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成都文化产业竞争力的"钻石体系"

从区域层面考虑,"竞争力"的唯一含义就是生产力.决定成都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是由五个要素组成的"钻石体系".提升成都文化产业竞争力,不能依赖"天才创意"、"聪明点子"等半神秘、半浪漫的"无法可依";而需要稳健地、有条不紊地、目的性明确、对可能获得的结果有高度可预见性的"有章可循".具体操作上就是对五个要素持续"升级"更新生产要素;满足消费需求;优化产业集群;强化政府调控;确定企业战略.     

"金虎形饰"应为"金蚕"辨

三星堆出土的"金虎形饰",实际上是历史上屡见出土的"金蚕"."金蚕"的确认,对考察三星堆文化与蚕丛氏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成都"天府论"考

成都自古即有"天府"和"天府之国"之称,其最初得名略晚于关中,以后取代关中,这已成千古定论.根据苏秦、张良、诸葛亮之定义,所谓"天府"和"天府之国",必须具有"四塞之国"、 "沃野千里"、 "天子之都"三个标准.后来太原、北京、沈阳、江淮以南、闽中等地先后有"天府"之称,但均因缺乏其中一条或多条标准而够不上"天府"和"天府之国"之称谓,也自然为历史所淘汰.目前在成都未丧失上述条件前,来开展评选"新天府"活动则毫无意义.     

成都文化产业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研究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深刻改变了成都在全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地位。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成都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资源特色突出、优势明显,其文化产业的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针对成都文化产业如何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问题,提出了要提高成都文化产业在"一带一路"实践中的参与度,充分发挥成都作为丝绸文化之源的优势,打造高端国际化文化产业交流合作平台,充分发挥中巴经济走廊的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秦成都城市布局初探

本文论证了秦时成都的城市布局，秦成都城分为大城，少城两部分，大城早于少城修筑，是蜀郡太守张若所建；少城是作为经济中心和大城的军事屏蔽而修建的，其布局“与咸阳同制”，即官署区在北部，市场在南部。     

面向中国的"灵芝"译论与面向世界的"海变"译论

日本学者小畑薰良于1922年在美国英译并出版了《李白诗集》,影响巨大.闻一多与他就中国古代诗歌翻译的讨论分别提出了"灵芝"译论和"海变"译论.两人的译论显示了中日学者不同的翻译观,即面向中国的翻译观与面向世界的翻译观.这两种翻译观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翻译价值认知不同,对中国古代诗歌向外传播的影响也不同.     

从许渊冲的"三美论"视角看"三吏"英译

俗称"三吏"的《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是"诗圣"杜甫的经典之作,对其英文译介却为数不多.作为翻译大家,许渊冲以精湛的翻译技巧在"三吏"诗歌翻译中再现了"三美论"之意美、音美、形美的美学特征,堪称诗歌英译的典范.从"三美论"视角品鉴许渊冲对"三吏"的英译,既可以感受诗歌英译的创造性美感,也可以得到英汉文化差异带来的艺术享受.     

论秦征服古蜀与“成都”得名

关于"成都"的得名有许多见解,体现得更多的是浓厚的古蜀文化人文情愫而不是严谨的学术研究。"成都"得名是在秦灭蜀之后,这个名称是由征服者所取,它的意义更主要是体现在军事上。作为征服者的秦国在统一文字的过程中灭亡了蜀文字,他们为新设立的"县"和新建立的"城"取名"成都",这个名称就一定没有古蜀文化的因素而只有中原文化的因素。秦国占领蜀和巴的主要目的是从军事战略考虑的,由"丁"和"戈"组成的"成"字体现的是军事意义,这是秦文化也是中原文化,是征服者的心理满足。     

现代语言学视野下的"所"和"所VP"结构——论《马氏文通》开启的"所"字现代语法学研究历程

"所"是高频虚词,"所VP"结构是汉语句子格式的一个大类.出现于《周易》、《尚书》、《诗经》和殷周金文,沿用至现代汉语,展示了汉民族对由动作发出的有关指称概念.历史上对它的研究,见仁见智.《马氏文通》的问世,使研究走向现代语言学研究并经历三次大的争论,每一次争论都推动了人们对"所"字词性,"所VP"性质、范围、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的认识.由"所VP"研究引出的"自指"、"转指"、"句法成分提取"、"空位"、"向"(又称"价")等理论,具有现代语法学理论的普遍意义."所"源于"所VP"结构."所VP"结构分为两类,一为"所VP"短语,一为"所VP"词."所VP"词中,"所"为名词化词缀语素;"所VP"短语中,"所"是名词化标记语素.     

"和":《淮南子》"法"思想的总体特征

"和",是在世界观和认识论基础上形成的以和谐为核心的综合性概念,作为一种状态理解,是不同要素间和谐、平衡、圆融、相遂相生的最佳关系状态.以《淮南子》"法"思想为论域,"道""法"之"和",以"道"入"法",缓解"法"的刻薄寡恩;"儒""道"之"和",以仁义入"法",化解严刑重罚的残暴之失.《淮南子》以旨近《老子》融和诸子,为调和矛盾、化解危机提供天下"和合"的为治方案.     

