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初查制度的合法性分析

在我国,初查程序在职务犯罪立案前被广泛运用,成为立案查处职务犯罪案件的必经程序,但刑诉法对初查程序没有规定,法理上对该程序的合法性也有诸多争议.文章基于初查程序的合法性分析,认为初查属于任意侦查的范畴,其合法性并不取决于其程序的法定化,提出了初查程序中所获取的证据具有证据能力的观点.     

论职务犯罪初查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

职务犯罪初查权是指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在立案前依法进行审查的权力。在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中,初查权是监督制约机制最为薄弱的环节,主要表现在：举报运行模式不合理,初查权行使主体、监督主体分散,举报人、控告人的权利监督缺失等。完善初查权监督制约机制的路径是：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初查权,明确权力分工,合理分解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使控申部门、侦查部门和侦查监督部门之间形成合理的内部权力制约机制,进一步加强上级检察机关的监督制约,强化举报人、控告人和人民监督员对初查权的监督制约。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初查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刑事初查制度在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实践中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初查手段有限,影响成案率;初查计划不具体详细,不具有针对性;不注意初查的保密问题,影响办案效果;证据固定意识不强,影响案件质量;安全防范意识不强,出现安全隐患。应从以下方面予以完善:加强线索评估,提高线索可查性;制定周密计划,寻找初查突破口;强化规范取证,确保案件成案率;严明初查纪律,强化取证秘密性;注重技术侦查,提高初查科技化。     

论初查中收集电子数据的证据能力

《电子数据规定》第6条承认了初查电子数据的证据能力,但其仅能解释为初查中可以采取任意性侦查而非强制性侦查措施收集电子数据.强制性侦查和任意性侦查的区分标准主要在于侦查行为是否干预或侵害被调查人的重要权益.电子数据自身所具有的虚拟性、可复制性等特征,导致其取证模式、取证行为与传统实物证据存在较大差异,由此衍生了诸如网络远程勘验、网络在线提取等新型取证行为,这些取证行为并不都属于任意性侦查而允许在初查中使用.基于以审判为中心的基本要求,初查电子数据在转化为定案依据之前,须经法定调查程序审查认定.在证据调查之中,应按"重大权益干预"标准对初查电子数据取证行为类型和性质予以实质审查.     

我国职务犯罪初查制度流变考

职务犯罪初查制度之所以面对诸多争议,原因之一是未能从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理解和把握之.通过对该制度迁移和流变考释揭示, 初查的形成与发展是我国经济改革、社会转型、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等特定环境下各种综合因素的结果.从首次使用"初查"一词到"初查"定义的提出再到初查制度的确立,使得初查从处理信访工作的方法上升为办理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的工作机制,从工作机制转变为检察机关内部制度.而该制度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则是职务犯罪侦查活动适应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必然结果,也是职务犯罪侦查规律的必然要求.     

法治视域中的初查悖论及其消解

初查制度的控权功能彰显了现代法治精神,具有实质合理性,但初查的法外运行却又背离了法治原则。初查悖论的尴尬现状表明,必须要消解初查悖论。消解的路径是立法而非法律解释。消解的目的不仅要授予检察机关以初查权,更要构建完善的初查法律制度体系,以确保初查权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浅析职务犯罪初查中的人权保护

在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中,初查已成为启动职务犯罪刑事诉讼程序的必要前置程序,但初查制度在合法性方面面临着质疑;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定,各地的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初查活动中的做法也不尽一致.在司法实践中,不少办案人员常常突破初查的现行规定非法使用强制措施,进而造成对公民人身和财产的侵犯.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这种与个人自由、财产,甚至是生命紧密相关的初查活动中的人权保护问题.通过审查初查的相关规定,阐述职务犯罪初查活动在人权保护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完善职务犯罪初查制度的一些建议,以期促进对人权的保护,进而实现刑事诉讼既打击犯罪又保障人权的目的.     

