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之争与京保津兵变

迁都之争作为民国史上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目前学界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在这场民国初期革命党人在共和制度下与北洋军阀势力的严重的政治较量中,发生在北京、保定、天津地区的兵变成为袁世凯最终取胜的重量级砝码,从而达到其踞守北京的政治目的。但“京保津兵变”实际上是袁世凯亲手导演和操纵的,它以政治斗争为目的,并对所涉地区造成了惨重的经济损失。本文就迁都之争与“京保津兵变”的过程及其影响展开探讨。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原因补论

向南迁徙是拓跋鲜卑的历史传统。孝文帝舍平城而选洛阳作为都城,乃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孝文帝的正统思想和大一统理想体现了迁都洛阳的必然性,其后进行的风俗改革则彰显了迁都洛阳的必要性。从东晋迁都洛阳之争来看,洛阳是统一帝国的都城首选。孝文帝迁都洛阳正是看中了洛阳的政治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     

大国治理中的国家结构形式选择--基于封建与郡县之争的考察

围绕着“封建”与“郡县”所进行的制度选择、政治争论和观点碰撞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一个热点政治课题。在广泛收集史料的基础上,借鉴现代政治学的视野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与郡县之争,既非儒法之争,也非分权之争,而是两种国家结构形式之争,根本目的都是为皇权的实现寻找恰当的途径和手段。二者不是彼此分离的,在政治实践中,封建与郡县往往是有机融合在一起,藉以寻求国家统一与地方活力之间的合理平衡。     

暗箭:政治象征的三重争夺

政治象征是政治系统得以顺利运作的必备组件,围绕政治象征展开的争夺是权力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合法性建构过程中的惯常景象.政治象征之争依其程度深浅可分为三个层次:"器之争"侧重象征的物理形态和工具性质,争夺的是作为权力资源和合法性资源的象征物;"体之争"发生在政治社会的制度和秩序层面,凸显出不同价值系统之间的龃龉和消长;"意之争"是对前两种争夺在认知层面上的反思,与象征之多义性直接相关的理解象征的能力成为争夺的焦点.     

五代政治文化的蜕变与转型

唐、宋两代政治文化的差异 ,是五代分裂割据条件下的深层社会变革造成的。随着宦官及氏族势力的衰败 ,五代以后政治集团的核心结构发生了剧变。五代之初南中国多元政治中心的建立以及地缘政治的发展、南方各地政治人才数量和质量的快速提升等等 ,为政治文化的深层蜕变创造了条件。作为偏安的产物 ,新型的文人政治开始在南唐、吴越初步形成。五代中后期 ,南方和北方政治文化的对立冲突 ,士人群体之间喜同恶异、党同伐异的朋党之争等等 ,无疑体现着由唐及宋的政治过渡与文化转型。南唐党争虽无法与北宋党争相提并论 ,但党争过程中反映的南北政治文化的对立 ,由政见之争演变为意气之争 ,最终导致文化自毁因子的生成等基本问题 ,是前后一脉、彼此关联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事诉讼法制变革原因之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依靠军事力量取得全国统治权,政治的统一为民事诉讼法制的变革提供了前提和保证。政治统一又推动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民事诉讼法制变革的现实基础。而随着不同历史阶段社会矛盾的转变,南京国民政府的民事诉讼法制建设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推动或是抑制了民事诉讼法制变革与发展的进程。     

以色列、犹太学研究会1993年年会综述

1993年4月21日～22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组织召开了1993年以色列、犹太学研究会年会。来自北京、河南、西安、云南、南京、上海的近70位代表围绕以色列的政治、经济现状,克林顿当选后的美以关系,中东和谈的症结与前景诸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讨论情况综述如下:     

