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闭关政策”与封建文化心理

本文认为,封建社会大一统的“天下中心”观念,等级秩序的“礼法”观念,“贵义贱利”的价值观念,是清朝“闭关政策”和近代闭关文化心理赖以持续和生存的广厚土壤。清政府的“闭关政策”虽然在鸦片战争后不复存在,但闭关的文化心理却依旧存续。近代的“中体西用”和“西学中源”就是这种闭关文化心理的突出表现。     

先秦传统义利观浅析

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的关系是经济伦理的核心。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的“义利观”一直推崇“贵义贱利”；然而，梳理先秦诸子“义利观”可以看出先秦各家并非都主张“重义轻利”、“贵义贱利”，即使儒家也要具体分析，还要看到其时代演化。     

从“良法之治”到“制约权力”——古代西方法治理论的发展轨迹

从西方古代法治理论的源流来看 ,希腊人把法治从“尚法”观念演绎成“良法之治”,罗马人则把法治从希腊人的“良法之治”推进到“制约权力”,而近代西方法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渊源于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智慧。因而 ,如果说古希腊是西方法治思想和理论的源头 ,那么古罗马则架起了古代西方法治理论与近代法治理论的桥梁。     

中国近代“人”的观念变革——以康有为“以元解人”为例

伴随西方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引入，近代思想家逐步走出传统的人伦道德的世界重新对“人”加以界定和把握，实现了近代“人”的观念的变革。康有为通过“以气显元”、“以物显元”和“以仁显元”三个维度的理论展开，最终在“以元解人”的思想高度上为近代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原则奠定了形而上之据，在传统儒学与近代西方价值观的相互融合中实现了近代人道观对传统人道观的超越，彰显了近代中国人的观念变革自身演进的内在动因和内在生成的思想资源。     

17世纪以降中日“脱夷”思想的形成与影响

明清鼎革之后，中日两国围绕着“华夷之辨”而展开“脱夷”思想的建构。一方面，清统治阶层通过构建“华夷一家”而消弭“华夷之辨”的紧张性，为其统治中国提供了学理依据；一方面，日本江户学人则视中国大陆发生了“华夷变态”,并由此塑造“日本为中华”的优越论。这两种似同实异的“脱夷”思想更间接影响了西方“民族观”在近代中日的传播与演变。换言之，近代中日两国对西方“民族”观念的不同接受历程，正是明清鼎革后中日“脱夷”思想在近代的回响。     

大学通识教育何时脱离“读经典”的困局

近年来，在中国大学通识教育中，人文经典文本的研读渐渐成为教学核心，“经典阅读”类型的课程受到热捧。部分高校将“读经典”奉为圭臬，几乎将通识教育等同于“经典文本教育”，甚至因此主张学生普遍学习古典语言。但就近年来的教育结果来看，这种教育模式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将通识教育推入了一种困局。在部分高校，通识教育成为了一种狭窄的、专门的人文教育。众所周知，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是西方舶来品，而在西方通识教育中，所谓的“经典阅读”隐藏着“神秘主义”“符号性”“文化崇拜”等理念缺陷。在近代，“经典阅读”的崇尚是西方高等教育为了应对技术理性主义而发起的一场教育浪漫主义运动，这恰好也迎合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对传统书院的精神依恋。     

论清末“以警御侮”的警政思想

“以警御侮”的思想产生于清末对西方近代警察制度的探索过程中。清末是中国传统治安走向终结的时期，也是西方近代警察制度引进萌生的阶段。从改良派到维新派，从封疆大吏到中下级士绅，均有代表人物赋予警察以“御侮”的职能。“以警御侮”的思想对中国近代警察的建立有着深远影响，其内容与渊源值得我们思索。     

封建经济思想“三大教条”的没落——再论近代进步思想家对“三大教条”的批判

封建经济思想“三大教条”(即“贵义贱利”、“重本抑末”、“黜奢崇俭”)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正统经济思想和基本国策。它是一种维护封建自然经济,敌视和排斥商品货币经济的理论。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后期,不仅严重地束缚着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进步起着巨大的压抑和窒息作用。虽然“三大教条”从它一开始形成起,就不断受到中国古代进步思想家的非议和批判(见拙著:《略论古代思想家对封建经济思想     

关于哲学对科技影响的一项实证研究──刍议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哲学原因

该文从哲学史的角度分析、探讨了造成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原因，从而对“哲学影响科技发展”这一一般性命题进行了一种具体的实证研究。作者认为，我国传统哲学本体观中无论是唯心主义的“天”、“理”、“心”还是唯物主义的“气”，都对科学技术无甚益处；哲学思维及体系的高度伦理化是导致科学的技术化的认识根源；主观内求的方法和笺注经书的传统同科技发展的规律与要求背道而驰；孔子“轻自然、斥技艺”思想的扩大化给科技发展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贵义贱利、重农抑商、以贫为荣等价值观念则对科技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阻滞作用。     