浅论职务犯罪初查制度面临的困境及改革建议

初查制度直接产生于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工作实践,在查办职务犯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在法律上处于尴尬境地。本文旨在从检察机关的办案实际出发,对初查制度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价,并针对现存问题及困境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建议,以供决策者参考。     

职务犯罪初查活动相关问题的思考

侦查职务犯罪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是国家整体反腐败的重要组成部分,初查活动是案件正式进入诉讼程序之前的重要环节,初查工作的质量直接影响着职务犯罪案件的侦破和查处。文章试图在理顺职务犯罪初查问题的缘起和发展过程,并在分析和厘清影响初查问题因素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和修正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建议。     

试谈赋予司法警察案件初查权

从当前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办案模式来看,初查是案件查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侦破案件的基础环节。但是目前,理论学界和实务学界对初查这一概念和形式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如初查存在的合理性及合法性争议;行使初查权主体的争议;如何对初查环节进行监督等等问题,尤其是近年由于《律师法》的修改给职务犯罪初查工作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拟从赋予检察院司法警察初查权这一视角,探讨如何规范和加强职务犯罪初查工作,完善初查制度,以有利于检察机关进一步深入开展查办职务犯罪案件。     

论民事证据制度的缺陷及立法完善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部分。法治化建设的进程,推动了我国有关证据制度的立法及发展,但其仍有缺陷及需要完善之处。《证据规定》中存在缺乏固定争点及固定证据制度、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不完善、有关证据规则不完善、预决事实规定笼统、司法机关的“证据突袭”等存在诸多缺陷,应当完善举证期限制度,增加拒证权及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完善证据排除规则,细化预决事实以及增加法官的中立性,防止司法突袭。     

商业贿赂犯罪侦查若干问题研究

分析了当前我国商业贿赂犯罪侦查存在的问题,从法理上指陈商业贿赂犯罪侦查存在的相关缺陷,进而提出完善我国商业贿赂犯罪侦查举措:(1)建立统一的商业贿赂犯罪侦查机构;(2)建立商业贿赂案件侦查举报人证人保护制度;(3)明确规定商业贿赂案件侦查的初查程序;(4)赋予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特殊侦查措施。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实现的障碍及路径选择

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应当是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是否享有调查取证权对于提高律师的辩护效果、更好地维护被追诉人的权利具有重要的作用.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了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扩大了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但对于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是否享有调查取证权,法律规定得比较模糊,2012年底新出台的法律解释对此也未明确规定,由此而带来了诉讼实践问题的产生.因此,立法上应当明确规定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并进一步细化制度设计,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司法保障和救济等配套措施.     

依法治国保障人权必需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

从依法治国保障人权的高度论证了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重要性,在论述律师调查取证困难现状的同时分析了律师调查取证困难的原因,提出了修改相关法律、法规以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具体方案。     

论事故调查结论的公信力

事故调查结论是调查成果的集中反映,事故调查结论能否获得公众认可,关键在于其公信力的高低。事故调查结论的公信力,从主体角度表现为公众对事故调查结论的信任,从客体角度表现为事故调查结论自身所具有的社会信用。事故调查主体、事故调查结论的内容、形式与传播等因素,对事故调查结论的公信力具有影响。程序完备、证据充分、论证有力、结论可靠、处置适当是事故调查结论公信力的判断标准。树立正确理念、建立制度规范、引入质量体系、强化责任追究,是保障事故调查结论公信力的必要条件。     

论环境侵权诉讼因果关系证明中的“初步证据”

环境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有利于对原告的救济,但该规则存在重大缺失,其逻辑结构不完整致使推定结论缺乏可靠性和准确性。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指导性司法意见,要求原告在被告反向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前先对因果关系存在的可能性提供初步证据。这不仅进一步平衡了原被告之间的举证负担,更使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适用具备了较为充分的科学依据。在环境侵权诉讼实务中,原告对初步证据的证明标准只要达到低度盖然性标准即可,其证明手段包括官方文件认定、鉴定结论、学术论著及疫学统计方法等,司法解释有必要对初步证据的证明标准和证明手段等具体问题进一步予以细化。     

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分析

在广泛、系统的调查研究基础上 ,首次对太原理工大学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整体状况进行了评价 ,并对大学生存在的社会心理问题以及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分析     

先决问题三题

先决问题的构成要件应重新审视,主要问题依法院地国的冲突规范必须以外国法作为准据法不应是先决问题的必备要件。先决问题的准据法,应结合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将先决问题用分割方法解决或认为先决问题不如识别问题重要的做法并不恰当。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若干诉讼问题探讨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存在证明责任转移的问题,犯罪嫌疑人提供证据说明其财产来源是在履行实体义务。初始的责令说明只是处于尚未立案的初查阶段。只有检察机关才具有刑法所要求的责令说明权。判决生效后查明财产来源的,仍应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