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

西周末期,中国的传统史学产生于官方制度化地记录史事,至战国时期私修史勃兴,编纂水平超过官方。历经秦与西汉,官方史学呈现衰微和停滞,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是私修史的巨大跨越,而且有将史学发展拉向突出个性精神、离开先秦以来传统路径的倾向。但东汉明帝支持班固撰修《汉书》的同时,倡修《东观汉记》,开创官方不仅记史而且修史的局面,将史学重新拖回依附朝廷政治的方向。东汉对私修史引导而不堵塞,构建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双轨发展的新格局,这奠定了传统史学的基础,促成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其历史文化魅力,导致后来少数民族政权的仿从,成为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最重要的先导因素,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南高学派的爱国主义史学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南高学派史学的重要特征。面对日趋严峻的民族危机,他们为救国,为进行爱国主义历史教育而努力从事史学研究。他们极力表章悠久的中国文化,驳斥了盛行一时的中华民族西来说,以培养、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面对外敌入侵,他们呼吁民众奋起反抗,努力激发民众的救亡意识和爱国情操,自己也履行了书生报国的职责。南高学派的这一史学特色,充分彰显了他们经世致用的的治史理念。     

近代以来认识论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史学

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极其深刻地表现在认识论层面。这一层面的影响大致体现出三种途径：一、与中国古代思想交锋，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了连带而来的间接影响；二、与历史学结合，在由此产生的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等概念及讨论中，追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相关知识；三、转化为史学理论的相关问题，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史学。这几种途径既在时间上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也在横向意义上从属于不同的层次。无论哪种途径，有关研究与认识都呈现出浅尝辄止的状况，既不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史学，也不利于中国史学在认识论层面的发展。对此，我们需要提高自觉意识。     

抗战时期爱国学人的史学经世思想

抗战时期,爱国学者强调学以致用,自觉把旨在"求真"的史学研究同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把研究历史和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注连接在一起,表现出对历史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深沉思考,赋予了中国史学经世致用优良传统新的时代内涵。其史学经世思想表现为: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著史考史的社会责任感;自觉为抗战提供历史借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课题研究意识;着眼于向大众普及正确历史知识的历史教育思想;"致用"与"求真"并重的史学学术观。     

简论中国应用史学的先秦实践

先秦是中国史学产生的时代,也是应用史学大放异彩的时代.先秦应用史学经历了以僭"天命"为依托的史政不分;以冒"礼"为依托的史官职能专业化;以"仁"、"霸"为依托的实际应用等三个阶段.形成了以天命为经、以礼为纬,以仁、霸为节的应用史学实践体系.中国应用史学的先秦实践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传统史学崩溃论

中国传统史学体系的发展始于先秦,此后绵延两千余年,历久未绝.中国传统史学具有强烈的"求真"精神,坚守"实录"原则,在历代王朝的政治文化体系中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功用.明清时期,随着文化政策上高压倾向的确立,旧有的学术生态遭到严重的破坏,中国传统史学显现出明显的衰落迹象.与此同时,在西学东渐的风潮下,中国学术思想领域表现出显著的多元化转向,中国本土与西方世界均产生了"新史学"思潮,从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动摇着传统史学的立足之基,加速了中国传统史学体系的崩溃.     

史境求证:中国艺术史建构的基础

中国艺术史学的研究与建构需要大量而充足的史料(作品、文献),所使用的"史料"必须是真实可信的。历史上有不少伪造文献和伪作,给史学的研究与建构带来了干扰和难度。无论是何种专门史的建构,都需要对所使用的"史料"进行甄别和鉴定。中国艺术史学的建构同样如此。"史境求证"是研究与建构中国艺术史学的一项基本工作。"史境"这一概念,包含了历史文化与社会环境、历史政治与经济环境和历史文化交流环境等,即强调历史中各种环境之综合。史境与史料(作品、文献)直接发生联系,没有脱离"史境"的"史料",也没有无"史料"的"史境"。故此在"史境"中考证史料的真实性和解读其各种含义,史料才是有效与有价值的。"史境求证"是建构中国艺术史的一个有效的基本工作。     

学术史思维与时代性意识——论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源流、路径及意义

学界对中国“通俗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歧在于对史学“娱乐化”（作品）的理解与接受,辨证该问题需从中国“通俗史学”自身的发展史及其学术功用之实践入手。从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渊源来看,其历程至迟于唐代已开始,这个历史过程可以20世纪初“新史学”的提出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不同阶段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从“通俗史学”普及历史知识、延伸正统史学社会功能的角度看,中国“通俗史学”的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条以通俗历史读物等简化正统史学的形式为主,一条以讲史等娱乐性活动的形式为主。历史地看,两条路径下的史学“通俗化”发展均促进和实现了历史意识及史学意识的深化,延伸了史学本身在教化、教育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因此,当下的“通俗史学”研究应以时代意识来重新定位史学“娱乐性”作品。     

