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与国体--日本近代民族国家转型中的文体变革

日本近代的文体变革与民族国家的转型是相辅相成的。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迈向了民族国家的征程。在国家意识的支配下,日本以东京话为标准建立“国语”来统合全体国民。随着民族主义的盛行,日本知识界在书面语系统着意削减汉字、增加假名,建构与“汉文脉”不同的“言文一致体”。通过报纸杂志的传播、学校教育的推广,以及自由民权运动的政治动员和战争报道的大量应用,最终形成了一种与口语密切结合、并适用于所有国民的新型文体。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从近代中国国家观的建构出发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的运行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传统帝制国家解体和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中国政治文化面临着艰难的转型。在近代中国,政治体系变革与政治文化转型表现出彼此推动的特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表现形态复杂多样,其中国家观念的现代转变无疑非常重要。中国近代国家观念与中国传统国家观念有很大差异,甚至存在严重冲突。近代国家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形成解构了传统中国的天下国家观,是建立主权在民的民族国家的前提条件。同时,公民观念的建构冲击了传统的臣民观念,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大变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适应了中国发生的政治和社会变迁,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奠定了政治文化基础。     

论民族主义与《湘报》新闻思想的近代转型

民族主义是建立在“主权”观念基础上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情感归属,旨在维护本民族权益、实现本民族和民族国家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其在实践中往往演化为建立和发展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运动。在民族主义话语中,作为“人民”的民众从历史“后台”向历史“舞台”前置,媒介作为国民的“养成所”,被置于民族救亡与国家建设的中心地位。在人民主权的民族主义话语中,《湘报》报人提出了“报为民史”的传媒属性观、“开启民智”的媒介功能观与“志士精神”的新闻伦理观,推动了湖南新闻思想的近代转型。《湘报》所建构的新闻思想,既接受了“民权”等现代价值观念,又具有儒教的道德激情,其对近代湖湘文化转型,产生了深刻影响。     

"但开风气不为师"--试论近代演说体白话文的兴起

近代演说体白话文是在晚清白话文运动中出现的一种独特文体。它在内容与形式方面的持点,反映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心理矛盾。其兴起与整个近代中国的变革有着密切关系,对当时的议论文体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试析近代中华民族的思维转型

近代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因为民族危机的加深而发生转型。近代国人在打破“皇权至上”的传统君主观的基础上开始接触西学 ,学习西学 ,最终建构出一种新型的国民意识 ,即要求建立民族国家以争取民族的独立、富强和民主     

“不言《新学伪经考》”与“民族是历史之主脑”——梁启超民族史观论略

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大胆地吸收西学改造思想。就历史现而言,一方面,以“不言《新学伪经考》”的新学术突破了早期所深受康有为影响的“三世说”史现,另一方面,他侧重用近代民族国家学说解释历史,建构了以民族史现为核心的史学思想;完成这一转变的学理则是以“人群”的进化观念,改造康有为“政制”、“文教”进化“三世说”变革中国的历史现,并在建构中赋予了民族国家为突出特征的史现,以此为出发点呼吁“史界之革命”。     

19世纪后期国人自办报刊与近代文化转型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纷纷利用报刊这一先进舆论工具,宣传西方先进的政治体制、民权思想和“物竞天择”的社会进化论观点及变法维新思想,对封建文化中的“泛道德主义”思想和儒家伦理观念进行批驳,形成了新兴的报刊文体。他们的办报活动,直接地推动了近代文化转型。     

从“脱亚”、“入亚”看日本的亚洲观

近代以来，日本的亚洲政策经历了“脱亚入欧”、“脱亚入美”、“回归亚州”三个阶段，与此同时，日本的亚洲观表现为殖民主义亚洲观、依附主义亚洲观和新亚洲主义三种形态。日本亚洲观的历史嬗变与其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并与日本向何处去这一日本民族的根本问题密切相关。它具有矛盾的两面性，既促进了日本的社会发展，也给日本及亚洲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在日本举国提倡“回归亚洲”的今天，日本能否对近代以来的亚洲观进行解剖与反省，将对日本的未来发展与亚太合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边疆研究与近代民族国家之构筑——以1941年《边政公论》发刊词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国人对边疆问题广为关注,边疆研究有从边缘走向中心之趋向.近代边疆研究虽然未能发展成为独立之学科,却是近代学术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一面.边疆研究的这一面相,实与近代民族国家构筑之历史相关.民族国家要求稳固的统一疆域,促进了国人对边疆之重视,推动了边疆研究的科学化与现代转型;边疆研究之发展,可深化对边疆的认识,有利于巩固边陲,对民族国家之构筑具有支撑作用.二者关系,是近代民族国家构筑进程中复杂关系的重要一环.     

中国文学近代转型的原因

中国文学近代转型有其特定的现实原因和时代动力,转型过程仍受中国文学的传统影响。古代文学发展的式微与晚清文化语境中的强大变革压力为文学近代性的最初涌起准备了合适的条件。中国文学的近代转型是社会转型期中国人重新定位价值方向和精神需求的一种反映。但文学形式具有民族性,通常与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民族文学传统的特点、民族审美心理的趋向紧密相连。因此,中国近代文学终究无法摆脱中国文学的古代影响,也无法突破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形式。     

晚清传教士与中国"资治"日本法律之简论

鸦片战争后,新教传教士采取多种途径,大力输入和传播日本等西方国家文明的法律思想,为清末法律改革提供了借鉴,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因而传教士是晚清时期“资治”日本法律文化的重要桥梁。     

