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徽州宗族的繁荣

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特别繁荣,徽州成为中国宗族制度一个十分典型的地区。徽州宗族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一、祠堂建设;二、族谱修纂;三、族田设置;四、宗族活动。许多世家大族花费巨额财富,大建祠堂,大修族谱,大置族田,大搞宗族活动,充分地表现了徽州宗族的繁荣。     

论徽州宗族祠堂

宗族祠堂林立是徽州一个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现象。本文探讨了徽州宗族祠堂的兴起时代、建造规模、建筑装饰及其历史背景和社会作用。作者认为，明代嘉靖年间，夏言进行民间祭祖札制改革以后，徽州宗族出现了大建祠堂的热潮；徽州宗族祠堂规模宏大，装饰精美，建筑耗费惊人。作者指出，明代中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所引起的徽州社会变化，冲击了徽州的宗族统治，因此许多宗族集团才大量建造祠堂，以加强宗族观念和宗族团结，巩固宗族组织和宗族制度。     

论清代皖人宗族诗歌总集传统与文学世家建构

宗族诗歌总集将诗歌总集与宗谱、族规、家训的意涵合而为一,具有复合意义。清代皖人大量辑纂宗族诗歌总集,集中在徽州府、宁国府、桐城县等地,他们在反复刊刻中注重文化传承,将家刻堂号作为宗族文化的符号。族人在宗族诗歌总集中对内部成员注重诗教训诫与家风承继,维系伦理秩序;又向外昭扬家声,超出文学作品范畴,体现出跨文学性的、更多是社会性的彰扬作用。清代皖人名门硕族依靠刊刻本族诗歌总集,将家风、家学、家脉代代相传,使得诸文学世家构建完善。     

徽州家谱中的清代涉墓诉讼论略

有清一代,徽州宗族尤其重视"祖宗藏魄之所"的坟茔。这种重视不仅仅是因为墓地为祖先崇拜的现实表述,更是由于其为家族利益的一种特殊载体。墓地在精神和现实世界的双重属性以及选址上的特殊性,造成民间社会出现大量以墓地为中心的诉讼。既有异姓宗族间的诉讼,也有同一宗族内部不同支派之间的诉讼。诉讼的内容主要集中于侵占、盗害墓地及与墓地"吉壤"相关的风水。徽州宗族对涉墓诉讼非常重视,阖族参与的现象十分普遍,并在各自家谱中记载诉讼的过程和结果,作为宗族财产权利合法性的证明。墓地诉讼反映了清代徽州社会的宗族观念、风水观念、民间习俗以及地权争夺与权利冲突等。     

清代徽州家谱编修特色探究——以《绩溪城西周氏宗谱》为中心

徽州家谱作为记载徽州宗族主要历史的著作,有着自己的一套编纂理论与方法。通过探索编修者在家谱编纂过程中对编修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可以看出清代徽州家谱在体例继承与创新、编修材料考证与甄选、体裁多样的文献辑录、家谱功能宣扬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绩溪城西周氏宗谱》的编修秉承了前代的编修理论与方法,并有所发展。深入探究清代徽州家谱的编修特色与具体内容,对研究清代徽州基层乡土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有重要意义。     

徽州谱牒述略

本文论述了徽州谱牒的产生和发展;徽州谱牒的收藏现状、特点、价值。总结了近年来诸多学者利用徽州谱牒对徽州宗族史和家庭史、人口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进行研究取得的成果。并对徽州谱牒的整理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成都东山客家家风传承路径及启示

家风是家族子孙代代恪守家训、家规而长期形成的具有鲜明家族特征的家庭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家族依靠传统家风,对家族成员进行文化熏陶,完成个体的社会化进程。近代以来,随着宗族观念的淡化,尤其是现代社会"小家庭时代"的到来,传统家风受到冲击,家风的传承和弘扬显得极为迫切。成都东山客家,自清初从闽粤赣边迁徙来川,数百年来,通过有形与无形两条路径坚守和传承客家优良家风,为当前家风建设提供了生动样本和有益启示。     

宋明以来徽州血缘身份认同的建构与强化

宋代以来至民国时期,随着徽州山区经济的开发与发展、徽商经营的成功、宗族社会的形成,以及教育、科举和文化的发达与繁荣,徽州知识暨文化精英逐渐揭开徽州地域文化认同建构的序幕,其中祖先中原的身份认同和谱系拟构即是重要的基础性一环。徽州知识暨文化精英通过不断纂修谱牒,强调"万殊一本"的理念,并在矛盾、对立和冲突中,建构和强化了祖先中原的血缘身份与宗族谱系认同,以标榜徽州宗族文化的特殊性、优越性和自豪感。这种血缘身份认同几乎无法与历史真实性达成统一,但它确实强化了徽州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而维系了徽州地域社会的秩序,促进了徽州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明清时期徽州族谱的控制功能

徽州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发展至明清时代,其对族人的控制与管理的功能日渐强化.在这一过程中,徽州族谱的功能也较前发生了变化,由原先相对较为单纯的族史文献发展为过于突出"谱法劝惩"功能的教化文本.明清时期,仕宦、乡绅、商人等徽州宗族精英分子之所以积极参与族谱编纂活动,其主要目的之一即在于利用族谱加强族内控制.以社会控制为视角来讨论明清徽州族谱的功能,似更有助于揭示这一时期徽州族谱的本质.     

