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士大夫本末观的转变

宋代,伴随着商贾势力的壮大,以及士大夫“言利”异质文化思潮的兴起,士大夫的本末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不仅对商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价,其价值视线已游离和摆脱了封建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冲破了君子耻于言利的精神堤防,纷纷投身于商贾行列。宋代士大夫本末观的转变,反映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和文人士大夫对农工商业社会功能与地位的认识发展过程,以及对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自觉适应。     

宋代士大夫与占梦

士大夫身处名利场之中,面对官场的复杂,迫切需要寻求预知未来和把握命运的方法。宋季士大夫的占梦活动十分普遍,他们对于梦的迷信和探索活动,在宋代社会留下深刻的印记。     

宋代士大夫隐逸之风探略

由于宋代特定的历史因素,在士大夫之间普遍存在着隐逸倾向.其表现有士大夫多以"某某居士"为其名号;许多士大夫观佛寺,游道观,看佛道之书,与僧侣道友交往密切;不少士大夫文学作品透露着浓厚的隐逸思想;士大夫生活中的一切--风景、官署、斋室等都与吏隐之名联系起来;不少的士大夫有着或长或短的隐退经历.     

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探析

宋代是一个＂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文人士大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却处处凝聚着一股归田、退隐、出世的思想,凸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隐逸思潮。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的盛行,不仅与宋代冗官、闲官政治紧密相联,也与宋政权对文人士大夫的牵制以及朋党之争息息相关;宋代意识形态领域中儒、佛、道三教融合的社会思潮,则使他们能够在当世之志遭受挫折之际,退而出入佛道,用佛道出世远世和遁隐的精神解脱自己;宋代文人士大夫自省、内敛的心态和审美趣味,使他们在审美意象上更加注重内心情感的体验和对平淡闲适生活的追求,并由此将退隐作为体验自由、寻求心灵解脱和淡泊澄静的一种生活方式。     

宋代史学精神与史论诗

文史通融,富有历史学识的主体文化特征,使宋代士子可以把宋代的史学思想、精神渗透到史论诗的创作中。具体而言,受以史为鉴、探求治道的史学精神影响,宋代史论诗体现出强烈的史鉴意识,重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尤其强调从君主角度探寻兴亡之因。注重史料选择,重在把握关系国家治乱兴衰、具有垂法训诫意义的事件与人物,题材选择具有典型性、趋同性。疑经辨伪、不拘成说的史学精神,使史论诗敢于怀疑传统经史之义,注重历史的细致辨析,表达己见,促成了翻案体的盛行。适应重建思想秩序的时代要求,伴随着新儒学的建构,宋代史学完成了指导思想的儒家化,以理观史成为宋代士子的着眼点,史论诗的内蕴也因此上升到哲学层面,体现出鲜明的历史哲学性质;多从义理角度评价人物,发明史义,在历史认知上有鲜明的道德化、义理化倾向;褒儒颂隐成为基本的题材倾向,特别是在探求义理时,始终以尊王为本,具有鲜明的正统意识,形成了强烈的褒贬之风。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社会角色

宋代"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使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从根本上取得了一致,从而大大激发了他们入仕参政的积极性,强化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角色意识。然而由于宋代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冗官闲官增多,加之有宋一代反复起落的党争,所以在宋代,通过政治权力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士大夫并不多,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为政的同时,又对学术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许多人是亦政亦文亦学术,人生实践与社会角色呈现出多维的态势。宋代之所以能成为"郁郁乎文哉"的文化繁盛时代,与宋代士大夫这种多维的社会角色是密不可分的。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

宋代统治者"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将古代中国的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以科举出身为核心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形成.在崇儒礼士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宋代士大夫表现出一种愈益自觉的群体凝聚意识,他们不仅能超越个人的利害得失,同以天下为己任,论道经邦,积极干预政治,而且不避朋党之嫌,高倡君子有党论,体现出一种志在经世、舍我其谁的党派意识.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凸显出士大夫阶层兴起后的一种整体心态,即从追求个人的进退荣辱转向对于社会及阶层利益的群体关怀.     

