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语堂对儒家文化的人文主义诠释

林语堂通过概念解析、形象重塑和体系建构等方式,对儒家文化从人文主义角度进行了创造性诠释。他摒弃了儒家的“忠孝节义”的伦理纲常,也淡化“仁、义、礼、智、信”等传统道德规范,而是强调它的世俗精神,借此否定基督教中虚无缥缈的来世和天国;同时针对西方科学理性以及逻辑思维方式,他提倡儒家文化的近情性和简朴性,以对西方文化进行深层次的精神补阙。     

论刘熙载《艺概·文概》中的散文思想

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的散文思想相当丰富而独特。他论文宗奉“六经”,同时兼取陆、王心学;既强调文章的现实功用,又不忽视散文的审美特性;尊崇史传,却不排斥其他文章,主张文史兼济;对散文文体不作细分,详谈“叙事”、“论事”二法;提倡“法古”,同时重视文学的时代性与独创精神。     

阐释孔子的“孝”论

孔子认为“孝”是“仁”的基础。他提倡敬重父母、子承父志、慎终追远,认为个体精神自觉是行孝的基本原则。“孝”与政治具有一致性,二者是分不开的。同时,孔子还提倡崇拜祖先,祭祀鬼神。     

茅盾与文学上的自然主义

探究茅盾前期为人生的进化文学观的渊源,不能不对他与自然主义文艺思潮的关系作一番具体深入的考察与分析。“五四”前后,茅盾曾积极鼓吹和提倡过西方的自然主义,“主张吸取以左拉为首的法国兴盛时期的自然主义,作为当务之急”。然而,他在最近出版的《我走过的道路》一书中却说:“我主张先要大力地介绍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但又坚决地反对提倡它们。”若全面以观,他对自然主义的态度常常是又怀疑又相信,并且前后尚有变化。他不仅认为“文学上的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实为一物”,而且通过一九二二年的“自然主义的论战”越发坚信并“提倡文学上的自然主义”了。我认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提倡不提倡(即使提倡它     

《老子》的道德思路梳理

《老子》的道德思路是：因社会生活的失序即德的问题引发对道的思考;从道中寻找社会之德的根基,道的天性是“自然”,故人类社会的伦理规范或“德”就是“无为”;要体悟自然之道,达到无为之德,需要认识到道与世俗价值观念的相反性,即“反”,同时要做到“返”,即放下对社会所提倡的价值规范的操持,剥离社会习俗的痕迹,回复到一种无欲无知的纯朴。当然,老子论道既因德起,其目的也还是落实于德。     

李贽对晚清山西思想解放的影响

李贽是明朝中后期著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内容丰富,别具一格。他肯定私欲的合理性,重视商业和商人;主张因材施教,提倡经世致用;主张“三教本一”和“三教平等”等。这些思想均对晚清山西思想解放产生了一定影响。     

荀子伦理思想初探

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性恶论”是其独具特色的思想观点。在“性恶论”的理论基础上,荀子主张“化性起伪”;在义利观上,他主张“义利并举”;在政治思想上,他提倡“隆礼重法”。     

论王充的史学功能观

王充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史学的功能有自己的见解,认识到史学对社会、国家、人生修养等都有重要作用。他不仅提出了对《春秋》褒贬功能的看法,认识到史学的主要功用在于“载人之行,传人之名”,达到“惩恶劝善”,提出撰写史书要如实记载;而且认识到发挥这一功用必须注意方式方法;还说明了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强调史学要有益于国,可补于化。这些理论成就对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黄庭坚的书法艺术观

黄庭坚是我国著名诗人和书法家,他开创的“江西诗派”形成了宋诗的新面貌,在书法方面提倡以“韵”为主,进一步深化了苏轼提倡的尚“意”书风。黄庭坚书法艺术形成了完整而独特的艺术审美观,“自成一家”的思想对后世影响非常大。     

刘知几小说观念探析

刘知几虽仍恪守《汉志》小说观念,却又非全剿袭《汉志》旧说,其小说观念不只限于街谈巷语,还包括苟谈怪异、务述妖邪之杂记。同时,他还充分认识到了方士小说的虚构特性。尽管他把街谈巷语和务述妖邪的小说纳入历史的范畴,但他也充分认识到了外传小说的文学特性,这对中国小说由古变今——从“街谈巷语”到“某种长度的虚构故事”这一发展历程来说,其意义无疑是积极的。因此,无论他对这些特性采取何种态度,都对小说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小说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致良知与致中和——王阳明中和论思想发微

王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王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等重要思想。王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王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沈约"声律论"再审视