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新探

为改革财政税收以巩固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28年7月召开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此次会议得到中央各部门、地方政府、商会代表及财政经济专家的积极响应,其代表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专业性。在为期十天的会议上,代表们围绕财政、税制、债务、预算、裁兵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经审查和决议,会议制订了统一财政、划分国地税收、整理旧税和推行新税的原则和办法,对南京国民政府财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试论明朝两京祭礼的归并

祭礼作为一种政治典礼 ,随政权的转移而转移。洪武定鼎南京 ,郊、庙、社稷等祭礼次第而建。永乐迁都北京 ,祭礼因此开始有南京向北京的归并 ,这一过程到嘉靖朝最终完成     

“京派”“海派”文学比较研究论纲

文化形态与文学分野从新文学作家的地理分布状况检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期中国文坛,便可发现这样的文学史现象:现代中国作家大都分布在中国南北两大城市的北京(包括以北平为中心的天津、济南、青岛等北方城市)和上海(包括以上海为集中点的杭州、苏州、南京等南方城市).上海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以左联为代表的进步左翼文学,     

1931年的全国航空会议及其影响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因国际航空事业的迅猛发展与日本侵华的步步进逼,国内各界人士纷纷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加强航空建设以挽救祖国危亡。因此,1931年4月20-25日,全国航空会议在南京召开。与会代表为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提案多达210件,如航空行政统一、航空建设与发展、人才培养、航空工业等重要的提案,为民国时期的航空事业发展绘就了蓝图,亦为南京国民政府实现航空行政的统一提供了机遇,甚至为六年后的全国抗战储备了一定数量的航空人才和奠定了部分空军基础。此次会议在中国现代航空事业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全国第六次哲学应用研讨会概述

全国第六次哲学应用研讨会概述朱恪钧胡斌如何看待和解决改革与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若干社会重大矛盾问题，今年７月中旬在成都召开的“全国第六次哲学应用研讨会”围绕这一主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是由全国哲学应用研究会、四川省哲学学会、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     

中国近现代政治体制的转型及其当代启示

自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以后,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进程.中国的政治体制自身和人们对政治体制的认知也经历了痛苦的五大转变:从君主专制制到君主立宪制、从君主制到共和制、从内阁制到总统制、从多党制到一党制、从地方自治制到中央集权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近现代政治体制转型中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政体之争与政党斗争、国体之争与政体之争、国内阶级斗争与国际列强干预叠加、搅和在一起,使得这一转型特别艰难与曲折,使中国丧失了许多原本可能的历史发展机遇.近现代中国政治体制转型中已经提出但尚未完全解决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去思考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去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近现代中国政治体制转型的经验和教训给我们今日的政治体制改革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十大历史启示:如何处理好现代民族建设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现代国家建设与现代政党建设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现代国家建设与现代社会建设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国家建设与经济建设(求强与求富)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执政党、国家与军队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执政党、国家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决策系统与咨询参谋系统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改革形式与改革内容、改革时机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政治体制之间的批判与借鉴、改革与创新的关系.     

春秋时期楚人的南土观念——以《左传》为中心

春秋时期楚人的南土观念,是楚人在春秋时期形成的地理思想观念,是对南方政治疆域空间的体认。随着出土文献的涌现,楚民族的北方起源与向南迁徙的历史得到了印证。《左传》书写中,楚民族的北方记忆铸就了楚人对征服北方的渴望,艰辛的南徙与创业经历促成了楚人对南土的地域意识。楚人效仿周王朝的都城格局,多次迁都以适应楚国在南方的扩土进程,且统一都城"郢"之称谓,使之成为镇抚南土的政治威权空间。《左传》对春秋时期楚人南土观念的地域意识、核心都城以及整体政治疆域空间的三重书写,体现了《左传》文本对于春秋时期诸侯征伐所致的地缘政治结构的理解与构建,亦反映出南北对抗的背景中楚人借鉴中原文化的政治理性精神。     

