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诗家李(氵翼)论杜诗

朝鲜诗家李(氵翼)对杜甫的诗歌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论析,包括对杜诗的细读,如细致深入地分析了《八哀诗》中《赠司空王公思礼》、《故司徒李公光弼》、《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等诗,虽存在主观臆断现象,但新见叠出。李(氵翼)还对杜诗的词语进行了考释、辨析,提出了许多有创见性的见解。李(氵翼)更以比较批评法论杜诗,把杜甫与李白、韩愈、屈原等诗人作对比,在比较中见杜诗风神。这些解构,呈现出非常鲜明的特点:李(氵翼)在各家注杜的前提下,充分肯定了正确的释义,大胆纠正了许多前人注杜的纰漏、错误;李(氵翼)更是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用实证的方法考究杜诗,提出了注释杜诗的方法——"以杜释杜"。李(氵翼)的杜诗研究是世界范围内杜甫研究的有益补充和丰富,颇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     

仇注杜诗《秋兴八首》四句分截说析论

仇兆鳌在注杜甫的《秋兴八首》时,特别标明此八首诗章法都是从四句分截,甚至认为在杜甫一百五十多首七律诗中,四句分截的占了七成,但这种分法与不少元、明、清杜诗注评家的见解大相径庭。文章先引述仇兆鳌注杜甫七律时有关四句分截的说法,以见其理论根据。然后配合《秋兴八首》的内容和元、明、清杜诗注评家的见解,与仇注比照参看,对每首的章法逐一进行分析,并做出判断。最后综观以上部分的析论,归纳此组杜诗的章法共同点,并对仇注杜诗四句分截说做出客观的评价,得出与仇氏截然不同的结论,厘清了《秋兴八首》的分截特点。     

杜诗学史中的《钱注杜诗》 ——钱谦益笺注杜诗的缘起

钱谦益推崇杜甫,将其学习心得陆续写成《读杜小笺二笺》,辑入《初学集》。明清易代后,嘱托来家坐馆的朱鹤龄补续成书,朱氏却增删内容,失其笺诗微旨,引起注杜之争,二人交恶。这促成《钱注杜诗》知人论世,精审周详,富有以史证诗的鲜明特色,并对宋以来杜诗学中曲解和附会杜诗,产生拨乱反正之功,为影响极大的杜诗注本之一。     

赵次公注与杜诗经典性——以“阐释后人学杜”现象为中心

宋代杜诗赵次公注中出现了阐释后人学习杜诗的体例:所引文献是杜甫以后诗人的具体诗句;有"用杜""使杜""得……之法"等明确表示文本关系的指示语;强调杜诗后代接受,展现了杜诗经典性确立过程以及诗歌创作内在延续性。其重视文本应用的阐释观念诞生于北宋思想文化转型下诗歌创作理论和阅读观念的新变中,由诗话、笔记等批评系统进入诗歌注释体系,在体例、观念、功能上突破了李善《文选》注为代表的传统诗注,开拓出全新的注释范式,影响了《杜诗详注》《杜诗镜铨》以及钱钟书《宋诗选注》等注本。     

"诗以诗传"与唐诗经典化路径——以杜甫与崔涂《孤雁》诗的传播为例

杜甫和崔涂有同名诗《孤雁》,在杜诗经典化的过程中,崔涂诗时常被拿来与杜诗相较,从而得到广泛传播.崔诗本身的成就较高,最终成为经典作品.在这一过程中唐诗选本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诗以诗传"的方式是唐诗经典化的路径之一.经典化过程中,李、杜等大家作为"中心",带动崔涂《孤雁》等"边缘",共同丰富着诗歌发展史.     