“先王世界”崇拜与中国古代法起源的特征

本文从中国历史早期的祖先崇拜入手,分析了儒家如何利用传说时代的英雄神话构建了"先王世界"这样一个信仰的彼岸世界,并加以历史化.儒家以伦理为桥梁沟通了作为彼岸世界的"先王世界,,与此岸现实世界的关系,使"先王世界"在现实世界有了实践的意义.这一实践意义,决定了中国古代法在起源上表现为以礼教、德治为特色的人治.     

"过去"的性质与"信古"、"疑古"两种史学态度的扬弃(下)

文章依据存在主义哲学对于“过去”（即历史）问题的看法，即所谓史学中的事实只不过是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解释，而这种解释由人们对于其“将来”的规划所调节，力图揭示史学研究的一个潜在性质：无论知觉与否，“求真”之真，将随着人们对“将来”谋划的变化而变化，不存在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永恒的原子事实。根据这个性质，扬弃“信古”与“疑古”两种史学态度，说明“层累历史”现象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肯定“层累历史”的价值。在结语部分，则逻辑地提出“基于将来的释古”的史学研究命题。     

成都杜甫草堂古环境探微

以忠实写实的杜诗中,十分清楚反映了成都杜甫草堂所在环境特征。通过诗中分析研究,可见当时杜甫故居位于浣花溪一个河曲的凸岸部位,其后来扩建部分又延展至凹岸部位。这个河曲形态和常见的简单河曲略有不同。其中轴线沿南北向伸展,部分又有近东西向偏移,造成局部河身的东西向小幅度弯曲,河心尚有沙洲,是一个结构复杂的不规则河曲。当时水量较大,可容“东吴万里船”。空气洁净度较高,可以清楚远望西山。总的评价是一个环境条件良好的居家处所。     

成都锦里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整合开发研究

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是人文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区域经济效益、促进区域旅游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锦里民俗文化一条街的民俗旅游资源可以划分为4大类,10亚类;其中包含了6项旅游产品要素、10项旅游产品类型、若干旅游产品项目。以蜀汉三国文化为支撑,以川西民风、民俗为内涵,融合成都特有的休闲文化气氛,锦里民俗文化街在主题形象定位、产品功能设计、经营管理模式等方面形成了一条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成功模式。     

成都:从"中心城市"到"田园城市"

超大规模的“中心城市”发展模式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促进的结果,生产要素组织成本最小化的规律,导致工业化时期城市发展的“摊大饼”模式。“城市病”的内逼和交通条件降低物流成本的外引,导致了“逆城市化”现象的产生。“田园城市”理想在后工业化时期得到广泛的响应。成都市的统筹城乡进程是对效率约束下城市化模式的调整,是对城乡资源从公平角度的重新分配,是对后工业化时期城市建设规划的提前布局。     

"滇池"本在成都平原考

自来学界认为上古时期的"滇池"一直就在今云南高原,由此导致西南上古历史中很多问题无从解决.本文通过搜集、分析现代技术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认为战国后期以前的"滇池"必是在今成都平原.只是由于战国后期蜀部族人的南迁,"滇池"之名才被带到今云南高原上.此结论的取得,可以使西南上古历史、地理、民族等方面的诸多谜题获得科学而合理的答案.     

中国文学史上的"古代"与"近代"

考察整个中国传统文学史,即可发现其文学发展上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古时候很长期间,以诗为中心成就盛大的发展,而到某一时期,其发展停滞,显示失去自己文学传统的现象,传统的丧失,自然带来创造和发展能力的丧失.据此如果将中国文学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应称前时期为"古代",后时期为"近代"."古代"转变为"近代"的时期为北宋末年(1126)前后,这时不但在文学,整个中国文化都开始变化.这变化从安史之乱开始发动,发动这变化的是当时中国周边异族的影响与压力.又南宋的新儒学也有反文学反文化的倾向,结果支持这种中国文化的转变.     

论古代埃及文学中的“毒美人”

本文运用女性主义、原型批评等方法，分析了古代埃及文学中攫取权力、制造死亡的恐怖母神，令人疯狂沉迷，导致毁灭的妖女，不守妇道、见异思迁的妻子等“毒美人”形象，解读其复杂性，揭示“毒美人”形象在男权社会中的精神和文化特质，展现其文学与文化意义。并从传统人性中的善恶二分、男权中心社会、男性作家的女性观等方面探讨其成因。     

试论日本古代“文学”的范畴意识

古代日本从中国直接引进中国的“文学”概念,意指儒教、经学与文章之学。直到近世以后,才把“文”、“学”分离;幕府时期,本居宣长主张“和歌”和“物语”的独立,彻底与儒、佛的道德说教分道扬镳,标志着日本古代“文学”范畴意识的真正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