容闳与近代“西学东渐”

容闳是中国近代“西学东渐”，即将西方近代文明输入中国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早年留学美国，没有同时代中国人身上过重的传统包袱，所以能毫无顾忌地向中国引进西方文明。他提议并帮助洋务派建成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新式军事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建议并竭力促成了中国派出近代第一批公费留美学生，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生和发展。     

论邓小平的“义”“利”观

邓小平的“义”利”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过程性、具体性的色彩，因而是辩证的、科学的“义”利”观。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一“义“利”观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正确理论，它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而成为我们的政策导向，它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以及“两手都要硬”的行动方案中得到了升华。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我们依然需要得到这一理论的指导。     

孙中山“农地”思想初探

国民党“一大”颁布的旨在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纲，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对“农地”问题进行长达30余年研究的结果。其核心思想是：用西方先进科技改造农业，发展生产，用和平方式而不是阶级斗争方式平均地权。孙中山的“农地”思想构筑了国民党国民革命时期关于农民政策的基础，但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不成熟，决定了其必然具有空想性的特征。     

“逻各斯”言说的精神

在古希腊哲学时期，逻各斯精神是一种开放精神，这一精神作为开放世界和开放社会的哲学理念保持至今，逻各斯精神经柏拉图时期被误解后的回归，又被西方近代哲学重新赋予自由，开放的时代意义，当代哲学由此以“对话”意义或“对话”理论来彰显逻各斯的开放精神。“对话”是逻各斯精神历经几千年而仍具其时代精神的根本原因。     

孔子重义轻利思想辨析

在中国思想史上,孔子是最早探讨义利问题的人。他的重义轻利思想是后来儒家“贵义贱利”思想的滥觞。孟子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董仲舒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以及程朱学派的“存天理,灭人欲”等等,无一不源于孔子重义轻利思想。正因为这样,倒使得我们以往在研究和评价孔子义利思想的时候,模糊了它与程朱等人义利观的原则性区别,忽视了它里面的许多合理成份。     

近代“学术独立”观念辨析

近代学人提出的“学术独立”观念,一直是中国社会颇具争议的问题。事实上,立于近代语境中深入考察,其涵义实多歧而微妙。它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一个侧面,寻求中国学术能独立于西方;也是近代学人追求学术自由的一种反映,吁求学术能独立于政治;更是近代学人治学态度的体现,对实用价值的一种超越,即学术能独立于“致用”。     

侨词来归与近代中日文化互动——以“卫生”“物理”“小说”为例

在中、西、日文化互动过程中，有一批汉字术语经历了从中国古典词一传输日本一日本借以对译西洋概念，使其内涵发生近代转换转换后的该汉字术语又传输回中国。此种“侨词来归”，正是中日文化面对西方文化东渐而发生互动的一种表现形态。本文以“卫生”、“物理”、“小说”为例，阐述此一论题。     

曾国藩文化思想的“兼容并蓄”性

曾国藩文化思想是一个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同时杂糅一切对其有利的诸子百家思想及西方近代文化而构成的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思想理论体系。“兼容并蓄”性是其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具体体现为义理与经世致用、儒学与诸子百家、宋学与汉学、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四个方面的兼容。     

近代“乡村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新“十字军”东侵

近代西方侵略对于下层社会而言，感觉最强烈者是教会势力的扩张。几十年的反洋教风波，一方面使民众通过对清廷的亲和增强了民族向心力；另一方面，民众意识框架内渗入了近代国家观念，原有的“天下观”开始动摇。乡村民族主义具有进步意义，又充斥着落后的排外主义情绪，它是近代民众思潮的主导意识之一。只有恰当地把握它，方能深入了解近代历史进程。     

“经世致用”与学习西方

在十八世纪以后,“经世致用”思想促进了龚自珍、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的形成,影响了一代士风,促进了向西方学习,更新了社会观念。而不同的政j台集团,又表现出对这一思想的认识差异。近代知识分子在吸收西方文化思想时,总是循着传统文化,去寻求中西学的结合,从而提出“中体西用”的观点。探究“经世致用”这一传统思想在近代的演变轨迹,对于如何真正解决中西学的结合问题,是富有启迪意义的。     

略论“全球化”时代“儒家伦理观”的意义

“全球化”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在靠近我们。由于受人类自私地利用自然的欲望支配,我们陷入了近代理性所引起的人类生存危机的悲剧之中。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前面的道路不应该是以盲目地模仿西方的“工具理性”为中心的近代化。在“全球化”时代里,“儒家伦理观”具有不可替代的推广价值。