简论宋代史学的特点

在整个古代史学发展中．宋代史学无论是在对当代史的记述和编修中，还是在史书体裁、史学领域、史科考证、治史原则与经史关系等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代士大夫声伎之乐现象管窥

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对声伎之乐的追求极为盛行,其流风所及,几乎每一文人士大夫都与歌姬舞女有过交往和联系,从一定程度上讲,追求声伎之乐已成为宋代文人士大夫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时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审美境界。宋代士大夫声伎之乐的盛行,不仅与宋代最高统治者有意识劝导臣僚“以声妓自娱”的政策导向有关,也与宋代士大夫宦海升降浮沉紧密相联;宋代各类娱乐业和服务业的兴盛和发展,也为宋代士大夫对声伎之乐的追求提供了条件。     

宋代士大夫的饥荒对策刍议

宋太祖提出荒年募兵的政策,以消除流民可能的动乱隐患。此一设想被富弼较好地落实,并与其它措施一起成为很多士大夫推崇的赈灾典范。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却因其带来冗兵冗费和劳动力减少而加以反对,但他们未能提出建设性的解决之道。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推行以工代赈的救荒政策,而且采取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灵活方式,由此发展了生产,同时也起到了避免动乱的政治效果。苏轼兄弟在几种救荒方式间依违不定,程颢曾参与以工代赈行动,朱熹则多次呼吁以这种可持续的方式赈灾。宋太祖钦定和宋神宗正式诏令的赈济方式,均产生很大争议,说明士大夫对"祖宗家法"与国家法令的态度并非严遵谨守,而是力争为我所用。     

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影响及其原因考

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产生了诸多影响。在政治权力上,官员的任免权及赏罚权受到士大夫们的限制和阻挠;在财权方面,为防止皇帝挥霍,财权归户部和三司,皇帝无权掌握国家财产,皇帝的私人内藏库也要置于朝廷的监察之下;在军权上,皇帝的军事决策并非一人独裁,要经过与士大夫商议后方可施行,有时皇帝的军事决策甚至被否决;在生活事务方面,皇帝后宫私生活也要受到大臣的限制,皇子及皇后废立都需经过士大夫讨论通过,此外宗族事务也受到士大夫的严格监管。宋代的政治环境较为宽松,但远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无法动摇至高无上的皇权。     

理学与宋代史学思想

理学与宋代史学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对自然与社会起源的探讨促使宋代学者研究古史；将天理视为现实社会的道德原则使宋代学者的史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纲常伦理观念，这种观念又表现为正统意识和对《春秋》一书的重视；探讨历史问题成为探求天理的途径；对现实的关注使宋代学者普遍具有反天命和无神论的思想。     

宋代社会与史学思想

历史、史学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密切,历史以社会方方面面的内容作为自己的内容,史学是历史过程的记录者或史书撰写者的主观产物,史学所研究的直接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在中国古代不同的社会转型期,社会与史学关系表现得各不相同。本刊特辟专栏,在总论历史、史学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又选取春秋战国时期、宋代、明清时期三个社会转型的不同节点,系统论证了不同社会形态与当时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     

理学与宋代史学发展的特点

宋代史学在研究领域、史著作例、文学方法等方面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这些特点与宋代居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统治地位的理学密切相关。从史学研究领域来说，理学对促进宋代的唐五代史与家本朝史的发达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史著作例来说，理学与宋代编年体史的盛行、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的创立、学术史专著的编撰有着密切关系，方志体例的确立也折射出理学的影响；从史学方法来说，宋人治史求会通与理学联系在一起，理学促使这一时期史论史考空前发达、只有把理学与宋代史学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正确而全面地认识宋代文学发展的特点。     

宋代士大夫的精神风貌与传统民族精神

宋代以降,士大夫地位有明显改变。他们博学多才,疑古创新,身怀济世理想,积极参政议政,匡世救弊,挽救危亡,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风貌,对传统民族精神产生了积极的深远影响。     

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简论

本文采用贯通手法,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著名史家为重点,从历史进化、人事天神、直书曲笔、忠孝节义、以史为鉴五个方面较全面地论述了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作者认为,就史家个人成就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任何一个人都未能全面地超过司马迁,但从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却比秦汉有很大的发展。     

试论宋代文化的历史地位

宋朝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时期.从宋代开始,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经济形态、政治体制、学术思想、文化意识诸方面皆呈现出与宋前社会不同的特点,并为后世所承继.主要体现在封建租佃制代替庄园农奴制;传统的"重本抑末"观念发生明显转化;义理之学代替了汉唐的章句训诂之学;"皇权--士大夫"体制取代"皇权--吏员"体制.     

信与疑：宋代士大夫的术数态度

宋代术数异常兴盛,朝廷虽对其严加管控,然士大夫和术士仍过从甚密。宋代士大夫对待术数的态度,不能从历史文本简单以信与疑而论断,必须考虑文本背后的历史语境、政治因素及文化传统,而且要以布罗代尔“长时段”的历史视野来考镜,方能厘清宋代士大夫对术数“信欤”、“疑乎”及“非信非疑”等多维度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