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学派的文艺研究及其理论建构

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关注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经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重视文化形态的意识形态机制,荷兰阿姆斯特丹学派的文化分析强调作为文化存在的研究对象。有鉴于文化研究在经验与结构之间的范式争议,文化分析主张从“文化本体”到“文化指涉”的理论转向。比较和对照文化研究的理论观念与范式,本文主张从作品到文本的范式转型,以此考察文化文本作为文化分析的理论基点,强调从文化到文化性的视域融合,以此梳理“文化指涉”作为文化分析的批评视角,探讨“会思考的艺术”作为文化分析的理论对象。     

文化诗学与华文文学批评--关于"华人文化诗学"的构想

"华人文化诗学"意味着华文文学批评重心的转移,即从重视中国文化/文学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到突出华人与华文文学主体性的转移,从中国视域为主导的批评范式转向以华人为中心的"共同诗学"与"地方知识"双重视域的整合."华人文化诗学"主张从纯审美研究视域转向文化政治阐释.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变——从传统社会批判理论到交往行为理论

随着时代的变化、研究主题的转换,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形态也经历了异化理论、物化理论到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等诸形态的演进.但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开始,这种一以贯之的"意识哲学"基础的理论演进却发生了转向.哈贝马斯在克服传统社会批判理论不足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时创建了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理论的创立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一次范式转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示.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非物质文化观念考辨

文化诗学的理论视角渗透到当下中国的非物质文化思潮.在研究对象层面,它提倡非物质文化研究重新回到文艺传播的社会空间,关注文化生产的民间经验;在理论范式层面,它重视文艺作品的社会属性和传播结构,突出非物质文化的社会建构和历史传播;在价值体系层面,它主张从文化符号转向社会文化,从历史传统转向文化认同.文化诗学为非物质文化所提供的,不仅是活态历史的理论视角,而且是民间经验的诗学空间.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变——从传统社会批判理论到交往行为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形态经历了异化理论、物化理论到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演进。但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开始,这种一以贯之的"意识哲学"基础的理论演进却发生了转向。哈贝马斯在克服传统社会批判理论不足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时创建了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理论的创立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一次范式转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示。     

从“美学的革命”到“革命的美学”——法兰克福学派艺术自律思想的批判性考察

从康德到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自律思想可以描述为"从美学的革命到革命的美学"。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侧重艺术功能论意义上的艺术自律性探讨,具体表现为对现代艺术的推崇和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两个方面,主张通过艺术的自律性来实现社会批判和人的自由解放的革命目标。这样一来,以自身为目的的艺术自律性又成了实现他律性目标的手段,艺术自律性问题在社会批判视野中的悖论由此显现。对这一问题的厘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批判理论的思想精华,也为中国当代美学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思路。     

西方国家利益理论研究的建构主义转向

建构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温特在批判了主流学派基于无政府性和物质主义的研究范式后,基于整体主义和理念主义原则,实现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向。以研究范式的转向为基础,国家利益理论研究也实现了转向,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利益不是由物质性因素建构,而是由观念因素建构;在国家利益的内容上,建构主义认为应包括生存、独立、经济财富和集体自尊。建构主义的国家利益理论既有现实性,又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     

洛文塔尔文学传播理论研究

作为批判的文学传播理论的奠基人,洛文塔尔始终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应用于文学、文化和社会问题的分析研究,在文学理论、通俗文化理论和批判传播理论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他的文学传播研究不仅揭开了西方文学研究的传播学转向的序幕,而且有效地把批判理论、文学理论和传播理论综合起来,建构了"理论力场"方法论和"理解力场"等独特范畴,这使其文学传播理论形成了鲜明的理论特色和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     

从文化的批判走向哲学的批判——论卡西尔文化哲学的体系逻辑

卡西尔文化哲学经历了从文化批判走向哲学批判的独特道路,存在着从认识论到人类学的立场转换,发生了一场哲学观的变革。首先,符号形式哲学在认识论立场上实现了从理性批判到文化批判的现代转向,推进和深化了现代哲学的文化转向;进而,文化批判从文化的理论问题转变为文化的实践和伦理问题,文化哲学从实践诉求转变发展为人本主义转向。由此,人类文化哲学在人类学立场上实现了从文化批判到哲学批判的变革,从文化视角提出并回答了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卡西尔文化哲学体系作为现代哲学的发展形态,除了先验性、唯心论、精神性之类的基本问题外,根本问题在于以文化视角作为文化哲学不自觉的理论前提。     

翻译学中的文化转向研究

翻译学中的文化转向这一译学理论使翻译研究范式从纯语言层面转向文化层面,为翻译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文化转向在扩展研究领域、开拓研究思路的同时,也使翻译研究的边界日益模糊,因此,我们应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来看文化转向对翻译学的影响.面对文化转向研究的现状,研究者们必须采取有效的策略,明确译学的任务,更新译学观念,拓展翻译研究的空间.     