楚人重史与长江文化

先秦时期 ,楚人重史学 ,有优良的传统 ,申叔时论教导太子 ,重历史教育 ;左史倚相熟悉训典与百物及得失成败之故 ,裨益政治 ;屈原《天问》问及传说与历史 ,其历史意识卓然可观。凡此 ,对后世史学有很大影响 ,亦为先秦时期长江文化之一奇葩。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概述

为了推动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于2007年9月20日至24日在承德联合主办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就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理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历史上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成就、历史学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等诸多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中国美学史著作写作的几个局限

20世纪以来,中国美学史著作的写作学术积累丰厚,但因为多种原因也导致其写作的六种主要局限。对20世纪以来中国美学史著作进行较为全面的回顾、清理、总结和反思,有利于寻求中国美学和中国美学史写作的新的学术生长点。     

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历史叙事分析

革命历史记忆的建构实际上是一个历史叙事的问题,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关于革命历史的叙事经历了一个从革命的现实反映到革命的历史化讲述,再到历史的革命化讲述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来建立革命历史的整体记忆。革命历史的外在时间谱系和内在逻辑结构的确立,成为革命历史叙事的关键。     

“诗史”观辨正及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

以诗传史、以诗证史的“诗史”观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诗学传统，其发展到宋代日趋成熟，宋夏战事诗正是宋人“诗史”观念的产物，它融铸着文人士大夫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浓郁的爱国情怀。宋夏战事诗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发于危难，记录史实；2．有史有情，忠愤沉郁；3．律切精深，意在言外。通过对宋夏战事诗“诗史”性质的考察，可以帮助我进一步去深入认识历史、反思历史，并从中积累民族的生存智慧。     

《淮南子》的情感论

《淮南子》中情感论材料丰富,虽散布于各卷中,但可从中总结提炼出这样一个体系:情感的发生论、规约论、表现论、接受论;而且论述深入详致。这一承前启后的体系化情感论发生在汉初,而且发生在一部著作中,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不但可由此管窥中国古代对情感世界的较早而又较为全面的自觉性体认,而且这对研究古代文学情感学体系也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汉代由先秦的重志轻情,一变为重情轻志,在《淮南子》这里已露端倪,可以说,魏晋南北朝的“人道当情”论、“诗缘情”论在汉初就已开始酝酿了。     

《易传》中的天道、人道及其天人关系

《易传》主要是对天道、人道的摹写，进而阐明了天与人之间的内在关系。天道与人道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天道统摄人道，人道效法天道，天道与人道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层面达到了合一。《易传》哲学，先谈天道，由天道推演人道，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奠定基础，在当今社会价值重建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历史考察

毛泽东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包括毛泽东本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包括党的集体智慧,是我们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源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作出了新的贡献。     

毛泽东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

传统民本政治是一种理想色彩很浓的理论,在君主专制主义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传统的民本思想是在承认君主权威至上的前提下,来观照"民"之为"邦本"的,这种内在矛盾是它无法实现其政治理念的根本症结.毛泽东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用全新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替代了传统的民本思想,从而实现了对民本思想的历史性超越.     

伊川先生的《周易》观

程颐继承了先秦儒家《易传》的《周易》观,认为《周易》是一部讲思想的著作,其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提高自身的德智修养,认识事物的变化法则,并以其所著《易传》创造了义理易学的巅峰。朱熹对程氏的《周易》观加以批评,力主《周易》为卜筮之书说,在易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他在这种《周易》观指导下完成的《周易本义》,受到王夫之等有识之士的深刻批判。易学史证明,以学弘道,承传《周易》的哲学智慧和健康的人文精神,应是易学研究的主题。     

关于中国文学史"重写"的若干思考——以晚唐五代为中心

中国文学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过百年之久。20世纪80年代来,学术界要求“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日高,期望新的突破。作为一种尝试,以编年体的形式来重新撰写中国文学史,或可弥补当今通行纪传体文学史之不足。     

三十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

食货派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之后形成的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为研究旨趣的学术团体。食货派形成以陶希圣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队伍,注重系统搜集和整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专题史料,并以此基础,在寺院经济史等方面开辟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