钱笺《秋兴八首》发微

钱谦益于明末著述的《读杜小笺》对杜甫的《秋兴八首》作了笺注,入清之后,《钱注杜诗》又更为详尽地为这八首诗作了注解。两次笺注侧重不同,方法各异,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钱氏在“天崩地解”之后,于笺注《秋兴八首》中,以史证诗,寄寓其对前明的忠诚,满怀遗民之痛。     

杜甫诗歌所含蕴的传统文化精神

从中唐元白韩杜(牧)时起到旧民主主义时期止,论杜诗注杜诗的专著及散篇,较论注其它诗作的,为数独多。解放后,论杜选杜的专书,数量仍占论注古代作家的首位。但偏重杜诗的内容,不及其形式(这一倾向来自“五四”时期的刘大白、胡适)。打倒“四人帮”后,论杜者转而专说杜诗的艺术性,考证之作点缀而已。就出版数量论,五十年中,言古典文学者仍以论说杜诗为独多独盛。更有专刊一种(《草堂》,近年改名《杜甫研究学刊》)     

再论杜甫时政诗的创作必须——由杨义“悟后解诗”法说起

杨义先生的《李杜诗学》以“悟后解诗”法分析杜甫时政诗之一《赠花卿》,认为它在政治层面“并无所指”,并对传统的解杜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杜诗所谓的意在言外其实是“过分牵系儒家经义”。然而从《赠花卿》创作的时代背景如时间、地点等方面入手,同时对诗歌本身进行感情层面的推敲,杨义先生的观点并不能令人信服。此外,杜甫的入世心态、唐代“以诗鉴治”的政治需求决定了杜甫以时政入诗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唐诗以“含蓄”为美的传统又决定了此类诗歌传达主旨时的隐蔽性,因而杜诗是否“意在言外”,有待与杨义先生商榷。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读《杜诗全集》(今注本)

杜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珍贵遗产,杜甫逝世不久,便有润州刺史樊晃整理的集子问世。一千多年来,杜甫的诗歌不断被后人收集成册而广为流传。其后宋人郭知达的《九家集注杜诗》、明人王嗣　的《杜臆》、清人钱谦益的《钱注杜诗》、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杨伦的《杜诗镜铨》等斐然继起,各自所长,成为不可或缺的杜诗专著。但是,新中国建国五十余年来,尚无一部完整的,以今人全新的观念来铨释杜诗的专著,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有鉴于此,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组织本馆业务骨干和四川杜甫研究会部分学者,用了近一年的时间编写成…     

清代赵翼与朝鲜李瀷对韩愈诗歌的批评——以《瓯北诗话》与《星湖僿说》为据

清代赵翼的《瓯北诗话》和朝鲜李瀷的《星湖僿说》都对韩愈的诗歌进行了批评,批评的内容包括韩愈以李白、杜甫为宗的诗学观,韩愈奇崛的诗歌风格,韩愈以赋为诗的创作手法和韩愈的《南山》诗,在对韩愈诗歌的研究上,提供了域内、域外两个诗评视角。     

韩国古代的杜诗研究

自从杜诗传入韩国,就享有很高声誉,被尊为学诗的规范。韩国古代文人研究杜诗者,代不乏人,其中尤以李仁老、李滉、李植、李瀷为代表。     

析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中的“李杜优劣论”——兼论其中第十五首的解读

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也参与到了历史上聚讼纷纭的“李杜优劣论”这一著名公案中。本文认为,综观元好问一贯的文学思想,他所持的是李杜并尊的观点：既反对扬杜抑李,也绝不会扬李抑杜。其第十五首“笔底银河落九天”云云,既是对李白诗品及人品的赞扬,同时也是对相传为李白所作《戏赠杜甫》一诗的否定。     

“城南韦杜”与“杜陵野老”释证

杜甫《赠韦七赞善》诗原注曾引俚语"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是对韦、杜家族的称誉和标榜,而杜甫自称"杜陵野老"和"少陵野老",也与此有一定的联系。对于这一俚语的来源,学术界颇有异说,莫衷一是。以新出土文献作为考察基础,与传世典籍相参证,结合杜诗进行文本分析,可以进一步探寻"城南韦杜"的渊源,加深对于唐代韦氏和杜氏家族的认识,了解具有代表性的望族在唐代的兴衰情况,也可以加深对杜甫"杜陵野老"等称谓的理解。     

