literary study)的"文学",或可翻译为"Philology".     

《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之辨析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是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固定在受众心目中的,具有脸谱化的人物效果。文学形象和历史人物各自的功能迥然不同。对于曹操的文学形象理解不能影响对其历史人物的公允评价,要区分二者的不同,给予各自专业性的评判。     

“理解”与“误读”：文学阅读中的意义发现

文学阅读中的"理解"就是向文学文本寻找并获得其"原定"并"确定"的意义,而"误读"则恰好是使之与"原定之确定"发生"有意味的"背离,作为文学阅读的两个相互建构的要素,它们共同形成了对作品意义的发现。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解构与摧毁--德里达与海德格尔

德里达的"解构"一词来源于海德格尔的"摧毁"概念,二者都是针对传统形而上学。然而海德格尔的摧毁通过追问"存在的意义"却固执于一个问题的意义。但德里达的解构策略作为一种游戏式反讽形式却允许形而上学解构自身。     

思想政治工作与理想信念教育

理想信念教育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 ,因为它是凝聚人心的灵魂和精神支柱 ,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的基本要求。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主要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 ,而验证理想信念教育效果的现实标准 ,主要是看是否形成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良好氛围和使受教育者不断增强“四信” :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坚定对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信心 ,坚定对党和政府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