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之争与京保津兵变

迁都之争作为民国史上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目前学界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在这场民国初期革命党人在共和制度下与北洋军阀势力的严重的政治较量中,发生在北京、保定、天津地区的兵变成为袁世凯最终取胜的重量级砝码,从而达到其踞守北京的政治目的。但“京保津兵变”实际上是袁世凯亲手导演和操纵的,它以政治斗争为目的,并对所涉地区造成了惨重的经济损失。本文就迁都之争与“京保津兵变”的过程及其影响展开探讨。     

亚述历次迁都比较研究

在历史上,亚述曾经多次迁都,亚述都城的变迁表明:亚述都城的选址多侧重战略意义突出的地理位置;迁都是亚述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亚述在具体历史条件下适应变化的政治形势的客观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迁都往往成为缓解政治形势的变化所引发的内部冲突的有效途径。此外,亚述迁都有时也取决于亚述国王的个人意志。     

慕容燕迁都探析

十六国时期,鲜卑慕容部在中国北方先后建立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四个政权。慕容燕随着实力的消长,在进取和撤离汉文化中心区的过程中,都城不断迁移。前燕随着实力逐渐增强,积极向汉文化中心区扩张,其迁都是主动进取性的;后燕、西燕、南燕随着实力的削弱,逐渐退出汉文化中心区,其迁都是被动退缩性的。慕容燕多次迁都,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民族融合的作用。     

明朝迁都北京与多民族国家治理

明朝建立后,面对多民族国家治理的新格局,定都问题一直是困扰朱元璋君臣的一大难题。终洪武之世,朱元璋也未能解决迁都的问题。燕王朱棣称帝后,将北平改为北京,条件具备后迅速将京师从南京迁到北京。成祖去世之后,虽有短暂的反复,但英宗即位不久,宣布定都北京,从此北京成为明朝永久的都城。迁都北京是明朝主动适应唐以后多民族交融局面的具体表现,一方面可以有效应对元朝残余的侵扰,另一方面能够整合农耕和游牧两大区域,为中国多民族国家治理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意义重大。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原因补论

向南迁徙是拓跋鲜卑的历史传统。孝文帝舍平城而选洛阳作为都城,乃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孝文帝的正统思想和大一统理想体现了迁都洛阳的必然性,其后进行的风俗改革则彰显了迁都洛阳的必要性。从东晋迁都洛阳之争来看,洛阳是统一帝国的都城首选。孝文帝迁都洛阳正是看中了洛阳的政治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南京国民政府社团立法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尚处于调整和磨合过程之中,政府有建立社团主义国家的强烈意愿,而通过立法形成管控社团的法律和制度框架,是实现这一意愿的重要途径.但由于体制和时局的影响,这种全面控制社会的努力总是面临一定的限制,于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形成一种控制与共生动态.     

襄助北魏孝文帝迁都的三位关键人物

北魏孝文帝南迁国都,工程浩大而繁杂,因得力于尚书李沖、任城王拓跋澄和皇后冯氏的襄助,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大业。李沖、拓跋澄和冯氏分别是汉族士族、拓跋宗室和皇室中最有权势和能力的人物,他们在营构新都、动员与组织迁徙的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过,他们对于孝文帝的迁都方略,或者事先并不知情,或者知情之后一度激烈反对。然而,孝文帝却坚定地重用他们,这与孝文帝欲藉迁都事件而达到分化平城旧政治集团之目的密切相关。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及汉化心理剖析

冯太后对孝文帝近乎虐待式的教育,拓跋家族皇权至尊的尴尬,以及冯太后耀眼的政治光环,给孝文帝童少年心灵带来巨大心理创伤和压力。作为帝王的孝文帝,在冯太后生前有如傀儡,冯太后死后,由于鲜卑元老旧势力的掣肘,孝文帝在平城仍很难施展抱负。因此,迁都与汉化是使他的压抑与焦虑获得的释放,完全外化为其思想主流,并在亲政后一直支配着他的行动。     

唐宋时期关于定都与迁都之议

唐宋时期我国政治重心发生着重大变迁,作为中国传统政治中心的关中、洛阳地区趋向衰落,国都东迁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定都关中的经济、政治弊端早在唐代就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与警示,而北宋定都开封虽然借助了东南漕运之利,有助于宋初政权的稳定,但军事地理形势上的先天缺陷又成为靖康之难中汴京迅速陷落的重要原因.在民族战争频繁激烈的南宋时期引起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的积极响应,迁都关陕、襄邓奏议在南宋前期曾经是确保社稷安全、进而恢复中原的中兴良策,遗憾的是最终都被束之高阁.反思唐宋时期的迁都之议对今天全面的认识历史上的定都与迁都的成因有很大的启发.     