诗情偏向雨声浓———论杜甫的写雨诗兼与李商隐比较

通过对杜甫写雨诗的分析、对比,文章认为由于雨的特点、居住地的气候、中国古典诗歌中写雨诗的传统和自身的心理特征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使雨成为杜甫经常描写的对象;写雨诗则表现了杜甫丰富而敏锐的情感,显示了杜甫生命的境界.其特点为在描绘雨时,杜诗体物工妙;在用雨来营造意境时,杜诗造境浑融;在用雨来象征暗示时,杜诗比兴深微;而李商隐的写雨诗作为个案,则深刻地反映了杜甫写雨诗的巨大影响.     

杜诗仇注献疑

杜甫的诗歌,自宋至清,注家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此书:“援据繁富,而无千家诸注伪撰故实之陋习,核其大要,可资考证者为多。”然洋洋巨著,疏漏之处,实亦难免。后出的注本如杨伦的《杜诗镜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对仇注均作过补充和纠正。清人施洪保所著《读杜诗说》驳难仇注,不遗余力,其中     

对杜甫自陇右赴成都纪行诗中排列顺序的质疑

杜甫发同谷赴成都之行写过一组完整的记行诗。诗中排列顺序上似有讹误。或许是首编失真,后学承讹,或者因地志舛误,传抄疏意。比如学界公认的仇兆鳌《杜诗详注》与浦起龙《读杜心解》两书为例,他们都把杜甫自陇右赴成都所经过的地方的顺序弄颠倒了。 《杜诗详注》排列杜甫这组诗的顺序是:《发同谷县》、《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飞仙阁》、《五盘》、《龙门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成都府》;而《读杜心解》的排列则是一模一样。     

美国诗人汉米尔的“杜甫情结”

美国当代著名诗人汉米尔非常推崇杜甫,与中国诗圣缔结了一段跨越古今时空和中西异质文化的诗歌因缘。迄今30多年来,汉米尔一直坚持翻译和传播杜诗,而杜甫、杜诗也对汉米尔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汉米尔常直接以杜甫之名入诗来吟咏杜甫,同时还善于学习和借鉴杜诗,将杜甫诗学理念和艺术技巧运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汉米尔的译杜、咏杜和学杜,不仅彰显了其浓郁的"杜甫情结",而且也折射出杜甫不泯诗魂的异域回响以及杜诗在英美诗坛的广泛影响。     

《行次昭陵》“幽人”辨释

“壮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是杜甫《行次昭陵》中亢慨悲昂的一联。“幽人”一词,历来注家均无详释。杨伦《杜诗镜铨》及《钱注杜诗》只字未提。浦起龙《读杜心解》摸模糊糊地说:“怀忠之壮士悲之,行迈之幽人拜之”。仇兆鳌《杜诗详注》曰:“壮士,指守陵者。幽人,公谒陵也”。以为“幽人”乃子美自称,这是对的。然而“幽人”具体解释是什么?杜甫在这个词中倾注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幽人”一般都解为“避世隐居之人”。     

宋代“千家注杜”原因考

在杜甫迈向“千古第一诗人”的道路上,赵宋一代的“圣化”是其至关重要的一步。在宋代,对于杜甫的推崇不仅表现在文学艺术上,还突出表现在其人格上。杜甫甚至成为有宋一代时代精神的楷模。在宋代,学杜诗、传杜诗、研究杜诗成为一种风尚,从而形成蔚为壮观的“千家注杜”的局面,究其原因,则是多方面的。文章从杜诗思想、杜诗艺术、雕版印刷、文化素养等方面来解释这一现象。     

杜甫《警急》诸诗作意辨析——兼评《李白与杜甫》中的一个观点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秋末,杜甫在阆州作有《警急》《王命》《征夫》《西山》四诗。早在明代,名儒杨守陈就说《王命》等后三章是为讥高适而作。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都采杨守陈说列入《警急》诗注后: 四明杨守陈曰:此下三章,皆为高运作,讥其不能御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