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矿章关于办矿洋商的规定及其效果

晚清政府频繁更改矿章的用意之一就是藉此约束洋商,实现中外合资办矿的“权操自我”。从《矿路公共章程》到《大清矿务章程》,关于办矿洋商的规定不断完善。但是,在外国驻华领事、公使甚至外国政府的支持、袒护下,洋商专意于私订合同,盗挖华矿,基本上不将清政府矿章放在眼里,部分官员面对洋商。执法信心不足,所有这些又使得晚清政府期望借助制订矿章来实现保护矿权的努力,终究未能取得多大效果。     

勃兴与途穷：《南部档案》所见晚清金商办矿研究

四川省南部县出产金矿,开采以山金为主,有民间散户开淘、厂夫办厂开淘、金商自办矿厂三种开采模式。清代光宣年间,县衙招徕四届金商经办矿务、谋求矿利。金商办矿后,形成了官督商办、商为主导的地方矿业管理体系,与厂夫、民众等人的互动中演化出了新的基层矿业关系网格。越境者承揽矿采、商人出资办矿准入资格限制的释放,反映出晚清地方办矿的松动。晚清四川办矿进程中,由于官商前期缺乏周密调查、地方政府监管不足、政商隔阂与商民争讼,导致广开利源、振兴矿政的预期效益难以实现。     

清前期国内贸易政策初探

清代官方的商业政策是针对不同的商业人群和商业活动而制定的。其商人按照其经营方式划分,分为从事纯商业活动的商人（行商和坐商）,包买商（既从事手工产品的生产又兼营商品的买卖）,商人大地主及经营高利贷者三类。按照其经营性质划分,分为民商（一般商人）;官商（经营食盐的商人）和洋商（行商）三类。此外还有漕运和海运两种商业形式。清初期政府实施的商业政策主要有“减免商税”;“控制牙行、埠头”;“打击粮贩投机”;“放开非商品性产品”;“放开漕运贸易”等政策。     

道德与经济的博弈——晚清洋商彩票公司在华的创设与取缔

晚清,随着以广济公司为首的本土商办彩票的创办,洋商也掀起在华兴办彩票公司的高潮.洋商创办的彩票公司以其资金雄厚、得工部局首肯以及开彩公正等,一举冲开晚清中国彩票市场.鉴于彩票泛滥而来的弊窦丛生,上海工部局遂下令取缔洋商彩票,这引发了彩票商的抗争.在取缔与抗争的斗争中,交织着的是道德与经济利益的博弈.     

清末新式销售方式探析——基于清末各地官报等史料的分析

清末是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时代,出现了一大批有别于传统商人的商人群体,一般我们称之为新式商人.事实上在新式商人发展的过程中,商品销售的方式也出现了新的模式,诸如拍卖、赛会、各类陈列所和销售所等等,在市场推广方面和宣传方面,清末的新式商业也开始重视报纸、招贴等广告宣传,销售手段呈多样化.文章通过整理和分析清末各地官报等相关史料,力图更真实地反映当时商业进步和发展的事实.     

张之洞的“商战论”与武汉商业近代化

19世纪末列强对我国的经济入侵达到一个高潮。张之洞以一以贯之的使命感,在自己权限范围内筹划了一场以"师夷""攘外"为主旨的"商战"。张之洞商战思想的主要内容:不止于争商利,重在争商权;欲抵制洋货,需先扩展工商多出土货;欲分洋商之利,"制夷"需先"师夷";欲挽回利权,国家需有护商之法。武汉是张之洞"商战论"的发生地,更是其与列强商战的主战场。他的商战引发了武汉地区的商业地位、阶级结构、商人社会心理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清代凉山彝族地区的商业

清代,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是一个商业兴起、商人活跃的地区,商业曾对该地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时,凉山彝族地区的商品(矿产、笋、木材、蔗糖等)畅销于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外地商人聚集于此,并出现了商人资本的萌芽。为什么清代凉山彝族地区的商业呈现繁荣?商业的繁荣给凉山彝族地区带来了什么影响?为什么有商人资本的萌芽?它的作用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对于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深入研究,有一定价值的。     

清代汉文伊斯兰教典籍刻印述略

明清时期,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的汉文译著运动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清代汉文伊斯兰教典籍刊刻者和刊刻情况进行梳理后发现,清代汉文伊斯兰教典籍刻印主要以四川、江苏、云南和广东等地为中心,其他地区亦有零散刊印;主持刊印者多为教内人士,亦有商人和武职人员等。     