清代徽州祭祖概述

清代徽州祭祖在明代的基础上继续有所深化,在经历了两次战乱之后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高峰。在重点讨论清代徽州地区的宗族有关祖先祭祀过程中遍修祠堂、重修宗谱、合修坟茔等内容的基础上,以《茗州吴氏家典》作为徽州祭祖研究的个案,论述贯穿清代徽州宗族祭祖的宗法思想和宗族实践。     

礼学思想与明代徽州女子生活

以文公阙里的徽州为研究模本,从徽州女子所受的教育入手,试图从中寻找礼学这一儒家传统思想浸透民间生活的历史轨迹,以求对明代徽州女子的生活状态做以下根源性的探讨。以应用伦理学的观点．去发现古代伦理观中有超时代意义的思想,古为今用,对创建新的社会核心伦理价值观有所借鉴。     

《家礼》与明清徽州男子伦理生活定位

《家礼》是南宋朱熹撰写的一部礼学专著,分通礼、冠礼、昏礼、丧礼、祭礼5个部分将古代礼义充分糅合于其所制定的礼仪规范中,对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地方伦理生活,具有深刻的影响。以明清时期的徽州为典型区域,以徽州男子为特定人群对《家礼》的实践理路加以探究,认为:一方面,明清时期徽州男子伦理生活的定位,以朱熹《家礼》为旨归,其孝行、悌友、义举等伦理生活,与《家礼》中的孝道、悌友观以及义利观等一一对应;另一方面,《家礼》对古代地方伦理生活的影响展示在礼义和礼仪两个层面,对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于生活中的推广也颇具参考价值     

影响与互动——文艺社会学视野下的徽州戏曲与徽州社会

徽州戏曲的产生和发展深深植根于当时的微州社会,因此擞州戏曲的各元素都与徽州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剧本创作及反映的内容、表演特征、戏曲班社和内部演员的构成以及发展历程中的一点一滴都受到来自徽州社会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而徽州戏曲作为一项娱乐活动,以其独特的优势反过来作用于徽州社会,两者相互融合构成了一个灵山秀水、精细雅致的徽州.这种互动关系的形成正是文艺社会学相关理论的充分印证.     

明清徽商高度重视家庭教育的现象及原因分析

高度重视家庭教育,是明清徽商家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种重视不仅深深植根于明清徽商及家人的思想意识中,而且在其日常行为中也有种种表现。他们之所以特别看重对家庭子弟的教育,既与当时统治阶级的倡导和推广、徽州地区社会舆论的推崇密切相关,更重要的则是与他们“亢身亢宗”的教育动机紧密相联。     

徽州民居身世源于东阳民居吗?

通过对形成独特风格建筑体系的条件,即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人才辈出的地理环境,与徽商同步发展的徽州建筑队伍、徽商的雄厚经济势力,以及徽州与皖南的建筑规制、模式、手法、渊源、志书文献记载,徽商活动的舞台等的分析,说明徽州民居身世不可能源于东阳。     

从《方氏墨谱》看徽州版画的视觉表达

《方氏墨谱》是徽州版画的典范之一,从《方氏墨谱》的艺术特征来看徽州版画的视觉表达,是一个以经典窥要点的概括手段。在分析徽州版画视觉表达的同时,把徽州版画发展轨迹里的徽商、徽文化、徽州本土画家、徽州刻书业中的代表等影响因素引入其中,与《方氏墨谱》的诞生背景一起融入到整个徽州版画发展的脉络当中,分析其视觉表达和总结视觉因素,为当代视觉艺术创作者寻找迷失的视觉表达经典理论寻求支撑和图式审美依据。     

一份“流水日志”中所见的近代徽州社会

徽州万氏自清初一直居住在黟县宏村,万氏文书中有一份光绪年间＂流水日志＂记载了一个徽商家庭日常消费状况,此商人家庭生活俭朴,而且日常消费物品中大量使用机器生产品。这份档案资料从物质层面展现出近代徽州社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时的生活实态。     

徽州民居浅析

徽州建筑发轫较早,至明清时期达到了鼎盛阶段,此时的徽州建筑已经形成了具有独特地域文化特征的建筑艺术风格,是长江流域重要的建筑流派之一。徽州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民居与村落遗存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徽州民居的形成有其特有的历史文化原因、经济条件、民居理念及审美特征。有着悠久历史的徽派文化,体现在徽州民居建筑艺术特征中,它不仅具有基于封建儒家伦理纲常的成人伦、助教化的审美功效,同时也具有道家的玄素相间的整体形态,它以自然为基础,以对立统一与线性造型的形式为审美法则,使徽州成为一处别开生面的中国传统文化集散地。     

湘西南民间木雕与徽州木雕比较

虽然湘西南民间木雕和徽州民间木雕都是中国民间传统工艺美术品木雕中的精品,但是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王,所受文化传承的差异,两者有着各自突出的特点.同时也因为同时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两者也有着相当多的共性.从文化背景、情感表达方式、技术手法以及材料的使用、雕刻题材以及造型方式等多个角度对湘西南民间木雕和徽州民间木雕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其文化背景和艺术手法的相同和不同之处,为对这两者进行鉴别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也便于人们对这两种木雕精品进行深入了解和欣赏.     

论晚清徽商对徽州社会救济事业的扶持——以光绪三十四年水灾赈捐为例

明清徽州社会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徽商印记,及至晚清,情况依然如此。光绪三十四年夏,徽州暴发特大水灾,徽商在灾荒场域之外迅即展开了大规模的赈捐行动。旅沪徽商利用同乡网络组织居中协调,借助现代公共媒体,更新募捐手法,广发募捐公告,号召流寓各大城市的徽籍人士慨输资财,以纾解故土家园的灾难。徽州地方官绅颇为依赖旅外徽商,两者互为奥援,极大地提高了赈济效率。与徽商数额庞大的捐款相比,官赈已退居微不足道的位置,而此次赈捐所体现出的地缘色彩和募捐程式也为考察晚清义赈的演进提供了合适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