南京国民政府与初期抗战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依据中日双方的经济、军事实力,制定了对日抗战的最高战略方针———持久消耗战。中日开战初期,正面战场遵照“持久消耗战略”与日军进行数次重大战役,有些战役虽然未能明显地显现出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思想,在具体指挥中也犯有种种错误,最终丢失了半壁河山,但在尽可能给敌人造成一定杀伤的同时,暂时地、部分地放弃某些乡村和城市,换取时间,积聚力量,转变敌我优劣态势,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个战略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是抗日战争的上策。因此,从总体战略来考察,正面战场的初期抗战是比较成功的,其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     

试论1928年迁都后北平人城市意识的新自觉

1928年北伐结束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失去国都地位后,北平市政府为维系旧都繁荣,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并得到了地方精英阶层的积极响应.在此过程中,北平的地域性发展诉求凸显,城市形象得到了重塑,市民的城市认同感彻底迸发,一座平民化的新北平也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些都是北平人城市意识真正成熟和定型的典型标志.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中外商标交涉

商标法规的制定和实行本属一国内政,但在近代中国弱势外交的背景下,中国商标法规却遭致西方国家的诸多干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有关商标法的对外交涉,是中国在中外商标交涉中由被动变主动的转折点.此后,中国商标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实行逐渐摆脱了西方国家的干涉,反映了国内工商业界的诉求,在促进和保护国内商业发展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论市民社会理论变迁中的两次颠覆及意义

市民社会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学术思想史上曾经历了重大的变迁。传统哲学家把市民社会理解为是政治国家的统一体，是与自然状态相对应的那种状态，黑格尔颠覆了这种理论，指出市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的中间阶段，是一个经济联合体，而国家高于市民社会，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再次颠覆了黑格尔的理论，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抽象性和神秘性，认为市民社会构成了社会存在的物质生活领域，以物质生产活动为主要内容，进而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蒋介石与1927年"迁都"之争

随着北伐的推进,蒋介石较早提出"迁都"武汉,但随后又力图将中央党部与政府留在南昌,从而引发"迁都"之争.蒋介石与武汉国民党左派的争执,乃至最后决裂,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通过研读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日记,不难发现蒋自命不凡,而又慷慨悲歌,他的疑忌之心太甚,从而使自己与对手的裂隙不仅难以愈合,而且迅速扩大.     

论西汉初期皇嗣之争

本文利用翔实史料,力图论证:1、汉初皇嗣之争是刘邦一手挑起的。这份争执,终致刘、吕两败俱伤,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历史教训。2、吕后临朝听政后,并没有改朝易制,中央统治机制依原来轨道运行,人民“衣食滋殖”。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蒙藏委员会的一般职责述略

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沿袭了北洋政府蒙藏院的职权,负责管理边疆民族地区中的少数民族事务,其日常工作职责有：呈请任命盟旗行政长官、掣签活佛及对活佛的登记备案、改革蒙古地方行政、翻译国民党宣传品、文化审查、调查蒙藏地方情况、管理其他少数民族事务、赈灾救济蒙藏民众、保送蒙藏学生等。这些具体工作反映了国民政府初期蒙藏委员会的工作性质和状态。     

战后初期美国对危地马拉的两次秘密行动

冷战初期,美国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将有民主化进程的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视为苏联共产主义势力在该国的扩张,欲将之除去。通过两次秘密行动,采取外交压力和心理战相结合的手段,最终推翻了危地马拉的民选政府,这也成为美国今后在拉丁美洲干涉别国内政的一种模式和手段。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农村职业教育必要性与可能性探析——兼谈“农业破产论”

农村职业教育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取得了初步发展，虽然规模较小，但作为一种开先河的尝试，其价值是不能用规模大小来衡量的。无论如何看待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农民，他们都需要进行职业方面的教育，都具有进行职业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农业发展的诸多不足也为农村职业教育的进行提供了空间；封建的土地关系依然存在，但这不构成妨碍农村职业教育进行的决定因素。     

重新解读胡适及“问题与主义”之争

在研究胡适思想言论的过程中,既要避免掉入政治感情的"陷阱",又要充分把握胡适的思想言论多有偏激性和非严密性这一特点,把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提出的主要观点全面地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从总的层面上来说,胡适在当时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对我国社会发展具有长远现实意义的问题,即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问题与主义"的关系。从具体层面来说,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提出的某些观点是存在不足和漏洞的,但他同时也提出了不少直到今天也还有生命力的正确观点。"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发生的一场以方法论争论为核心的政治色彩很浓但却充满自由平等气氛的健康学术争论。     

社会改良与社会革命之争的存在论基础

以伯恩施坦和罗莎·卢森堡为代表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的争论不仅是革命道路的不同选择的问题,更是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生死攸关的问题.罗莎·卢森堡的"社会革命"概念本身具有较之于社会改良更为丰富的内涵.本文主要从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出发,首先确立"社会革命"本身所具有的目的层面的涵义.其次在同为手段的层面上比较社会革命和社会改良的不同.最后分析两种主张背后的存在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