宋代四川商人概论

商人是商业活动的主体.研究宋代四川地区的商品经济,必须研究它的商人问题.然而,由于能直接说明这一问题的资料不多,并且又较为分散,故迄今尚无著作问世.本文拟据零星的材料,对宋代四川的商人作一概略论述,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1912—1926年)浙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浙江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出现了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早的就是1887年,浙江慈溪人严信厚联络专做日本生意的宁波新生泰洋布店老板汤仰高,集资5万银两,在宁波北门外湾头创设的通久源机器轧花厂。接着,1889年宁波商人在慈溪创办了慈溪火柴厂。1892年杭州开办了蒸汽石印厂。浙江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诞生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到辛亥革命,到“抵制洋商,争回利权”运动推动下,浙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初步发展,新建的著名工厂有棉织业中的“三通”:宁波通久源纱厂、杭州通益公纱厂和萧山通惠公纱厂;丝织业中的“三丝”:萧山合义和丝厂、绍兴府开永源缫丝厂和杭州世经缫丝厂等。     

论胡商形象出现于唐人小说的商业原因

胡商作为崭新的文学形象最早见之于唐人小说,与唐代商业的各个层面紧密相关。唐朝国内经济繁荣、市场稳定,激发了胡商来华的热望;唐政府对外开放的商贸政策和积极招商的措施,使胡商来华经营的各种条件得以具备;而当时的商业观念,又主导了小说家们对胡商形象的具体描绘。     

华洋之争与抗战前的广州煤油市场

从20世纪初期起,中国煤油市场逐渐被美孚、亚细亚和德士古三家外商公司垄断。为打破这种局面,30年代时大批广州华商通过炼制土制煤油,力图与外商三公司争夺广州煤油市场。然而经过一番激烈竞争,由于双方实力相差悬殊,以及当时广东陈济棠政府为换取外商预缴煤油营业税款而放弃支持华商,最终导致广州土制煤油市场瓦解。     

清代广州行商倪秉发事迹

文章通过对达成行商人倪秉发进行对外贸易的一些事例,对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广州口岸的外贸状况进行探讨,说明在新的贸易方式和旧的管理体制下,弱小的行商努力再三,也只有以破产而告终。     

试论宋代牙人在蕃汉贸易中的作用

北宋初期，为应付对辽、金、夏战争的需要，在北部边境地区设立榷场，招募牙人，监督商人。熙宁以后，王安石推行变法，在全国各地设置市易司，召雇牙吏，监理商务。牙人集侩、吏、商职能于一身，出入蕃部，招徕商人，参与公私交易，坐收渔利，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     

扬州盐商对扬州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理念的现实意义

扬州盐商对扬州文化遗产的贡献很大,总结他们对扬州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理念价值不仅是给他们以应有的历史地位,而且也是为了继承和弘扬他们的理念、做法,可以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在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更高的层面上保护和利用好扬州文化遗产.     

论加入WTO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法律制度的调整

加入WTO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法律制度应该是由优惠政策向国民待遇调整,内外资立法由"双轨制"向"单轨制"调整,引导外商投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关于外国文学课堂教学的思考

目前,高校外国文学课堂教学形势严峻,大学生不读外国文学名著、不喜欢外国文学课程现象普遍存在。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由被动学变为主动学,课堂教学模式的转变尤为重要。只有对传统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与创新,并在教学中适当利用多媒体手段,才能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激活学生的思维和创造力,使外国文学课程真正成为大学生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培养的重要源泉之一。     

晚清华商“洋化”现象述论

晚清时期,随着西商东渐,华商的“洋化”现象开始成为沿海各埠一种严重的社会病。华商“洋化”主要有两种行为表征,其一是挂洋旗,冒洋行;其二是改洋籍,充洋人。华商“洋化”,或为倚洋势,或为沾洋利,其动机各异,但却对当时的法律生活造成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导致了涉外纠纷和诉讼的扩大化。而晚清政府为控制和预防华商改籍所采取的相关策略,又对中国首部国籍法的催生及其内容的完善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晚清上海的厘金制度与地方社会——以咸丰朝为背景

上海厘金为江苏厘金中的大宗收数。咸丰年间,上海的厘金制度经历了从创办到规模扩张,从而奠定了其重要地位。厘金制度在上海得以起源与扩张,又与地方社会的各方利益群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官府、华商与洋商各方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与上海厘金制度的演变往往交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上海早期厘金史的丰富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