语言变革与儿童散文的文体现代化

语言变革驱动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并开启了文体范畴化的现代之旅。“文界革命”与“语言革命”的统合，突破了古代散文的“义法”，确立了以个性为本位的现代散文体式。得益于现代儿童观及散文文体的转型，儿童散文在语言“道器合一”的新变下应运而生。儿童散文内蕴“儿童”的文体属性，但实质上却是成人与儿童“两代人”的话语转换与讲述。立足于儿童文学本体的原点，儿童散文的文体学包括“文之体”与“文和体”两个层级。从描述性概念向结构性概念转变，可洞见儿童散文文体现代化的发生机理。     

晚清传教士与中国“资治”日本法律之简论

鸦片战争后,新教传教士采取多种途径,大力输入和传播日本等西方国家文明的法律思想,为清末法律改革提供了借鉴,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因而传教士是晚清时期“资治”日本法律文化的重要桥梁。     

从“朝贡体系”到“条约体系”看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

近代中国的外交政策的转型,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关乎世界近代史与近代国际关系,不仅对中国现当代的发展有深远影响,也对于世界的发展有广泛影响。因此,研究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不仅能对历史上的外交政策有更清晰的认识,更对当代外交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尽管对于近代中国外交,国内外已有大量的研究,但大多是对于近代中国外交思想的研究,外交制度或是外交人物的研究,较少有从体系变迁与外交政策变迁的相互影响的角度来研究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并且国内研究大多是以“侵略说”为主,认为近代中国的体系转型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造成的被迫转型,而国外学者,以费正清为代表则认为近代中国的体系转型是“冲击一反应说”,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片面观点。该文以一个相对客观的,多角度的研究近代中国体系从“朝贡体系”到“条约体系”的转型以及其所带来的外交转型的意义及影响,并希望通过对于这次成功的外交转型的研究,对当代中国的外交能有所启示,以更好地与其他国家开展外交活动。     

塔列朗与近代国际社会的营建

塔列朗作为法国近代著名外交家,其外交活动始终以法兰西民族国家利益为准绳。塔列朗是一个具有时代感的外交家,他和拿破仑的分歧,实质上是近代外交理念与前近代外交理念的冲突。他的外交实践,促进了“民族国家利益至上”、“天然疆界”与“势力均衡”等一些具有近代意义的国际关系惯例和准则的强化与确立,对于近代国际社会的营建及发挥功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地方的现代“装置”及其身份认同——对“现代四川”与“现代四川作家”的辨析

晚清时期,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兴办了一系列的以省级区域为名的刊物,在炽热的变革乃至革命的氛围之中,以时代的急迫民族国家追求,塑造了现代的地方观念。在其中,《四川》杂志亦是一种,具体可见地方与民族国家建立了某种同一性。在“现代四川作家”的概念之中,应该关注于地方的流通,关注于现代社会发展与“现代四川作家”如何融合生长于地方,而这一切又是如何真正内化与塑造了“现代中国”。     

中日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心态及方式比较

日本是当今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经济强国,也是东方唯一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其文化发展也有较突出的特性,即受外来文化影响十分明显。一是日本自古受中国文化影响颇深,此类例证俯拾皆是,不胜枚举。二是日本近代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使日本的政治、经济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以至于日常生活也“西化”,西餐、西装相当普遍。有人对此归纳为:功利的现实的“拿来主义”。自古学中国,足见“拿来”由来已久;近代转而学西方,足见“拿来”之多之快。似乎乐于接受外来文化是日本人的传统的民族     

论元杂剧的文体特点

论元杂剧的文体特点洪哲雄董上德（中山大学）一、元曲为“活文学”近代戏曲学的开创者王国维在与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谈及中国戏曲时说：“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①此语虽然说得笼统，但依笔者之见，却也道出了元杂剧文体的一大特点，即它因应...     

17世纪以降中日“脱夷”思想的形成与影响

明清鼎革之后，中日两国围绕着“华夷之辨”而展开“脱夷”思想的建构。一方面，清统治阶层通过构建“华夷一家”而消弭“华夷之辨”的紧张性，为其统治中国提供了学理依据；一方面，日本江户学人则视中国大陆发生了“华夷变态”,并由此塑造“日本为中华”的优越论。这两种似同实异的“脱夷”思想更间接影响了西方“民族观”在近代中日的传播与演变。换言之，近代中日两国对西方“民族”观念的不同接受历程，正是明清鼎革后中日“脱夷”思想在近代的回响。     

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

这是一篇通过比较中日传统政治文化，来分析中日政治文化结构性差异的历史学论文。论文从三个角度讨论这些结构性差异及其带来的影响。上篇《皇权与革命》从儒家“汤武革命”的理论说起，以历史上中国不断“改朝换代”与日本所谓“万世一系”,来分析传统中日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与政治权力结构上的差异，政治伦理中绝对性与相对性的不同，以及政治变革的路径究竟只能依赖改朝换代的“革命”还是可以依赖“维新”;在中篇《郡县与封建》里，则指出传统中国与日本在国家与地方关系上的差异，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国国家权力，借助郡县制、由科举提供的官僚制度，如毛细管全面管控地方，但日本尽管也有“公家”与“武家”,古代日本也曾试图建立律令制国家，但地方上却始终有着类似诸侯的强大势力，那么，这种国家结构的差异在中日走向近代过程中，导致了什么样的命运差异；在下篇《王权与神佛》中，则借用两国历史上的宗教资料，讨论传统中国与日本在政教关系上的差异，指出中国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只能是“方外”,而日本宗教则在历史中形成势力极大的“寺家”,并且对政治影响极大，从这一点继续延伸，文章进一步讨论走向近代过程中，这种有差异的政教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