南京国民政府为收回邮政管理权所作的努力

中国近代邮政事业一经开办，其管理权就为西方殖民者所控制。南京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设立南京邮政总局，并积极谋取与北京邮政总局合作，使得中国邮政事业在非常时期保持统一状态。在此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采取有利、有节的策略，赢得了主动权，打击了洋总办的嚣张气焰。北洋政府垮台后，北京邮政总局南迁归并于南京邮政政总局，南京政府交通部对邮政系统进行了改革，改变了洋员支配中国邮政的局面，中国的邮政管理权基本上被收回，此为中国邮政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开始了中国邮政事业新篇章。     

试析民国时期《大乘掌珍论》二量之争

民国时期,围绕《大乘掌珍论》中观论证,既有南京支那内学院王恩洋与吕澂的讨论,又有武昌佛学院与南京支那内学院之争,讨论核心为佛学论证规则,即佛学论证以因明规则还是以佛理为标准。解决清辩中观论证之争,一方面须正确把握因明特征,另一方面以三支论式展开佛学论证必须遵循因明规则。     

南京国民政府事前审计制度演变的路向分析

事前审计制度是南京国民政府审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提高政府审计活动效率的视角,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不断立法的形式,明确事前审计的部门归属、职权范围和操作程序,加快了事前审计制度建设的步伐,使其不断走向法制化与科学化。但受金库不统一、地方审计机构不健全等因素的制约,南京国民政府事前审计的制度建设与实践层面之间尚存一定差距。     

南京国民政府乡村制度变革:政治结构及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乡村制度变革使国家权力自上而下逐步深入乡村社会 ,在制度结构、权力结构和人事结构等方面引起了社会的变迁。从乡村政治现代化的角度来看 ,南京国民政府的乡村制度变革只是一个过渡。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来看 ,在这个过渡时期形成了乡村政治的一对基本矛盾 :政治权力结构与社会阶层结构之间不吻合的矛盾。这种结构上的矛盾导致了功能上的异化和士绅规避主流政治、新旧力量扌干格、农民对政治参与表现消极甚至敌视等一系列问题 ,使国家和基层社会的关系处于恶性发展之中。可以说 ,南京国民政府的村制变革给乡村政治带来了新变化 ,但没有带来新出路     

隋杨广晋邸王府学士及其与政治、文化之关系

隋开皇九年平陈、十年平叛 ,确立了南北统一的形势 ;隋于此推出其旨在巩固统一的“太平之法”。隋晋王杨广在平叛战争结束后易镇维扬 ,成为有隋治理南方的最高军政长官。杨广驻节江都期间 ,所结构的晋邸王府学士 ,是其所谓“文化战略”展开的文化建置 ;杨广“统临南服”而江左有长达近十年的政治稳定局面 ,大致凸现了这一战略及其战略构件合理建置的政治成效。滥觞于江都晋邸王府学士而长达近 2 0年的文化典籍修纂 ,是隋史上一个持续的文化发展进程 ;其间 ,杨广撤府北上 ,晋邸南士及晋邸南方文化典籍大规模北播中原 ,并及晋邸学士襄力于大业初国家图书校理 ,不啻促进了隋代南北文化步入融通发展格局的历史进程     

国家与市场间的徘徊:英国社会福利制度演进中的政治元素

从社会福利建设的进程来看,有关国家取向与市场取向福利建设思维的争议一直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主要议题之一。国家取向与市场取向的福利建设思维会影响不同时期社会福利的发展速度、发展方向和实际效果。而新世纪对这种争议的实践进行理论分析,能够对社会福利发展进程分析得更为透彻,也方便对未来社会福利的建设提供建议。研究在探讨了英国社会福利制度演进的基础上发现,社会福利建设究竟受到哪种理念的影响与政治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在国家取向与市场取向中如何抉择的政治诱因是政治取向与政党政治间的竞赛。换言之,国家取向与市场取向的福利争议源于两个政治元素:一是政治倾向上的新"左派"与新"右派"之争;二是政党政治方面的工党与保守党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