文化学的文化批评模式探讨

文化批评并不仅限于文化批判。文化学的文化批评着眼于人类文化,坚持文化主义的理论立场,是与政治诗学的文化批评不同的一种文化批评模式。探讨文化学文化批评的批评立场、问题域、批评特征等问题,有助于澄清对文化批评的模糊认识。     

文化与诗学的互构——“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之辨

“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是两种殊名异义、学理维度有别的文艺文化思潮。“文化研究”是对日常生活文化、大众文化,包括各种流行文化、消费文化的研究,它可以是日常生活的美学研究,也可以是泛文化研究;而“文化诗学”是基于“诗学”审美品格的学科前提基础上而言的,是一种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互涵互构的研究,并且其文化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具有诗意审美维度的文化。“文化诗学”包含两个研究向度：一是文学的文化研究,即应该研究文本中的文化,重视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的互涵互构关系,激活传统;二是文化的文学性研究,即应该研究文化中的文本,研究当下日常生活中各种鲜活的具有文学性的艺术形态,关注现实。     

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解读

道格拉斯·凯尔纳是西方著名的文化批判家,本文以其《媒体奇观》一书为蓝本,对其“媒体奇观”概念进行解读,从理论解析到理论溯源,深入分析理论内涵,介绍凯尔纳的“诊断式批判”的研究方法.并从政治角度探讨媒体奇观在美国国内政界的应用以及美国文化输出的实质,最后结合实例分析,简要提出对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借鉴意义.     

试论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

文化研究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前者以一切文化现象为对象;后者亦即文化批评则主要把文化研究的方法与旨趣引入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范式,与它相对的不是文学研究而是审美研究。事实上,文化批评恰恰极大地得益于文学批评"内部研究"中发展起来的语言学、符号学与叙述学这些被认为是"文学的本体批评"的分析工具与分析方法。文化批评与形式主义或审美研究的真正差别在于它们解读文本的方式、目的、旨趣不同,文化批评的目的主要是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一权力关系。     

文化研究:翻译学科的发展方向或建构策略

近年来我国译学界发生了所谓"文化转向",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文化研究的出现有其特定的根据和背景。它使得翻译研究从文本分析走出来,走向文本背后的社会话语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从而拓宽和深化了翻译研究的维度。我国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由来有其特定的根据和背景,文化转向更多地说是翻译学科建构的策略,而不应当是翻译研究发展的主要方向,因为文化研究的"反学科"性消弭了翻译研究的学科性。文化研究只能成为翻译多元研究中的一元,脱离语言本体,翻译研究将迷失自我。我们应当加强学科意识,向文化研究学习其开放性,在学科建设过程中保持自我反思,谨防沦为西方文化的附庸。     

马克思主义能否通过文化理论走向日常生活?——试析20世纪70年代之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明显地存在着一个“文化转向”,这种转向也明显地改变了由卢卡奇奠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虽然它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为发挥其资本主义批判功能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路径,并借助文化批评在全球理论空间中占据了一个独特位置,甚至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它亦向马克思主义元理论提出了新的诉求甚至挑战。在根本上,文化转向实质性地改写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属性,把它从反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转化成一般的反权力文化实践,从生产方式变革理论转化为生活方式选择理论,从历史理论转化为文本(话语)理论。因此,尽管文化理论突出了以日常生活为中轴的总体社会革命的重要意义,但目前仍难从其操作路径看到这一目标实现的可能性,亦很难将之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的建构方向。     

"文化研究"的兴盛与意识形态的"退却"

"文化研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而备受青睐的"意识形态"研究好像退出了文学研究的历史舞台。本文试图在阐明"文化研究"、"意识形态"概念内涵,辨析二者差异、互补关系的基础上揭橥"意识形态"在现时语境下的"改头换面"。     

文学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科学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为一切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为文学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提供了方向。翻译研究必须与文化研究、文化转向相互结合,形成互动。只有让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走出各自的象牙塔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挖掘文字背后的文化渊源、发挥翻译的强大功能并形成指导翻译实践的宏观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