沈约是发明四声的重要奠基者,也是将"四声"引入诗歌理论的首创者。"用四声以制韵"是"永明体"诗歌的核心特征,其具体内容是指:一句之中,必须避免同声同韵的字重复使用,并以"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为标准达到字调的相间。"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不仅不是"病犯"而是"用四声以制韵"的"韵",它只有在并提时才具有意义。沈约没有提出过"八病"之说,"八病"是后人基于"八体"言论而产生的一种附会,而将"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归入"八病"则是附会之上的附会。沈约的《答陆厥书》等文章廓清了"四声"与"五音"的区别。他的"声律论"建立了诗歌由古体向近体过渡的桥梁,也导致了"拘声韵"的后果。     

王船山先生的理想人格

王船山是明末清初的儒学思想家,他继承北宋大儒张载之学,发挥《易》学中“自强不息,君子日动”的精义,以自强不息的理想人格为支撑来表达其民族思想和志节操守。得出了救国必先救人,革故鼎新必先陶铸民魂、锤炼人格的历史性结论。只有一代光明俊伟、全面发展的新人的崛起与成长,才能迎来中华民族光辉的明天。     

自由发展与和谐社会——阿马蒂亚·森的发展思想及其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重建经济学的伦理层面"的阿马蒂亚.森被称做"经济学的良心"。他认为,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自由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森的这种"以自由看待发展"的思想,对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尼采: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海德格尔论尼采与形而上学

尼采把虚无主义的病根归结为形而上学,并试图通过基于强力意志的"重估一切价值"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来克服形而上学和虚无主义。海德格尔认为,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他不仅是一位规定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家,而且建构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即极端的主体性形而上学,所以,在尼采那里,虚无主义和形而上学不但没有被克服,反而得以完成。当然,关于尼采是否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还值得商榷。     

《儒林外史》新议

《儒林外史》首先是一部为"儒林"立品的正面文章,其次才是为"世人"矫俗的"讽刺之书"。它并无教人一定不科举、不征辟、不做官、不要"功名富贵"的意思。它只是把"富贵功名"与"性命"相对比,把科举做官等"荣身之路"与"文行出处"相对比,强调"性命"即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带有"复古"倾向的理想主义者,遭遇"一代文人有厄"的时局,所以小说更多对"风尘恶俗"的讽刺与批判。《儒林外史》不仅为明清二代的"儒林"写照,而且为古往今来的读书人写心。它是我国第一部深入探讨知识分子命运及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思想家的小说,它"足称讽刺之书",是我国社会小说的开山之作。     

朱熹理学世界中的性情论

朱熹注《中庸》时,追求义理上的贯通,发明“中和新说”,明确指出“中和”乃兼言性情,“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子在贯释孟子“四端”、“四德”说时,也依循伊川的思路,作出了性情论的理解。朱熹的性情论说解,是针对佛禅的“反情”、“恶情”说,李翱等人的“灭情”说而提出的重情的主张;而其“心统性情”论中的“心”,则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达于“理”,这也同佛禅之“心”及受佛禅影响之“心即理”说划清了界线。     

“郑声淫”意义阐释

《诗经》不仅反映了当时“饥者”之苦、“劳者”之辛,还反映了“爱者”之情。从《郑风》之诗、“郑声”之谓、“郑声”之“淫”三个方面分析可以看出,一为孔子所言“郑声淫”意在“声之过中”而与淫乱无涉,一为“郑声”的抒情指向实属“爱者歌其情”。从中或可意会孔子重礼亦重情的论诗思想。     

章学诚史传论三题

章学诚通过对"列女传"内涵的阐释,扩大了女性立传的范围,这是章学诚在封建道德范围内的对妇女人格日趋单一化的反拨。章学诚不仅唯"史意"是求,而且留心"史例",提倡建立《帝王传》与《史官传》:前者出于其对"本纪"的独特见解,《帝王传》的创立有利于解决《本纪》一身双任带来的尴尬;后者不仅是出于一种史家类群自我存在的认识,更表现为一种史学学术史意识。     

“生之谓性”与“天命之谓性”--程明道“性”论研究

在北宋诸儒中,程颢"性"的学说极富有特色,它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朱子,而且本身就是湖湘学统的源头所在,形成宋明道学中颇具特色的一大传统.程颢在论性时,虽然借用告子"生之谓性"的说法,但实质上是将<中庸>之本然的"天命之性"涵摄"生之谓性"并赋予了它全新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程颢提出"性即气、气即性"这一命题,指出本然之性代表着一种性气未曾分离的更为原初的关系,进而他认为这种本然之性超越善恶,作为价值判断之善恶乃从本然之性中派生出来,非性之本身,从而为其工夫理论确立了本体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